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恒
晚清时期，福州书肆林立，地处三坊七巷中轴线的刻书成业的南后街，出了一位著名的文化人董执谊，他耗费了毕生的精力整理、编纂、刊行了《闽都别记》。2011年正值《闽都别记》出版刊行100周年，8月25日，由福建省文史馆、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主办，福州市文联、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纪念《闽都别记》刊行百年暨闽都文化传播研讨会”在福州召开，海峡两岸致力于闽都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庆贺《闽都别记》出版刊行百年，纪念为闽都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三坊七巷文化人董执谊先生，共同探讨《闽都别记》和闽都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发展。
一、《闽都别记》蕴含着浓郁的三坊七巷文化
《闽都别记》是植根于福建民间传奇故事的鸿篇巨制，是福建历史上流传至今篇幅最长的传奇小说，是一幅闽越民俗文化的悠长画卷，也是海峡两岸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大型民间文学总集。
关于《闽都别记》的传奇故事明末清初已在闽地广为流传，在闽地百姓以及台湾和东南亚侨民中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闽都别记》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从民间流传的离奇、生动而又风趣的传奇故事，到包容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内涵，蕴含着深厚中华传统文化的鸿篇巨制的问世，经历了平民百姓的传播、说书艺人的热烈推崇和闽都地区文化人的辛勤耕作，汇集了几代人的聪明才智，其间蕴含浓郁闽都文化色彩的三坊七巷的文化人，对《闽都别记》的成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00多年来从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到说书艺人口传笔录的话本，《闽都别记》中的故事虽盛传不衰，但始终无法成书。
由于闽都地区文化人的介入，使《闽都别记》的故事发生了质的变化，其间以三坊七巷为主体的文化人对《闽都别记》的编纂成书、出版刊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为这些传奇故事注入了深沉的历史积淀、深厚的中化传统文化色彩，从而使《闽都别记》成为保存着一个城市记忆的更加深邃的富有立体感的历史故事。通过他们的劳动所形成的详略各异的手抄本，藏于望族世家。以弘扬八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董执谊先生，为使《闽都别记》中的故事不至于灭失，从三坊七巷中的宫巷林家、光禄坊刘家以及螺洲陈家借得珍藏抄本，对照参考家藏善本及地方正史、别史，对这些珍藏抄本进行全面整理、点校、勘误、补充、润饰，精心编纂成为定本。宣统三年（1911）凝结着董执谊先生辛劳和汗水的《闽都别记》终于问世。这部鸿篇巨制既蕴含着浓郁的乡土文学色彩，又充盈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记载了福建省近千年的时代变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沿革兴衰，使古老的闽都福州城变得更加深邃、更富立体感。它充满乡音、乡情和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让远赴海外的八闽游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书中找到前辈生活过的地方，找到绚丽多彩的八闽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勾起对家乡的眷恋，激发人们的思乡、念乡、爱乡之情。
《闽都别记》自问世之日起，就饱含着浓郁的三坊七巷文化。该书所呈现的是闽都地区的历史文化、风土民俗。三坊七巷有史以来就是闽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那里群星璀璨，人才辈出，曾经走出一批对福建省甚至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那里又是闽都地区文人墨客的聚居地，在《闽都别记》的成书过程中不仅饱含着三坊七巷文化人的汗水和心血，而且他们为文化事业辛勤劳动的深沉的积淀，也深深地融入这本记载着一个城市记忆的、充满乡土文化色彩的鸿篇巨制中。《闽都别记》中的一些地名故事如渡鸡口（土街口）、蕃鬼巷（宦贵巷）的故事来源，正是三坊七巷中衣锦坊、安民巷等故事的翻版，源于三坊七巷急避巷（吉庇巷）的故事则被直接引入《闽都别记》第232回中。该书的整理、编纂出版者董执谊先生，耗费毕生精力收集、整理、编纂的大量闽都地区历史故事、俚谚俗语、对联诗词、榕腔白话文、榕腔白字诗等，有的被改编成书中的传奇故事，有的则直接引入该书，如《闽都别记》第57回至第97回中的闽王王延均、王后陈金凤、春燕，以及归守明、李放、太子继鹏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和权力争斗的故事，正是依据董执谊收编的《惜昔室丛抄》卷7中的《陈金凤外传》所改写，而《惜昔室丛抄》中风趣幽默的福州方言，保留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榕腔白话文和榕腔白字诗，则被全部录入了《闽都别记》。此外董先生整理收集的联语、谶言也常在该书中出现。《闽都别记》不仅饱含三坊七巷文化人的汗水，而且也充盈着深厚的三坊七巷文化内涵。
二、《闽都别记》也是台胞珍爱的书
《闽都别记》至第242回，开始着墨于台湾的传说，其后还有多回涉及台湾的风情故事、地名传说。《闽都别记》成书后，其娓娓动听的故事，先是在闽籍台胞中盛传，随后逐渐在台岛传播，至今颇具影响。台湾议员张立中在为1986年台湾出版的《闽都别记》作序时称该书：“情节生动有趣，谈男女爱情，悲欢离合，悱恻缠绵；写江湖人品，任侠香艳，蕴藉风流，令人目不暇接。”又称：“以家乡特有谚语文字属文，隽永诙谐，自成风格，不特福州乡亲曰之，如嚼橄榄，回味无穷；即外省人读之，亦当饶有情趣。”原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杨崇森，以“介绍一本奇书——《闽都别记》”为题对该书进论述，对书中的俚谚俗语、对句酒令、测字、诗魔轶事和该书的版本分别进行考析并向台胞推介此书。
历史上台湾曾是福建所辖的一部分，闽台之间由于政治、地缘的关系，两岸民众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交流、融合，现有的台胞中闽籍人占有较大的比重，目前台湾民间交流的语言以闽南话为主体，《闽都别记》中脍炙人口的故事，同样能牵引出海峡彼岸同胞真挚的泪水。
早在1946年，闽籍台胞就创立了台北福州十邑同乡会，至今已65年，该会曾主办八闽文物展览、会讯等，宣扬八闽文化，1973年元月林炳康先生当选为第四届理事长，1978年蝉联第六届理事长。他积极发扬故里的固有文化，着手影印《闽都别记》，得到闽籍台胞的大力支持，前福州市市长严灵峰教授热心提供长期珍藏的董执谊先生整理编纂的石印本作为母本，并担负起总校对的重任，该书由成文书局承印，每部1500页，用25开纸精装分3册，于1979年9月印成后，海内外乡亲均可人手一册。
1976年张立中先生创立了《罗星塔月刊》，为弘扬乡土文化该刊先后出版《福州风物精华》、《闽新记》、《戚林八音》、《福州风采录》、《福州乡土文化汇编》等。继而《罗星塔月刊》不遗余力地将《闽都别记》重新排印出版。新出版的《闽都别记》以台北福州十邑同乡会的影印本为底本，重新点校、勘误并加注标点符号，该书是福建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章回小说，回目共401回，文字多达150余万字，点校排印任务繁重，工作量极大，得到在台湾的专家学者大力支持，仅参与史实考证修订工作的学术界人士就有高啸云、方冠英、王天昌、王世成、苏心弦、萧宗斡等，严灵峰教授也参与指导，经过大家的共同奋斗，台湾版的《闽都别记》终于1986年12月出版，该书为平装本一部两册。
由于《闽都别记》两度在台湾的印行，使这部凝聚着三坊七巷文化人心血和汗水，充盈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和民俗文化内涵的鸿篇巨制，在台湾得到较广泛传播。台湾版的《闽都别记》不仅凝聚着三坊七巷文化人心血和汗水，也凝结着台湾同胞的辛勤劳动，对《闽都别记》的热爱，印证了闽台两地同胞同宗同缘同文化，也显示出海峡两岸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深情。
三、三坊七巷人物对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的重要影响
明清之际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归入清朝版图，但是，当时清廷统治者对台湾了解甚少，对台湾的治理意见不一，康熙帝本人曾经一度认为“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带兵收复台湾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1684年1月）上奏反对放弃台湾，力陈“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强调“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康熙最后作出了“弃而不守，尤为不可”的决定，将台湾隶属福建省，雍正元年（1723）之后，逐渐形成了1府4县3厅的行政格局，这样的体制一直延续至光绪元年（1875）。在对台采取的一系列决策和措施中，来自三坊七巷的甘国宝、沈葆桢、何勉、何思和、罗必魁等一批人，对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笔者仅以甘国宝、沈葆桢为例陈述其对台湾的巨大贡献。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乾隆皇帝委任家住文儒坊的甘国宝为台湾挂印总兵谕：“此为第一要地，不同他处，非才干优良见识明澈者不能胜任。”甘国宝在台湾总兵任上，采取一系列强军举措。当时，台湾实行班兵制，官兵戍台三年换班更替，替换之兵员皆由福建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延平、汀州各郡兵营调拨。为提高官兵素质，他特于台南总镇标营亲书“益求堂”，组织官兵学文化、学军事，用以加强教育训练，惕厉士卒。平日督率将士勤练军事技术，还亲自督船，带官兵巡视海疆。同时，他深入民间，了解风土民情，教台民明礼义，勤耕种，从而加强民族团结，稳定了台湾局势，使“兵安其伍，民安其业”。甘国宝第一次戍台有功，擢升为福建水师提督，离台赴内地履新时，台湾百姓“群致万民衣伞，父老有操舟送至鹿耳门而不忍去者”。
乾隆三十年（1765）甘国宝又任台湾总兵，此时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扼制了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增进了民族团结。清朝时，台湾总共有19个少数民族，被通称为“番族”，依据被汉化的程度，又分“生番”和“熟番”。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称“生番”，其民族成分本身就比较复杂。清政府在统一台湾并设府后，取消海禁，闽、粤等地汉人涌入台湾，台湾因此迎来了移民高潮期。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80年间，台湾人口从20万一路飙升到66万，从而致使台湾的治理显得更加复杂。汉人大量流入垦荒，在土地使用上和当地少数民族产生争纷，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甘国宝到任时，当地的汉族和高山族关系紧张、时常发生斗殴事件；他深入调查，并采取“严疆界、谨斥堠”措施，命人立石清界，以线为界，分清汉民与“番民”的土地，还建立瞭望用的土堡，加强巡查，严禁汉人侵入土著地区开垦土地。这对于当时维护台湾和平安定，防范少数民族利益受侵害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对所辖民众的一视同仁，绝不偏袒汉族，也不鄙视少数民族，表现出以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为重的大局观念。去台湾各地巡查考察军务时，沿途每经“番社”，他都去看望“番民”并俱各分赏银牌、烟布等物，以示鼓励，番黎悦服。同时，他还将台湾降雨情况，晚稻、地瓜、花生、甘蔗等五谷杂粮收成情况以及米价行情等逐一俱奏，体现出他的爱民情深。因此当他去世消息传到台湾时，举岛“士叹于庠，民哭于市”，台湾民众还立碑建祠纪念他。
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台和80年代中法战争，使清政府认识到海防的空虚，也因此意识到经营台湾对海防大局的重要意义，从而感到加强台湾治理的迫切性。家居宫巷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为此亲历台岛，沈葆桢指出：“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关系非轻。”为了加强中央对台湾的治理，以巩固海防，沈葆桢对台湾原有的行政体制实行改革，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和开发程度，在艋胛建立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淡水厅为新竹县，改葛玛兰厅为宜兰县。原来的台湾府辖台湾县、凤山县、恒春县、嘉义县、彰化县、澎湖厅、卑南厅、埔里社厅。台湾建制遂由1府4县3厅增为2府8县4厅。府县行政区划的调整，属于岛内隶属关系的变更，与中央政府管辖关系更为直接的是台湾建省问题。早在1874年日本滋事的牡丹社事件时，丁日昌就已提出，台湾将来可以另设一省，以利防守的建议。沈葆桢也认为台湾幅员广阔，情况复杂，不是一个从属于福建的台湾府所能管辖，但是他又认为，闽台关系密切，“闽省向需台米接济，台饷向由省城转输，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台湾另建一省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奏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例，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沈葆桢奏请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为后来的分省提供了舆论准备。后来决定闽台兼顾，旨准从1875年11月起，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于是在台北设立福建巡抚行署。沈葆桢的建议实际上为10年后分省创造条件。
沈葆桢到台湾后，鉴于“番民”多聚居岛内山地，他提出“开山”和“抚番”相结合的方针。他说：“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他组织兵力开筑穿越大山、横贯东西的3条道路，“安抚良番，平服凶番”。与此同时，他还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招垦局，招工来台开垦。经沈葆桢“创议开抚十余年，得卑南、恒春一厅一县。继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刘铭传继续执行开山抚番政策，到1886年11月，经过刘铭传开路招抚，后山南北两路生番二百十八社，番丁五万余人，前山各路生番二百六十余社，番丁三万八千余人，均次第归化，可垦田园数十万亩”，到1889年1月，“全台生番全行归化，仅剩新竹内山数社”。
1874年沈葆桢渡台开始谋划台湾的现代化，他采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筑新式炮台，建设闽台水陆电线，开采基隆煤矿，开发当地自然资源。1876年新任福建巡抚丁日昌继续购船、练兵、修建炮台、架设电线，继承沈葆桢的建设方针，并且兴筑铁路，迈开了台湾现代化的新步伐。刘铭传也做出了新的贡献。他继续传承沈葆桢的建设方针，全面推行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自强新政，将发展台湾的蓝图具体化。把现代化建设与加强海防密切结合，取得显著成效，成为全国洋务运动的一个先进省份，沈葆桢是台湾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沈葆桢等从三坊七巷走出来的人物为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建设，和台湾的安全和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台湾的后来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响。
四、三坊七巷文化人对台湾文化事业的无私奉献
1874年正当沈葆桢谋划对台湾的政体改革时，首先面对的是番民的治理问题，即“理番”。由于台湾少数民族内部种族繁多，文明程度不一，增加了“理番”的复杂性和难度。对台湾各族民众的文化教育迫在眉睫，在沈葆桢的极力举荐下，董炳章（董执谊之父）赴台湾任淡水学教谕（主管文化教育的官员），董炳章又名道行、炳昌，字琅山，家居三坊七巷中轴线的南后街，此前担任上杭学教谕，多年执掌教政功绩卓著，在同僚中口碑颇好。初到台湾沈葆桢不仅面临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而且其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事业百废待兴。他管辖区域大致涵盖如今台北大都市圈在内的北台湾，初临一片荒蛮之地，条件恶劣，任务繁重，他并没有退缩，只是深感淡水厅首任教谕责任之重大；开始兴办学校，培训社学骨干，鼓励门人到义孰服务。为兴教化，开民智，他凡事躬亲，不避辛劳，兢兢业业，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在台北广袤的土地上一个多层次的教育体制已粗具规模。
为结合当地民情提高文化教育质量，他多次深入辖区各民族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教育模式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权衡利弊，不断改进。经过他的耕耘，辖区内的文化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他还结合教学，精研经义，著有《经义解纷》4卷、《屈蠖斋集》等。明志书院是当时台湾著名书院，他亲自担任该院的主讲，据《长乐县志》记载董炳章“兼主讲（淡水厅）明志书院，兴学教士如上杭”。
初到台湾辖区内民族繁多，彼此文明程度不一，由于利益的纷争，械斗和诉讼时有发生，董炳章结合文化教育向民众宣传儒家教义，倡导民众规范和遵守社会公德，据《长乐县志》记载：“时台民素好讼，炳章力革之，士习为之一变。”经过他大力诱导，纷争、械斗和诉讼逐渐消除，民风渐变，他为台湾的文明进步和民族团结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董炳章之妻是乡贤陈芷亭（兰泰，林则徐四舅）的曾孙女，江苏按察使陈少希胞妹。家学渊源的影响和良好的教育造就了一位德才兼备的女性。她不仅气质风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明事理，善解人意。董炳章中年得爱子董执谊，珍爱有加，在他淡水教谕的任上爱子尚年幼，每次在海峡彼岸传递的家书中，妻子总是勉励他放下包袱，为台湾教育事业多做奉献，这使他解除了后顾之忧一心扑在事业上。他乐善好施，为自己立下每年向贫困儿童施舍百件棉衣的诺言并身行力践，从不食言，为此帝师陈宝琛、名儒何振岱均给其极高的评价。在台期间民众生活贫困，弟子中常有因经济拮据而无法就学者，每遇此情他均解囊相助，毫不吝惜，他常因此而囊空如洗。对他人他慷慨解囊，但对自己却极度节俭。笔者是董炳章第五代孙，少时常听父辈说：“曾祖在台的薪俸几乎滴水无归，全都耗在他的事业上。”在南后街家中的董炳章幼子董执谊则全靠其祖母和母亲的两台织机的日夜操劳，在困境中，他伴随着织机声长大；而董炳章的妻子在维持生计之余还担负了教子的重任，直至董执谊中举成名。无独有偶，董炳章自幼家境贫寒，也是母亲、祖母依靠两台织机供其读书直至中举。为此福建廵按使许世英特赠“寒梭两杼”金字牌匾挂于董家厅堂，以表彰董家女性为文化事业所做的奉献，此后“两杼堂”就成为董家的堂号。
为资助贫困学子，董炳章经常囊空如洗，但看到弟子们学业有成，茁壮成长，他则感到无比欣慰，他常对弟子们说：“我虽囊空如洗，但你们都是我的财富，是台湾的未来，有你们在我知足了。”对台湾文化事业的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使得董炳章英年早逝，在台履职3年就不幸卒于任上。在台的学子们悲痛欲绝，他们相约结伴同行，不辞山海险阻，护送恩师灵柩返乡，为他守灵、戴孝、下葬。
三坊七巷文化人董炳章为台湾的文化事业鞠躬尽瘁，献出了生命，故事并未结束，他的儿孙继承他的遗志，同样为弘扬八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董执谊整理、编纂、出版的《闽都别记》以其生动的故事、美妙的传说在台胞中盛传。如今台北市立图书馆珍藏着1986年台湾版的《闽都别记》，同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闽都别记》则珍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该书见证了三坊七巷文化人为闽台文化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945年日本投降，董执谊四孙董碧辰赴台参与接收与清理“日产”，翌年次子董琨生于台北。董琨继承先辈遗志勤奋学习，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曾多次应邀赴台湾讲学或参加学术活动，参与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桥梁。2005年1月董琨应台北“国乐团”邀请，参加“汉字与全球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他用贴切的比喻来形容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区别与融合，他说：“一个家庭有两兄弟，后来分家了，但两兄弟依然遵循传统，把大米当主食。不过老大为了好消化，把大米煮成粥喝，而老二还是规规矩矩地吃干饭。其实这只是水多水少的问题，但都还是大米。如果老大到老二家做客，老二完全可以把饭煮稀些；反过来如果老二来老大家做客，老大也完全可以把饭煮得干一些。”这一席话，形象深动地道出了海峡两岸同胞同根同祖同文化的属性。
斗转星移，祖国大陆的经济文化事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随着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港澳同胞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海峡两岸开始通航、通游，沉积已久的海峡坚冰已开始消融。董家的后人正延着董炳章、董执谊等先辈的足迹，为搭建闽台两地的文化桥梁，为炎黄子孙共同的文化事业努力奋斗。
古老的三坊七巷，以其深沉的历史积淀，见证了从这块土地上输送出来的人对台湾的重大影响。如今，这块蕴藏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古老土地，正在焕发着生机，她以崭新的面貌张开双臂，迎接海峡彼岸的同胞，延续着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