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安皇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
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赦天下。
……
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务思变复，以助不逮”。
壬寅，司徒鲁恭罢。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门下耆生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亦不借之议论。学者受业，必穷核问难，道成，然后谢遣之。学者曰：“鲁公谢与议论，不可虚得。”
这一年的三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发生了饥荒。京师洛阳首善之地居然出现了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出现了这种情况，按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这应该由皇帝出面作检讨，说sorry，可是皇帝还是个小孩子，况且皇家已经早就学会了乾坤挪移大法，这种责任下放到三公九卿身上了。
三公九卿于是跪在宫门之外，向老天爷也向皇帝请罪，邓太后代表皇帝下诏：“你们要修正错误，改进工作，帮助我完成抗击灾难的任务。”听这口气，太后老佛爷似乎不追究这帮官老爷了。
随后，主管行政事务的三公之一的司徒鲁恭被罢免。
汉末学者仲长统说，光武皇帝刘秀借鉴了前汉“数世之失权”、“强臣之窃命”的教训，所以，就矫枉过正，加强皇帝的权力，缩小丞相的权力。因此，“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事归台阁是汉武帝创制的，台阁就是皇帝办公室，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所以后来，皇办主任（尚书令或领尚书事）的权力大于朝廷的丞相，这种体制运用起来，也是奥妙无穷，皇帝哥哥都喜欢。
朝廷的三公也不全是摆设，从鲁恭的情况看，他有举荐各级官员的职责和权力，有一个细节在这里说一下。从汉代开始，用鸿学大儒任三公，这些人往往会有双重身份，一是朝廷的大官，二是学术界的大师，起码是博士生导师。这种一身兼官学两界的状况，一直是中国政治特别是相权演变的重要看点，这个特点在漫长的皇帝专制历史演变中，忽隐忽现，从汉到清，一直存在。在鲁恭时代，不论他是公学的兼职教授，还是私学的老板兼教授，他在从政之余确实是以教授的身份带着学生，这种情况就为他举荐安排自己的学生到各级领导干部岗位创造了方便条件。在这个位子上多待几年，门生故吏遍及朝廷、地方的局面一定会形成，这对皇权不是一种侵犯也是一种对抗。
后来，朝廷的大臣们不能继续自己带研究生了，参加科举的学子，从名义上讲都是“天子门生”，皇帝不管年龄大小，学养如何，天下第一师的交椅是坐定了的。蒋介石喜欢部下叫校长，毛泽东晚年，对林彪的“四个伟大”有微词，但其中第一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他老人家还是笑纳了。
皇帝逐步向丞相夺权，其中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就是导师权。天地君亲师，是谓五伦，这里面的“师”，我看最好不要理解为村办老师、中学老师甚至大学老师，而是把你从学生改变为吃公家饭的那个伟大导师，是把你从低级公务员提拔到重要岗位的类似于黄埔军校、中央党校的校长。
相权中隐含的导师权，也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被剥夺掉的，在科举时代，主考官坦然地做着考生们的老师，公开接受师生名分，同一科的考生也以同学相处，在官场上互为奥援。
总之，专制制度的家天下，首先是皇帝的天下，这种自私的模式，朝廷大老们不可能不学习借鉴，天下为公从来就是话一句耳。
史书上讲鲁恭向朝廷举荐了几十人，但其中没有自己的学生(不知道有没有和同僚默契相互举荐)，他的这个光辉事迹能见诸史册，正说明“门下耆生”多蒙当权者举荐安排是一种普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