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社会历史以来，我们中国人接受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甚至干脆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事物。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功能性存在的事物。文化的本质恰恰是以功能性的方式存在着的。
有人问我什么是文化，我理解的文化有四种意义。
第一，文化是家，是家的温暖感、安全感、宁静感。判断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就看生活在这个城市，或到这个城市旅游的人们，有没有家的温暖感觉。如果你有这个感觉，这个城市是有文化的。如果没有家的温暖感、安全感、宁静感，那么这个城市的文化是要打折扣的。
第二，文化是衣服，是像衣服那样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从动物进化到人，是人类文明。从动物到人的标志是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叫文化。假使一个城市、一个社会能够提供、容许文化消费和文化选择的多样性，那么这个城市是有文化的。假使这个城市能鼓励你进行文化创造的多样性探索，允许你去探索，宽容你标新立异，那么这个城市是有文化的。相反，就是没有文化的，或是打折扣的。只有医院、监狱、军队穿一样的衣服，那也是文化，但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第三，文化是参天大树、高山大河。我童年记忆的村庄，是站在远处就看到参天大树，那是游子认家的风向标。然后在大树底下肯定有一口古井，井水清澈甘甜。在古井的旁边是村庄，那就是我们的家园。可惜的是，这样的家、这样的家园，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把树砍了，80年代发展乡镇企业把水弄坏了，90年代加快现代化城镇建设把老房子都推掉了。所以我一再感叹，在上海，像我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人，我们的孩子大部分都会送到国外去，我一直就忧虑，不是忧虑我个人，我是真正为上海忧虑，为这个社会忧虑，这些孩子出去以后，作为他们的父辈，我们这代人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想家的理由？我们这一代人把他们送出去了，但我们没有给他们想家的理由，你能指望这些孩子们出去以后会回来吗？当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村庄，与欧美社会的完全相像，他们生活在哪里都一样，还想什么家呢？那么，什么叫参天大树，我说的这是一层表面的意义，还有深层的意义就是著名的品牌、伟大的人物，像张贴在墙上的这些院士们就是长春的参天大树。所以，判断一个城市、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有没有文化，就看它是否拥有了许多标志性的人物、能够代表社会良知的代表性人物，或者是一种标志性的品牌性的文化品牌、文化活动，如奥斯卡金像奖、福布斯世界500强，等等。
第四，文化是一种灵魂血脉。什么叫国家的根本？我们这些人聚集在长春，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维持我们生活的是什么东西？由表及里，首先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财富在这里，但是财富是可以创造的，所以这不是留我在长春的最根本的理由。其次，是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社会关系在长春。相对于物质财富来说，你的家人和社会关系，是留你在长春更好的理由。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把人留在长春？我觉得是一个文化价值认同。长春能提供我到世界其他地方都活得不自在的特殊的东西，我只有在长春才活得自在。如果长春的文化能提供这个东西，这就是长春文化的精髓之所在，是一种属于灵魂和血脉的东西。这是对于一个城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9·11事件”以后，美国驻华领事代办在清华大学座谈会上讲过： 我们是移民国家，没有你们（指中国）那么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是以社会制度和人民对这个制度的认同作为国家的根本。这句话是发人深省的。就是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留得住人，凝聚人心，就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认同，就是大家都共同认知、认同的行为底线。这个东西由谁来提供？由文化提供。
所以，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民族的血脉，国家的根本。它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以人为本的综合指标体系。
经济、政治、社会都是为了治国，只有文化是为了治心。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历史的文化命题： 何以立国？国家有立场，人民有尊严，社会和谐安康，蓬勃向上，对人类世界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力。所以，文化不是标签，不是符号，不是摆设，是与我们生活水平、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价值体系。
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的和谐文化建设，所要解决的是十三亿人民群众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基本价值认同，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问题，应当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立国之本。苏联二战期间，人民生活很艰苦，但有基本价值认同，国家团结一心，能够战胜苦难。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难，执政党蜕化变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多数人心目中破灭了，导致国家解体。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基本价值认同危机，所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和谐社会建设中，需要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国防条件，等等，还需要文化条件。其他所有的条件都是为了“治国”，只有文化条件是为了“治心”。
人是文化的中心，人是社会的根本。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稍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重申了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主张。200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正式公开提出，“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同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的角度，提出以人为本，引出了文化权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
以人为本，其最高标准是人的自由发展，其最低标准就是人的基本文化权利。2003年6月27日，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家公约》的履约报告。该公约源自1948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68条的规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了人权委员会，拟订并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人权宣言》。其中约定，“人人有权自由参与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第2200A(ⅩⅪ)号决议又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家公约》，它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97年10月签署该公约。履约报告的提交，表明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开承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而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是落实人的基本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三、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与实践模式
不同的语境赋予“公共”和“公共文化”不同的内涵。当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立足现实，融汇中西方文化之长，努力探索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发展道路。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公器”论，是中国古代的最高社会理想。《礼记》将社会分为： 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其中，升平世即小康社会，太平世则为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韩非子》称“公”与“私”相对，属于道德理想范畴，“私”是胳臂向里，“公”是胳臂往外。周礼为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所津津乐道。秦始皇开始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近代社会以前，中国有私人园林、私人藏书楼，没有公园、公共图书馆，最多是有祠堂、义田、义庄。只有寺庙、道观等属于宗教性的公共社会空间，宣扬众生平等。辛亥革命推翻帝王家天下政权后，相继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追求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2003年7月1日，胡锦涛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拜访西柏坡革命历史纪念地，重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执政理念，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号召全国人民共创改革发展大业，共谋改革发展大计，共担改革发展风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国传统文化和近现代社会历史中，包含着关于公共社会的美好理想。
西方社会，古希腊时期城邦，私人财产之外还有公共空间： 广场，包括公民议政厅、贸易市场、体育竞技场、演讲辩论点、公共雕塑、公共艺术等。中世纪庄园属于私人财产，宗教政权维护的是以宗教为代表的信众利益。近代市民社会，启蒙主义倡导天赋人权，从人权中出让的部分组成公共权力，委托政府管理，构成法治社会的基础。对于私权，法无禁止即可为，给个人最大空间；对于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限制公共权力。公共产品兼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特点，前者是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同利益群体划分的，后者是从公众受益与特定群体受益不同实现机制划分的。
现代社会以来，西方国家对公共文化的管理大体有三种模式： 一是美国模式，主要采取间接管理；二是法国模式，主要采取直接管理；三是英国模式，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其他西方国家管理文化的方式大同小异，分别不同程度地采用类似美、英、法三国的某些做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社会文化发展都高度重视，对公共文化服务都给予特殊的鼓励、扶持和优惠政策。很多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不一定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但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杠杆，确保公共文化服务的充分实现，从而保障市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
综合中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经验，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主要包括“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文化需求”和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生产与服务的体系。具体包括： 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公共文化网络体系、公益性文化服务体系和公共文化管制体系。如果从一般社会发展规律来说，这种设计是成立的。但是，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当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涵实际上包括： 体现国家意识形态，代表城市文化形象，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为市民提供基本文化服务的设施、机构、运行机制、活动项目、政策保障等集成的系统。其中“体现国家意识形态”是指： 新闻媒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代表城市文化形象”是指： 图书馆、博物馆、重点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优秀民族民间艺术、公共艺术、公共雕塑；“满足市民基本文化需求”是指：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2006年4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4号）指出：“发展面向基层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逐步建设方便社区居民读书、阅报、健身、开展文艺活动的场所……”据此，现阶段“基本文化需求”可以理解为三： 主流报刊阅览，体育健身，团队文艺活动。这三项基本文化需求，必须得到免费确保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公益是公共利益，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公益性不等于不收费。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收费标准可以有三种形式：
其一是全部免费： 如基本文化需求部分，主流报刊阅览、体育健身、文艺活动；
其二是公益性收费： 成本费、工本费，如图书借阅证、集体活动会员证等；
其三是经营性收费： 因为免于税收，可以略低于市场价格，如社区学校里的专业技能学习、艺术培训等。
我国早在“六五”规划时期，国家就提出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据文化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2762个，文化馆3226个（含群艺馆），博物馆1601个，文化站机构38362个，县、乡两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初步形成。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中，曾经被列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市，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点的建设较多，如宁波的“步行15分钟文化圈”，北京朝阳区文化馆面向全社会开展文化活动。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海依靠比较好的文化基础、比较强的政府财政实力和比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已经显示出两个特点： 一是成体系，二是将党的基层宣传文化服务阵地建设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结合起来。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社区”概念的误解。现在建设或改造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都是依托行政体制的“街道乡镇”概念，无论是中心城区还是郊区农村，都不可能实现服务半径“步行十五分钟”。
真正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应当是建立在各个“居民小区”概念基础上的。小区里的公共建筑，产权性质属于全体居民所有，功能利用应当是为全体居民提供文化、体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管理应当由业主委员会授权物业公司或其他专业机构负责，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