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来到人间
在我的记忆中，我生活中经历的许多重要的事是与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的双亲就是在耸立于这个修道院正门之上、全教区唯一的教堂里结的婚。我本人在8月30日，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日，出生于一所属于这个修道院的房子里，为我祈祷祝福和施洗礼的是修道院的教区神甫。我的亡夫安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季赫文斯基墓园里；如果命运之神许可，我也将在那儿，在他身旁找到永久安息之处。所有这些情况仿佛有意凑合在一起，为的是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成为全世界我所最珍爱的地方。
我出生于1846年8月30日，那是人们称之为“小阳春”的晴和的初秋中的一天。直到如今，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纪念日几乎仍然被认为是京城里最主要的节日，在这一天，宗教行列由一大群当天不干活的人伴随着，从喀山大教堂向大修道院行进，然后返回。但是在很久以前，8月30日这一天的庆典比现时还要隆重：在涅瓦大街中央铺设了宽阔的木板，有三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注多长，宗教行列不与人群混杂，而是在木板上缓缓地行进，金色的十字架和神幡在他们手中闪闪发光。在一长列穿着金线织锦缎法衣的神职人员后面走着一些高官显要、戴有绶带和勋章的军人，在他们后面行驶着几辆华丽的金色轿形马车，里面坐着王室人员。整个行列简直是一幅其妙无比的图画，引得全城的人都来围观。
我的父母住在那所至今属于大修道院的房子的二楼。住所很宽敞，有十一个房间，窗户是朝现今的什利谢布尔格大街开的，其中一部分窗户面对着大修道院前面的广场。这所房子如今还存在，而且保持着同样的外观。——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这是个大家庭：年迈的祖母和她的四个儿子，其中两个已经娶亲，有了孩子。家人们和睦相处，而且热情好客，颇有古风，碰到家庭成员的生日或命名日，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所有的近亲和远亲一早就在祖母那儿聚会，快快活活地度过一天，直到深夜。但是8月30日那一天，客人们总是来得特别多，因为逢上好天气，窗子开着，观看宗教行列很方便，又加和欢乐的熟人们在一起看，别有一番乐趣。1846年8月30日那一天也是如此。我那十分健康、愉快的母亲和家人们一起殷勤地接待客人们，后来，她忽然不见了，大家确信，这位年轻的女主人肯定是在里面房间里张罗酒菜；而我的母亲刚才还没料到“事情”发生得这么快，这时候大概由于疲劳和兴奋，突然感到身子不舒服，便离开众人，独自到卧室去了，一面派人去请在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人物。我的母亲身体一向很好，而且过去养过孩子，因此，即将发生的那件事并没有在家里引起忙乱和不安。
下午两点钟左右，大教堂的节日弥撒结束了，响起了修道院的洪亮的钟声。当宗教行列从大修道院的正门出发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军乐队便奏起庄严的乐曲。坐在窗子旁边的人开始请其他客人们前去观看，只听到欢呼声：“来啦，来啦，宗教行列来啦！”就在我母亲听到这欢呼声、这钟声和乐声的当儿，我那漫长的生活道路便开始了。关于我出生的情况，我是后来听那一天在我们家做客的几位伯伯、伯母、叔叔、婶婶说的，他们的说法在细节方面有些出入。——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庄严的行列过去了，客人们准备动身回家，可是刚才奶奶对他们说过，她去躺一会儿休息片刻；为了想和她道别，他们仍然留下没走。到三点钟光景，我的父亲搀扶着我奶奶走进了客人们所在的大厅里。我父亲在屋子中央站定，刚才发生的事使他的心情有些激动，他郑重地宣布道：“我们尊贵的亲友们，请祝贺我有了大喜事，上帝赐给了我女儿安娜。”我的父亲性格非常开朗，喜欢插科打诨，说说笑笑，是个所谓“社交场合的核心人物”。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消息，以为是节日里开的玩笑，于是就喊叫起来：“不可能！格里戈利·伊万诺维奇在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一直都在这儿嘛，”——如此等等。这时候奶奶便对客人们说：“不，格利沙格里戈利的爱称。——译者注说的是真话。一小时以前，我的孙女纽托奇卡纽托奇卡以及下文的安尼娅、安涅奇卡均为安娜的爱称。——译者注出生啦！”
于是祝贺之声四起，门口出现了一个姑娘，给客人们送来一杯杯的香槟酒。大家为新生儿的健康，为她的双亲和祖母的健康干杯。太太们跑去向产妇祝贺（那时候，医生还没有提出预防产妇感染的那一套），亲吻那个“小东西”，而先生们则趁太太们不在，频频举杯庆贺新生儿，把几瓶储存的香槟酒喝了个精光。据说，我来到人间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这是预示我未来命运的好兆头。这个兆头后来应验了：虽然我曾经经受物质上的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可是我认为我的生活非常幸福，我一点儿也不想改变我的生活。
在这里，我想顺便谈一谈关于我父母的情况。我父亲的祖先是小俄罗斯人，高祖父姓斯尼特科。曾祖父卖掉了波尔塔瓦省的庄园、移居彼得堡之后，就把自己的姓改为斯尼特金。我父亲是在彼得堡耶稣会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为天主教会反对该运动的主要集团。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译者注办的学校里受的教育，但是他没有成为耶稣会会士，终生是个善良而正直的人。我的父亲曾告诉过我他小时候一个有趣的插曲。他十岁的时候，在一个冬天的清晨（七时左右），沿着丰坦卡河的堤岸去上学。在阿尼契柯夫宫附近，他迎面碰到一位穿着讲究的高个子先生，后者身旁站着一位衣服破旧的妇女。这位先生把十岁的男孩叫住，对他说：“你愿不愿意做件好事，跟我一起走，去当我儿子的教父，而这一位则是教母，”末了，他指着那位老妇人，补充说。我父亲是个勇敢的孩子，他毫不犹豫地跟着那位先生和老妇人走了。他们来到 一个有钱人家，神甫已经在那儿等待，于是给婴儿施洗的仪式马上开始了。婴儿领过洗以后，神甫、教父和教母被邀请喝茶，用点心，而且，那位先生还给教父母各人一个金币。这样一来，时间已晚，爸爸不能去上学了，他就回到家里，叙述了自己所碰到的事。有人告诉他，有那么一种迷信的说法：如果一家的孩子都夭折，那么，为了使新生儿能够活下来，他的父亲就得请两位在孩子出生后他最先碰到的男女做孩子的教父和教母。这样，那位老妇人就成了教母，而我的爸爸成了教父。后来我父亲曾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收到教子的礼物，有一次教子病危，他还被请去为教子祝福，还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教父和教母的祈祷和祝福能使婴儿起死回生。教子恢复了健康。后来我的父亲再也没有见到过教子；父亲曾提到过他的姓，可我把它忘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的父亲曾在某个部里或局里担任公职。我母亲的祖辈是瑞典人，属可敬的米利托佩乌斯家族。她的曾祖父曾任路德派新教的主教，叔伯们则是学者。这证明，姓氏结尾的“乌斯”是这些学者们为了炫耀而加上去的，就像加上单音节词“德”或“封”一样。我母亲的曾祖辈住在阿鲍，葬在当地著名的大教堂里。有一次我路过瑞典，访问了阿鲍，我试图在大教堂里找到先人们的坟墓，但是由于我既不懂芬兰语，也不懂瑞典语，我没能从看守人那里打听到任何情况。
我的外祖父尼古拉·米利托佩乌斯是圣米赫利斯基省的地主，他的一家，除了在莫斯科土地测量学院求学的儿子罗曼·尼古拉耶维奇外，都住在庄园里。我的舅父毕了业、在彼得堡就业以后，就卖掉了父亲的田庄（其时，外祖父已去世），把全家搬到彼得堡。不久，我的外祖母安娜马利亚·米利托佩乌斯弃世，我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妹仍住在兄长处。我的母亲是个异常俊美的女人——身材修长、匀称，五官长得十分端正。她的女高音特别悦耳，她那金嗓子一直保持到老年。她生于1812年，十九岁的时候和一个军官订婚。他们没能结婚，因为他在参加匈牙利战役时，死于该地。我母亲悲痛万分，决定终身不嫁。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痛苦也就渐渐淡忘。在我母亲经常接触的俄罗斯人中，有一些喜欢说媒的妇女（这是当时的习俗），她们特地为她举行了一次聚会，有两个求偶的年轻人应邀而来。他们很喜欢我的母亲，可是当有人问她对那两个被介绍的年轻人是否中意时，她却回答：“不，我倒比较喜欢那个总是有说有笑的‘老头儿’。”她指的就是我的父亲。在往昔，人一过四十岁，就已经被当作老头儿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四十二岁（他生于1799年）。爸爸欢乐、愉快地度过他的青年时代，但是在他严厉的母亲管教下，他的生活很有节制；因此，在四十二岁的年纪，他仍然健康，结实，面色红润，有着一对漂亮的天蓝色眼睛和一口完整无缺的牙齿，只是头发很稀。爸爸在他的母亲逝世以前，并不打算成家，所以在交际场合，他是个可爱的谈伴，而绝不是个正在物色对象的求婚者。人家把我的母亲介绍给他，他觉得很中意，但是由于她俄语讲得很差，而他的法语又不行，因此，他们之间不能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当人们把我母亲的话转告他的时候，这位美丽的小姐的关怀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于是他便开始频繁地访问那个他能在其中见到她的家庭。临了，他们彼此相爱，决定结婚了。但是他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障碍：我母亲信奉路德新教，而按照我父亲那信仰东正教的家庭的看法，妻子必须和丈夫有相同的信仰。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父亲决定违反家庭的意愿，和母亲结婚，即使和家庭中某几个成员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母亲得知了他的想法，担心这样做会使一个十分和睦的家庭产生分歧，她长久地踌躇不决，感到十分为难：改信东正教呢，还是拒绝她所爱的人？下述情况对她的决定起了作用：在必须给我父亲答复的前一天深夜，她久久地跪在基督受难像面前祷告，祈求主的帮助。蓦地，她抬起头，看到在耶稣受难像上方有一轮明亮的光环，照亮了整个房间，随后就消失了。这种现象又重复了两次。我母亲把这看作是一种启示，指导她从有利于父亲的方面来解决上述那个使她苦恼的问题。就在这一天夜里，她做了个梦：她仿佛走进东正教的教堂，站在祭坛边祈祷，祭坛上放着圣体盘，上面覆盖着绣有基督受难像的方麻布。她认为这个梦也是一种天启。令她惊异不置的是，两个星期后，当她来到西麦昂诺夫教堂（在莫霍夫大街）接受坚信礼时，她看到自己站在那绣有基督受难像的方麻布旁边，而四周的环境竟然与她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这使她的心安了下来。我的母亲改入东正教后，就开始热心地履行教会的仪式，斋戒，领圣餐；但是，要学会用斯拉夫语祈祷在她是困难的，她就只得背诵瑞典文的祈祷书。对于改变宗教信仰一事，她始终没有后悔过，“要不然，”她说，“我就会觉得自己跟丈夫和孩子们之间十分疏远，而这使我感到痛苦。”
我的双亲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由于性格相合，感情十分融洽。我母亲是一家之主，具有很大的权力；父亲则自愿服从母亲，他只争取一点：在阿普拉克辛或其他市场找寻各种古玩和珍奇品，特别是贵重瓷器（当时古董商很多）的自由，他对这些古玩十分内行。
我父母婚后生活的头几年是跟我祖母和成员众多的大家庭一起度过的。可是过了五年光景，我祖母谢世，大家庭便解体了，我母亲说服我父亲在尼古拉耶夫·苏霍波特内依医院附近买了一幢房子和一大块与房子相连的土地（约两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注），这块地包括如今的亚罗斯拉夫街和科斯特罗姆街，与小沼泽街相通，直到什季格利茨工厂。
我能够记事是从1849年4月，也就是从两岁零八个月开始的。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个破旧的板棚，我母亲决定把它拆除，盖个新的。工人们聚在一起，做好必要的工作，只剩下把板棚推倒了。我母亲走到玻璃走廊里，想从远处看这活儿怎么干下去，她后面跟着我那好奇的保姆，手里抱着我。糟糕的是，住在院子紧里面的运货马车夫们拖拖拉拉；大家朝他们喊叫，要他们快点把马车赶过去，于是一长列马车便鱼贯地驶走了。看样子，似乎所有的马车都已走掉；但是，当工人们刚使足劲儿准备把板棚推倒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辆迟到的马车。大家明白，如果那辆马车不冲过去，那么，车夫和他的马就一定会被坍倒的板棚压死。倒下来的板棚发出可怕的坼裂声，在场的人都恐怖地喊叫起来，一股股的尘柱飞腾，在起初的一刹那，大家看不清楚有没有发生灾难。幸而平安无事，但是母亲和保姆的惊呼把我吓得拼命喊叫起来。后来我曾问及这件事发生的确切时间，我父亲看了家庭记事以后证实，那个新板棚是在1849年春天建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