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孝宣皇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
张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辞禄,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安世谨慎周密,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安世自见父子尊显,怀不自安,为子延寿求出补吏,上以为北地太守;岁余,上闵安世年老,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
张安世可以说是三朝元老了,人老成精。
张安世张老伯处世谨慎,做事周密。皇帝每议大政,包括重大的人事任免,都要请老伯伯参与决策,在决定以后还没有公布的这段时间里,老伯伯一定是在别墅养病,等到诏令颁布,老伯伯做吃惊状:“哇,中央又有最新决策了。”他对幕僚们说:“你们赶紧到丞相那里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咱们要认真学习中央的新精神,不能掉队哦。”他这么一做作,好多人以为他已经边缘化了呢。
老伯伯的做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他这么做的道理却是值得推荐的。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这个失身,不是被色狼强暴,而是被皇帝或者上级砍头。
保密,现在我们都认为是一种制度,一种纪律,那是对低层次的人说的。不能说的,一辈子不说;不能提前说的,一分钟也不提前说。不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这一条都很重要。很多人爱显摆,以资讯强为荣耀,到哪里都爱吹,越是重要的机密越存不住,越想找人倾诉,这种人表面上很受欢迎,但等到了关键时刻,这种人是很难进核心圈子里的。
刘邦夸周勃“厚重少文”,一方面是说他文化水平低一些,但核心的指向是他比较“讷”,城府深,有话能兜住,有机密能守住,有大事可托付。这种素质有时候可能是天生的,有的人天生是小喇叭,有的人天生是闷葫芦。生来就是沉默是金的性格,我们就不说了,那么,生性比较活跃,平常话也比较多,爱和人交流的人,能不能修炼“静默”的功夫呢?
真正高水平的,不是周勃这样可能是天生比较闷的人,而是经风雨见世面多了,深知做人处事的要害,才会表面上嘴巴上嘻嘻哈哈,肚子里雷霆万钧。
能守住机密,关键是能修正掉爱显摆的虚荣心。泄露秘密是有快感的,是能从听者的神色表情中得到快乐的。“真的?”“你怎么知道的?”“哎呀,你真是消息灵通啊!”就是这么几句话,让我们深感满足,把不该说的话说出去了。当你一旦养成这种习惯,不客气地说,你可能从此就没有机密了,你能知道的、能吹嘘的,不过是街头巷尾大婶大嫂们谈剩下的。
记住,你在出卖机密的同时,就出卖了自己的浅薄,就和那个徐铉一样,出卖了自己的前任老板,也不会在新老板那里得分。逻辑很简单,你今天能把别人的机密告诉我,明天就能把我的机密告诉别人,对你这种人,平常客气一点,真有大事、好事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你,想到你也是因为要防止让你这张臭嘴知道。
张安世不是简单地能守机密,修炼的是一种官场上至高无上的武功,大无相功——静默功夫。
什么都不着痕迹:帮了你,不要你谢;要帮你,也不事先让你知道;决定要替你办的事情,也能办到的事情,不承诺,不受谢。“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这件事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件事。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说,当年她和母亲到邓小平家里,申诉陶铸的冤案,当时邓在家含饴弄孙,对她们的申诉似听非听,不时地插话,聊一些关于教育小孩子的事情。出了邓家门,她们母女基本的判断是,邓小平不大揽事。殊不料没过一周,邓的批示就下来了,而且激起了一轮为“文革”受迫害者平反的高潮。没有表面上很负责任的姿态,也没有特别关注的语言,更没有一般有权势者“市恩”的承诺,也不会给受惠者感激的机会,这就是老邓当年的政治风度。
大汉帝国快一个世纪了,当初的那种质朴的风格渐渐变得纤细精致起来,朝廷经历的一次次残酷斗争,无情杀戮,让官场大老们都知道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做好工作是第二位的,张安世这也是历经宦海风波,才修炼了一身无敌金钟罩。今天推荐你,谁知道你明天会不会因为别的事被砍,如果你犯事了,一查你是我老张推荐的,岂不麻烦?所以一切都作最坏打算,即使你将来出了事,当初我私门不受谢,也有撇清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