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加王敦江州牧，王导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导咨嗟称善。和，荣之族子也。
司马睿在位六年，王敦在外主军，王导在内主政，这个格局基本上没动。
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察治区，然后一一听取他们汇报，主要是想借此评估一下地方官的得失。
顾荣的儿子顾和也在“八部从事”之列，他回来向王导汇报时，没有什么材料，反而振振有词：“您作为宰辅，应该抓大放小，宰相肚里能撑船，如果真要网织查访地方官员的过失，也应该是‘网漏吞舟’，怎么能听取这些中央巡察大员走马观花后的一面之词，老揪下面的小辫子呢？人至察、水至清可不好啊。”
王导听罢，一边做恍然大悟状一边点头“咨嗟称善”。
其实，王导要抓人事权，“察察为政”是必需的。在权力场，任命、提拔官员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但是你要行使好这个权力，必需要有知情权和考察权。按照正常状态，两千石官员的任免皇帝应该亲自过问，皇帝如果不够勤政，他只能向王导这样的宰辅咨询。王导这时肚子里绝对“网漏吞舟”，而且是要将帝国的高干档案全部码整齐了，随时以备调用，他在关键时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政治命运。所以，很多情况下，决定权又决定于知情权，要想把官场生态人事派系整明白，必需为政察察，把省部级干部全装在自己夹袋里，地市级忽略不计，这就是抓大放小。在清朝，皇帝比较勤奋，都声称要“打好这份工”，所以像雍正皇帝几乎和所有重要的地方大员都有密札往来，连知情权都不假外人掌握，都是自己一手操办。慈禧太后也有一个习惯，就是三品以上官员外放时，她都要亲自召见。所谓人事权，就是老板脑子里有人，有事的时候可以找到做事的人，倘若老是事到临头才张罗人，这个权力肯定会旁落左右。
王导还要对顾和的批评点头称善。首先，宰辅的大度客气是要有的，顾荣、纪瞻、贺循等，都是江南地方派，对地头蛇二代客气一点没有损失；王导和顾和考虑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也不在一个频道，他也犯不着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说出来取得对方的理解；王导只是要了解地方的情形，并不一定要对地方的各种贪渎违法事由全部一一处置，这又涉及为政宽严的老话题上了，在这个层面，“网漏吞舟”也许确实打动了王导。
永嘉初（307年），司马睿南下过江，就有录事参军陈（yūn）向司马睿和王导建议：改革西晋之制，破除流风相染的恶习，要求官员小心恭守，不要再放肆清谈，明信赏罚，严正纲纪。
陈“出于寒微，数为正论，府中多恶之”，王导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出为谯郡太守”。
西晋亡败，洛中浩劫，如此惨痛的教训，按照常理，当局者应该深刻反思，南渡之后也应该有一些改弦易辙拨乱反正之举，但是主导内政的王导，遵循的是保守路线，不是改革路线。他迫切需要掌控一切，却没有想着改变什么。
司马睿做了皇帝，立皇太子司马绍，“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yǐ）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司马睿不仅让太子思想上接受“用申、韩以救世”，而且为太子指定了“太子党”，其中庾亮后来就和王导针锋相对。
司马睿喜好法家刑名之学，但是他对陈综名责实的建议却没有采纳，或者说隔着王导也没法采纳，是不是自己无法作为，才向太子赐《韩非》书？
是年六月，司马睿任命刁协为尚书令，刁协“性刚悍，与物多忤，与侍中刘隗（wěi）俱为帝所宠任”。司马睿宠任刘隗、刁协干了些什么呢？“欲矫时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强”。这些人和他们做的事“为王氏所疾”，并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刻碎之政”，这显然和“网漏吞舟”是两种政策两种政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王导和顾和（代表江南士族）都主张不折腾，不改变，甚至是不作为，因为这样，他们的利益才能是最大化。
刘隗和刁协主张“崇上抑下”，这是典型的法家思维，加强君权，针对的正是分享君权的王氏。因为政治主张是严肃纲纪，强化管理考核，加之性格也就刚忤，刁协“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皆侧目惮之”，不像王导这样温润如玉讨人喜欢，所以政见之争最后肯定变成人品性格的冲突，结果是没有对错，只有一地鸡毛——中国的政治大抵如是。
是年，除了提拔任用刘隗、刁协，司马睿还发起过一次反思论坛，“诏群公卿士各陈得失”。御史中丞熊远的上疏，以为：
“胡贼猾夏，梓宫未返，而不能遣军进讨，一失也；
“群官不以仇贼未报为耻，务在调戏、酒食而已，二失也；
“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惟事请托，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三失也。”
熊先生沉痛地指出：“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安得朝有辨争之臣，……又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以才不济务，奸无所惩。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乱，难矣！”
锐圆哥哥只能点头附和：“难矣！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