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少年辍学是非贫困的失学，失学的后果是严重、持久、深远的。在现有社会设置和社会空间中，大都市里的辍学青少年不断被推向边缘，其结果是滑向越轨乃至犯罪深渊，或者流动到社会结构底层，导致失业与贫困，并且造成沉重的社会管理与社会福利负担。尽管少年辍学的原因是多元的，父母离异或长期失和、教育错位、教育方式不当等家庭因素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学校和社会难道可以置之不理吗？教育体制弊端、教育过程中老师和学校的不当处置难辞其咎，应当成为全民普及的、基础的义务教育变成了精英教育和淘汰教育。都市青少年的辍学是社会设置的运作使然，面对强大的社会结构力量，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况且青少年原本缺乏健康成长的能量，这就需要社会及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设计和推行一些有效引导、及时干预、补充教育的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赋予辍学青少年一些健康成长的安排和力量，让那些已经辍学的都市青少年重新融进都市生活的主流秩序中，有效减轻辍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学生的辍学问题。早在1963年肯尼迪政府就发表了《反中途辍学运动》的报告，号召公众发现潜在的辍学问题，帮助已辍学的学生返回学校。2002年布什总统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目标是使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在学业上掉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预防其中途辍学。为支持该法案，联邦政府将2002—2003年度的教育经费增加到545亿美元。
2006年8月，香港新鸿基地产与香港中文大学推出了一项大型的心理健康推广计划，名为“新地心理健康工程”，其中一项是“处理学童缺课及辍学问题”。该项目以家庭为工作对象，运用“家庭为本实务”的模式为方法，链接学校、社区等各种资源为辍学青少年及家庭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实践。
上海目前主要通过阳光青少年事务中心对社区中16—25岁的“三失青少年”（失学、失管、失业）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对他们进行干预与矫治介入。社工机构开设了针对职业培训的一些项目，如“阳光下展翅”免费中专学历培训、社区青少年职业适应综合能力培训（CAPA）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感觉事倍功半。由于辍学青少年大多在初一即13岁左右辍学，到16岁以后已经有三四年不学习了，很难再适应学校生活，也难以再返回到正规初级中学学习。笔者认为，应当及时、尽早进行干预和支持，应当把介入时间点提前，不要等到青少年已经辍学在家、闲散了几年、形成了惰性习惯之后再进行干预，恐怕为时已晚，纠偏所要付出的精力和代价将更大。
笔者建议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来预防和干预辍学问题： 第一，家长、老师、教育工作者都应当从理念上做出转变，须了解青少年成长的弱势性，重视青少年生命转变关键期的特征，并且要尊重鼓励青少年。青少年是未成熟的人，生理、心理和社会能力正在发展中，缺乏有效的实际生活技能，缺乏应对各种困难和危机的能力，因此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得到切实有效的帮助和指导。在学校里青少年在诸多方面都受制于教师的强势地位，特别是一些教师在言语及行为中表现出对学生的不尊重，随意惩罚、冷嘲热讽，而学生只能承受，无法争辩。久而久之，青少年便会选择拒绝上学、逃离学校。第二，应建立起“辍学预警体系”。通过明察学生厌学情绪，监控缺课率，构建家长——学校——社区互动机制，帮助青少年及时回归学校。第三，建设偏重职业技能的替代性学校，容纳不适应常规学校教育体系的学生，培养他们的职业技能，使得青少年能掌握某一专业技能，以一技之长成为今后的生存之道。
二、 青年失业与啃老
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不仅是一个人赖以谋生的手段，它还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通过职业这一桥梁，主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联得以建立。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的整个权利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是以某种职业结构的面目出现。职业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种社会位置，也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此，职业的功能要素是多元的，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有产者除外），拥有职业就意味着： 物质经济、社会地位、权力资源、社会交往、群体归属、价值实现，如果一个人失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以上所有这一切。
（一） 新失业群体
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社会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工人因所在工厂的关闭、转产和改制，纷纷下岗，形成了庞大的失业人群，此为“老失业群体”。进入21世纪，随着“老失业群体”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新失业群体”问题凸现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
“新失业群体”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于2004年在《关注“新失业群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他的学生吕鹏在其研究基础上，认为“新失业群体”是指在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后处于失业状态的、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拥有城镇户籍的年轻人。后来研究的学者则把拥有高学历文凭的失业青年也归入到“新失业群体”的范围中来。“20、30失业青年”现象在国内外许多地区都普遍存在，在英国这类人群被称为“NEET族”，美国将这些20多岁已经成年但仍让自己父母“养活”的成年人称为“归巢小孩”（Boomerang Kids），日本、中国台湾称为尼特（NEET）族，而在中国大陆则称他们为“啃老族”。他们长期依靠父母而生、不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社会功能的丧失导致其边缘化，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型社会问题，给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都造成了危害。
有调查发现这类“新失业群体”数量已超过“老失业群体”数量，数量逐渐上升的趋势令人堪忧。国务院新闻办2004年4月26日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指出： 中国青年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在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中，35岁以下的占70%左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2003—2004： 中国就业报告》指出： 当前我国正面临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专家统计，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此外，国家发改委在2006年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 2006年全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高中毕业生达到480多万人，城镇还有200万左右的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指登记在册人数）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可见在某些地方，“新失业群体”的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失业群体”将成为失业人员的主体。（徐敏，2010）
（二） 主动失业的青少年
“新失业群体”的青年失业与“老失业群体”的下岗失业情况不同，“老失业群体”的下岗更多的是被动失业，而青年失业现象更多的是主动失业。很多失业青年并不是找不到工作、不能就业，而是因为自己不满意该工作而主动放弃、辞职的。中国的啃老族出生于80、90年代，也被称为80后、90后，他们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方面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成长在物质丰富的时代，并且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崇尚自由和个人主义，追求享乐，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期望值过高，期望获得工资高、晋升快的热门职业，而不愿接受普通的、低工资的职业，这样便产生了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因此并不是没工作可干，而是有很多工作不愿干；另一方面，我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已经三十多年，他们多为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过度保护，心理承受能力差，一旦在职场上受受挫、碰碰壁，就可能以退缩、逃避的防御机制来面对外界，缺乏自信、不敢与人交往。因此，有的青年是因为学历低、无一技之长又不愿意吃苦，而沦为NEET族；有的青年学历高，但对就业的期望值过高，不肯从小、从低做起，高不成、低不就，也加入了NEET的行列。从下面我们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得到的社区青少年案例中，可见一斑：
案主T，1984年出生，今年28岁，上海人，独生子，中专学历，财会专业，与父母、奶奶住在浦东，几年前因拆迁从浦西搬至浦东，父母都已退休。父亲退休前的工作是修理钟表、电器，退休后仍常在家修理钟表作为娱乐。他和爸妈的交流话题不多，爸妈希望他多接触社会，对他的工作性质并无要求。他有一个朋友，目前也处于失业状态，爱玩网络游戏，在国家补贴培训中认识，平均每一至两周见面聊一次，地点是他家或那个朋友家，见面聊的内容主要是游戏。小时候会和表弟一起玩，后来几乎没有联系，一是因为自己搬家了，二是因为表弟工作了。
他喜欢上网看漫画，也喜欢画漫画，平时也爱看上海滑稽戏。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每天8点多起床，上网看漫画，午饭后和爸爸或妈妈去浦东走走逛逛，但很少说话。晚上10点睡觉。T说自己喜欢园艺专业，但因为眼睛色弱，不能读园艺，所以选择了财会专业，成绩一般。毕业后，接受国家补贴培训，培训了4年，学了财会、理货、收银、做面包，后来在一家超市里当理货员，因为搞错了货品的价格而被上司骂，让他心里很难受、想哭，又因同事辞职，自己一时冲动也辞职了。
辞职后寻找新工作，面试过三次，其中两次没通过，另外一次通过了，但因为嫌路程远，骑自行车要半个小时，早上5点多要到工作地，还要加班到晚上10点，虽说是隔天上班，但还是放弃了。
他说：“之前有亲戚介绍工作，不过那里在杭州，我觉得太远了，就没去。我爸妈的朋友也有给我介绍过，不过那工作我爸妈也做过的，他们也不觉得好，就没去。”
他认为从业者都是胆子大的人，只有先把胆子练大了才能出去找工作。所以他对社工说，“现在关键是要让自己变得胆子大些，这样才能找到工作”。经过2个多月的个案工作服务，在社工的辅导和干预下，案主认为还是做先前的超市理货员比较好，之后他也找到了理货员工作，但是只干了半天，就辞职不干了，原因是要搬东西，太累了，吃不消。
在中国大陆目前“NEET族”的构成主要有六类人群： 第一类是高校毕业生，对就业过于挑剔，总认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第二类是以工作太累太紧张、不适应为由自动离岗离职的。就如上面案例中所述的T，28岁的年轻小伙子，骑半个小时自行车的路程觉得太远，辞职不干了，超市理货员要搬货物，觉得太累了，又辞职不干了，总是在接受社区的职业培训，学了四五门课程，还对社工说，自己想还是再学习一些课程，比如修理电脑，他认为是因为自己学历低才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事实上是启动了消极的防御机制，找到各种好听的理由为自己的不工作开脱；第三类是“创业幻想型”的青年人，他们虽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有目标、缺乏真才实学，总是不成功又不愿“寄人篱下”当个打工者。
例如案主X，男，1984年出生。从小成绩就不好，贪玩，初二被编入“分流班”，上了宾职班，读了不到一年就退学，因为患有糖尿病，那时病情比较严重，就退学在家养病。母亲生于1954年，2003年（即案主开始上宾职班时）开始做房地产生意，现在是财会总监，有一定的股份。父亲生于1950年，在客运站码头工作，目前已经退休。案主家有3套房子，都在3楼，是案主的外公、外婆买的。对于职业，案主说“听我老妈的”，妈妈让他在家好好休养，工作妈妈会替他安排。
2007年，街道根据他所学的专业，为他介绍了一份宾馆服务员的工作，而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他说：“我不想去的，我不爱干那份工作。在宾馆嘛，做服务别人的工作嘛，我做不来，也不想做，我不适合做这种工作。我想创业。具体创哪种业嘛，还没想，反正我是不适合替别人打工的。”但在外婆和外公的鼓励下，他还是去面试了，最后面试没通过。
第二次经社工介绍，他去一家药厂生产部面试，面试通过。但他说：“后来药厂的面试通过后，先去那里实习，就是搬东西，我不喜欢干这个，干了一天就不干了。”
第三次是在2008年，经居委会介绍，去“有线通”面试，且面试通过。他说：“我去‘有线通’面试，是居委会介绍的，面试过了。100个人去面试只录用20人，我居然面试上了。这份工作就是接电线，待遇不好，一个月就休息4天，而且工作的时候要随叫随到，不自由，很累的。我培训了一天就不干了。”
第四类是频频跳槽者，跳来跳去最后“漂”到无事可做；第五类是单位里下岗的年轻人，习惯用过去轻松的工作与如今的紧张繁忙相对比，越比越不如意，干脆不就业；第六类是文化低、技能差，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找苦、脏、累的工作，因怕苦怕累索性躺在家中“啃”父母。（沈之菲，2006）
从以上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青少年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由于种种原因自己主动放弃、主动失业的。
（三） 青年失业的后果： 社会排斥——单身——贫困
青少年失业啃老意味着个人社会化的中断和失败。对于家庭而言，加重父辈的生活负担，使家庭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对社会而言增加了社会负担，青年理当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和支柱，若青年失业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增加，恶化政府财政状况，冲击了国家养老体系；对个体自身而言，失业的消极后果是可能会导致社会排斥、单身以及贫困。
1. 失业与社会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