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职业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融入社会、被纳入到社会体制内的资格，没有职业将导致青年无法进入到社会主流层面，被排斥于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之外。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法国，是在研究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法国出现了新的贫困问题，即由于大规模经济变迁引起的贫困而不是由于个人原因导致的。1974年法国学者Rene Lenoir首先明确提出“社会排斥”概念，指那些没有享有国家的社会保障，同时又被贴上“社会问题”标签、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外的人。（景晓芬，2004）从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排斥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焦点，它对社会排斥的界定是基于公民资格权利的思考，主要指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在英国学术界，社会排斥指个人未能充分参与主流社会或当时社会认为必要的活动。曾群、魏雁滨将社会排斥定义为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曾群、魏雁滨，2004）
现代社会中，工作除了具有提供工资报酬这种经济功能外，还具有帮助人们建立起家庭和邻里以外的社会关系的潜在功能。失业会导致人们失去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减少实际的社会交往数量和质量，失业者交往的对象亦多是失业者，同质程度高。按照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失业者所得到的异质性信息和资源就非常局限。失业后青年失去了经济收入，经济匮乏给青年参加社会活动带来了经济限制，交往也是需要花钱的，他们往往碍于面子，逐渐疏于同他人继续交往，最终可能导致社会孤立。
2. 失业与单身
青年期是成年期的准备，而事业与家庭是成年期两大发展任务和生活主题。职业可谓成立家庭的基础，如果青年失业，意味着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无法承担起家庭的负担和责任，更不要说养育孩子了。因此，失业将导致一些青年难以谈婚论嫁，除非得到家庭的有力支持。换言之，失业者更加容易处于单身的不利境遇。布鲁赫利用英国家庭消费调查（FES）数据发现，失业明显减少了男子结婚的机会。（曾群，2004）波冈（S.Paugmam）研究发现，在法国、丹麦、英国，失业会导致失业者脱离家庭，丹麦、英国和荷兰的失业者倾向独居。婚姻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也是满足性需要的唯一合法途径，这一需要长期压抑无法获得满足，将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 失业与贫困
失业与贫困的关系是复杂的，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国家福利制度及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支持会起到中介与缓解作用。但无论如何，失业意味着没有经济收入，毫无疑问失业将给失业者带来经济窘迫与生活贫困。马丁内兹等人（2001）研究发现，失业者经历贫穷的风险最大。失业者家庭往往不使用或限制使用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同时也没有钱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体育健身运动等，他们被排斥在休闲活动之外。
总之，失业会使青年陷入多重不利境遇中，由于失业青年不能充分参与社会正常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尤其是长期失业，不仅会对失业者家庭生活、社会交往、消费等产生影响，而且可能会使青年陷于社会孤立的境遇，难以步入婚姻殿堂而处于单身状态，对于人格发展极为不利。
（四） 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真空
“新失业群体”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也越来越成为家庭的主角，他们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当前的资源优势主要倾向“老失业群体”，尤其是向年龄偏大的困难群体倾斜，而“新失业群体”却面对一种“制度真空”的尴尬。
“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步入工作、结婚的年龄阶段，他们需要工作。如果没有工作，其人生发展将会停滞，无法承担起婚姻和家庭的责任，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可能难以步入婚姻的殿堂，也根本无法担负起养育孩子和家庭的重担。况且他们的父母大多已经由“40、50”大龄下岗失业人员变为“50、60”退休人员，进入退休阶段，那将意味着他们可能无法再“啃老”。因为随着父母年龄增长，收入下降，身体衰弱，疾病增多，将会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这必然会带来生存的问题，影响到社会的进步、稳定与发展。
尤为需要我们关注的是，目前对于“新失业群体”，并没有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作为支撑，也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初的“待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招工等制度设计重新就业。在就业机会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对我国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进行调整，逐步“面向下一代”，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政府有责任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政策、制度资源应该对“新失业群体”有所考虑。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从目前来看，对“新失业群体”，无论是在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社会认识层面上，都需要进一步地重视。
（五） 啃老的反思
进入21世纪，啃老现象愈演愈烈。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15—29岁青少年人口有31494.5万人，其中尚未就业便开始失业或者在就业与失业之间反复不定、经济上完全依赖或半依赖父母的啃老族竟然有1152.7万人，占15—29岁青少年人口的3.66%，即每100个15—29岁的青少年中就有近4人是啃老族。城市中的啃老族比例高于农村，61.4%的啃老族集中在城市。据统计，2008年高校毕业生中有16.51万人成为啃老族，他们“无工作、无学业，没有求职和求学行为”。而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张茜，2010）
当代青少年都是生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丰裕、文化丰富的时代，他们接受过正规的、良好的、系统的教育，原本应当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却有一部分人成为了不愿自食其力的“啃老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虽然啃老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世界性问题，但究其原因，还是有特殊性的。
首先，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财产继承法则，导致财富集中。独生子女政策已实行三十多年，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以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居多，尤其是在城市中，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中国的家庭却是最缺乏竞争机制的，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没有任何竞争者，孩子也清楚地知道家中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自己，也只能给自己，自己在父母长辈心目中的地位“无人能取代”，造成孩子“小太阳”的地位，使得这些孩子“心中有底”、有“退路”——哪怕不工作，生活也不成问题。实际情况也是如此，“4+2+1”的家庭结构也支持这种情况，2个成人，甚至6个成人共同供养一个年轻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啃老”创造了客观条件和经济基础。
其次，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家庭中的动力关系，导致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偏差，这是造成啃老现象的关键原因。他们的父母生长于物质匮乏的五六十年代，艰苦而勤劳，父母们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日子，又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孩子，导致家长把所有的资源和爱都集中到孩子身上，往往对于孩子的要求充分满足，养成孩子自我中心、只顾自身感觉、不体谅他人、追求高物质享受的特性。家长因为宠爱孩子，平时从不要求孩子干家务活，而是纵容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不注重对子女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精神的教育，造成孩子长大后任性、执拗、骄横、难以承受挫折和责备的个性，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以至于长大后难以适应社会生活、工作环境，导致他们找不到或根本不愿工作。
但是如果青年人长期处于待业状态，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后果。因此政府及各种社会力量需要积极行动起来，给予失业青年特定的帮助，有效改善他们的不良处境。世界各国政府为应对青年事业问题，也都陆续做出了一些积极回应。例如，英国政府出台了一份长达16页的《家长激励因素》手册，要求家长给孩子们严厉的爱，父母“过度支持”是个错误。（张茜，2010）如果家里生活太过安逸，孩子们就不愿意出去找工作；如果父母提供免费膳食，还帮他们洗衣服，另外还给零用钱，这样孩子是没有动力自己出去工作赚钱的，因此不要给他们太多，而是要帮助他们增强工作的积极性。
（六） 英国青年就业促进NDYP项目介绍与启示
1997年新工党执政，为完成其竞选时的承诺“在一个任期内让25万失业青少年找到工作”，贯彻“从福利到工作”的理念，启动了青年就业促进计划NDYP（New Deal for Young People）。这一项目的价值理念是强调公民对国家有基本的、应尽的义务，公民不能指望国家给予无条件的、无限度的、保姆般的照顾，而是需要通过自身劳动来赢得国家福利（吉登斯，2000），其口号是：“有能力工作的人去工作，没有能力工作的人得保障。”每个享受国家福利的且有工作能力的公民必须通过不断参加培训、寻找工作来显示自身努力的愿望，并为社会创造价值。NDYP的总目标是帮助失业青少年就业，不是短暂地重返工作岗位，而是能够长期就业，并有可能升职。提高失业青少年的就业能力，包括就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积累，融入社会所需的人际交往能力。分目标是帮助青少年恢复正常生活、接受适当治疗以及享受合适培训。该项目的特色是不是简单地为青少年提供一份工作，而是启动一个历时最长可达五年的青少年职业提升干预方案，采用提供个性化辅导、工作机会、职业培训、实习岗位、工作津贴等手段，分阶段进行。在入门阶段，与指导老师一对一结对，通过评估、访谈，接受指导老师的意见和支持，共同确立目标，努力为下一阶段的岗位选择做准备。这一阶段不超过4个月，可获得求职津贴。在选择阶段，参与者从事一份能获得报酬的工作，而雇主也能获得每周60英镑的补贴，最长持续6个月。参与者如果接受全日制课程和培训，以获得某项职业资格，也可获得补助及其他福利，可持续12个月。如果参与者从事志愿者工作，不超过6个月，可获得津贴补助，满6个月可获400英镑的额外奖励。若从事社区环境清洁工作，以积累相应的工作经验，提高就业能力，也可获得津贴报酬，不超过6个月。第三个阶段为跟踪阶段，经过选择阶段仍未找到工作，进入跟踪阶段，旨在巩固参与者在前两个阶段学到的知识、技能和积累的经验，并且可以获得指导老师的个性化支持，这个阶段最长4个月，参与者可申请求职者津贴。经过以上三个阶段还未找到工作的失业青少年，如果希望继续申请6个月求职者津贴，必须返回NDYP项目的第一阶段，重新安排老师，接受新一轮的培训与指导。
NDYP项目从1998年1月—2001年10月实施期间，为60万失业青少年提供了指导、培训和公益岗位服务，49万人参加了一次项目；9.5万人参加了两次；1.1万人参加了三次或更多，33.9万人找到了工作，24.4万人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占所有参加者的38%，完成了为25万失业青少年解决就业岗位的承诺。而暂时未获得稳定工作的失业青少年与之前有了明显改善，有别于长期失业者，所有项目参与者中，仅有3.3万人成为长期失业者，占5.5%。NDYP项目对英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了正面影响，如果没有NDPY项目，英国长期失业的青少年会从5.2万增加到10万，而现在只有3.4万，由长期失业转为短期失业可以使得失业青少年更积极地寻找工作，客观上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将工资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使英国经济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免受通货膨胀的困扰，失业青少年就业后会停止申请求职津贴并开始缴税，为财政节省了开支，为20世纪末正处于上升期的英国经济贡献了一份力量。（陈锡琪，2009： 36—43）
我国虽然也有一些针对失业青少年的就业促进计划，但缺乏整体设计和理念的统一。必须认识到长期失业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针对青少年的失业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设计综合的、发展性的就业促进项目和方案，推动失业青少年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实践，在就业实践中提升责任感、明确自己的目标、实现自我价值。
三、 性与生殖健康
性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所有青少年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青少年是以青春期的到来为标志的，目前全世界10—24岁的青少年已超过17亿人，青少年面临着由于青春期生理、心理以及性发育等迅速变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如过早性行为、一再人工流产、无防护性行为、非意愿性行为、性传播疾病的威胁。性的发育对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都是强烈的冲击和压力，如何应对身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一） 性行为与少女怀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