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安郡沿革与封王更迭
公元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废魏帝，建立晋朝。280年，晋灭吴，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晋书？地理志》记载：晋太康三年（282），闽地从建安郡（治今建瓯）划出部分地，又立晋安郡，统原丰、侯官、新罗、温麻、晋安、同安、宛平、罗江八县，共有4300户人口。其中侯官、原丰两县均在郡治所在地，侯官在西，原丰在东。闽地两郡隶属江州，南朝时改隶扬州。南朝陈永定元年（557），升晋安郡为闽州，领晋安、建安、南安三郡，福州开始作为州刺史驻所。陈光大元年（567），改闽州为丰州，州治所仍旧。今福建地开始自成一州，今福州也开始成为全闽的政治中心，这是福建历史上重要的建置变革。
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到任后，为招抚昔民子孙，乃迁治故城。据传，严高“图以咨郭璞”，璞指其小山阜曰：“是宜城，后五百年大盛。”（《三山志·地理类》）遂决定在今福州越王山南麓故冶城南侧，修建郡城号曰子城。宋《三山志·府志》记载：“州自严高大相兹土，告卜于晋，乃定宅方位，迄今不移矣。”说明晋代子城奠定了福州城的雏形，其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宋代。子城的南沿到达今虎节路口，东南在今卫前街，东至今丽文坊，西界今旧米仓附近。据《宋书·州郡治》载：南朝刘宋时期，晋安郡有2843户，19838人口。史载，东晋太元十九年（394），晋安郡守陶夔首撰《闽中记》方志。
六朝时期，朝廷往往将功臣勋将、王族宗室子弟分封到晋安郡，反映朝廷对闽中的重视，也说明晋安郡政治相对稳定，从而推动闽中经济、文化的发展，提高了闽地的知名度。
《三山志·秩官》记载：东晋咸和间（326—334），孔珇封晋安男。南朝刘宋孝建间（454—456），封柳元景、沈庆之为晋安郡公；大明四年（460），封子勋位晋安王，食邑二千户；泰始二年（466），封周盘龙为晋安郡晋安县开国子，食邑四百户；四年，晋安王子勋伏诛，山阳王休佑改封晋平王，改晋安郡为晋平郡；七年，追免休佑为庶人，次子宣彦封原丰县侯、彭城太守，未拜，免废，凡三子，并徙晋平郡；元徽元年（473），听还都。南齐建元四年（482），封江陵公子懋为晋安王；建武元年（494），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梁天监五年（506），立皇子纲为晋安王；太清三年（549），即位为简文帝，次年为太宝元年。承圣元年（552），立皇子方智为晋安郡王，555年即帝位。陈天嘉六年（565），立皇子伯恭为晋安王。可见南朝时，福州已成各朝皇族封王之地，其实也多为贬斥之所。
二、八姓入闽与经济文化
据明《八闽通志·拾遗》载：“永嘉二年（308），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这些入闽的士民因为苦于中原多事，便在闽中安居乐业。至永嘉五年（311），晋安郡有7600户、36000人，人口较始设郡时增加一倍。据《陈书·世祖纪》载：天嘉六年（565），朝廷下诏称：“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今潮州）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皇帝虽然下诏，但是大量入闽定居的士民仍然“无复北向”，安然定居于闽地。实际上，从中原移居闽中地区的百姓，应远超八姓之数。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及江南士庶入闽之后，聚族而居，死后也是聚族而葬，故福州屏山、茶园山、桃花山、灰炉头、三角池、仓前山对湖以及闽侯县荆溪镇桐口、关口桥头山等处先后发现有东晋咸和、永和与南朝元嘉、永明、建武等纪年的墓葬。这些墓葬，往往以群组的形式出现，反映当时士族择地聚族埋葬的风俗特点。墓主等级有相当于中下层官宦与富豪阶层。
移民的到来，不仅增加了闽中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经济制度和教育文化也随之传播开来。入闽士族带着私家武装，也将地主庄园制度和宗族体系引入闽地。
此外，在有些两晋墓葬中，还发现有以家禽牲畜、仓厨灶井和粮食加工器具为特征的组合随葬品，充满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体现了自给自足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
晋太康三年（282），晋安郡守严高在冶山修筑子城。按严高的规划，当时分别在城区两侧修筑土堤拦水，开凿东、西二湖，以之宣泄雨涝洪水，也用于灌溉良田。据载，修城民工取土时发现地下温泉涌出，因而用以沐浴。
六朝时期，晋安郡普遍种植水稻，由于气侯炎热，一岁可以两熟至三熟。同时还种植小麦、大麦、菽粟等作物，以及荔枝、龙眼、橄榄、桔柚、杨桃、药材等经济作物。此时陶瓷业兴起并发展，南台岛北部的怀安窑烧制各种日用瓷器，青瓷品种多且质地较密，质量上佳。纺织业发展，人称“建安绵好”。造船业发达，海上交通与贸易兴盛，“建安海道”闻名于世。在出土的这一时期墓砖中，常见印有钱形花纹，还有一些砖铭“始得逾利”、“金钱百万”、“子孙安吉生万花”等吉祥文字，反映当时人的商业意识。《南齐书.曹虎传》载：南朝齐名将曹虎受封为晋安郡罗江县男，“建元元年（479）冬，虎启乞度封侯官。尚书奏，侯官户数殷广，乃改封监利县”。说明当时晋安郡治所在的侯官县户数人口已经大有增长，经济较发达。南齐王秀之出任晋平郡守时，对人称：“此邦丰穰，禄俸常充。”
经济的兴旺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富足。入闽士族从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转向安居乐业，从以前少数集中的豪强型流亡地主，发展为较多分散的富裕型定居地主。他们追求物质生活享受，争奇斗富，奢侈浪费，厚葬成风。在福州周边地区发现的两晋南朝墓葬中，普遍出土种类繁多、形态新颖的随葬器皿，有食器，卫生、照明器具和文房用具等等，体现墓主生前的生活与享受。
三、卢循义军入境与陈宝应叛乱
两晋南朝300多年间，除发生卢循义军过境和陈宝应割据事件外，闽地的政治局势相对比较平静。
东晋末叶，因为不堪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孙恩在江浙发动起义，聚众至数十万。后被刘裕所部镇压，其余部2000余人由卢循率领，于元兴三年（404）从浙江永嘉入晋安。历经三年终于失败，其后“余众悉遁入闽”，散居沿海。部众中有闽越族后裔和汉族人，时称“游艇子”，后称“白水郎”、“泉郎”，近代的疍民就有他们的遗民。《三山志·海道》载：“福唐水居船，举家居于一舟，寒暑、食饮、疾病、婚姻未始去。所谓白水郎者，其斯人之徒欤？”宋《太平寰宇记》泉州条载：“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所造“了鸟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无所畏惧。并且还造有“五会船”，推进了闽中的造船业。
陈宝应事件，发生于南朝陈天嘉年间（560—566）。陈氏为闽中豪强，陈朝建立时，拉宗族关系，被授为闽州刺史，统管全闽。但他不服朝廷管辖，公开招降纳叛，盘踞晋安。天嘉四年（563），陈朝派遣将军陈昭达，分兵水陆二路进击：陆路由江西入建安，破袭水寨；水路从浙江浮海夹击晋安，最终捕杀陈宝应及其党羽，平定了闽中。
四、南朝教化与风俗转变
闽中原称蛮荒之地，“风俗轻剽”，其习俗变革多赖入闽主政官员布施朝廷教化。据载，南朝宋元帝元嘉年间（423—453），阮弥之任昌国郡（前晋安郡）太守，郡内原来“俗不知学，弥之教之稼穑，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嚣”。其仁声惠政闻于朝廷，百姓遮留，不欲内召，终卒于任上，民建祠祀之。又载刘宋明帝泰始元年（465），虞愿任晋平郡（前晋安郡）太守，“在郡立学堂，教授子弟”。后郡人亦为之立庙祭祀。元徽年间（473—476），任晋安郡守的王秀之踵继前贤，使“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表明闽中地区因主政官员推行文教而改变“闽越旧风”，实现移风易俗的目标，开启了闽都重教兴文的传统。
与此同时，闽中道教也悄然兴起。汉代福州地区已有徐登、董奉诸人修道施药。《三山志·寺观》载：南朝齐梁时期，有王霸父子渡江入闽，“善黄老术”，于福州西郊怡山之南修炼。同时还记载：“闽之浮屠，始于萧梁，高者三百尺，至有倍之者，铦峻相望。”说明闽地的佛寺也开始兴盛。晋代有灵塔寺、绍因寺等；南朝新增明空寺、妙果寺、唐兴寺、大中寺、法林尼院、南涧报国寺、大乘寺、方山寺、升山寺、华林寺等46所。闽侯南屿发现一座南朝墓，墓砖纹饰图案有道教的青龙、白虎、飞鹤、游鱼；有佛教的飞天、供养僧人、宝相花、忍冬花、宝瓶、坐兽等，反映释道兼容的思潮和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