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伟奇
福州与台湾一水相连，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连江县黄岐半岛距马祖岛不到8000米。榕台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关系密切。历史上，一大批福州籍人士不畏波涛险阻东渡台湾，披荆斩棘，辛勤劳动，开发宝岛。清代，有不少福州籍人士赴台担任教职，设馆办学，传播中华文化，为台湾早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就有居住在三坊七巷的福州名人，如曾居住在光禄坊的训导刘家谋、教谕周长庚，曾居住在文儒坊的总兵甘国宝、训导叶梦苓，曾居住在宫巷的钦差大臣沈葆桢等人。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在台湾设立各级儒学，加快发展文化教育，大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按《大清会典》记载，儒学为清代地方官办教育机构。清代台湾儒学分为府、厅、县三级，府学设教授、训导，厅、县学设教谕、训导。清代台湾各级教育机构的教职人员大多选自福建。根据清代《吏部则例》规定，台湾儒学的教授人员，“亦由内地人员调补，台湾府学训导并台湾等四县教谕、训导缺出，先尽泉州府属之晋江、安溪、同安，漳州府属之龙溪、漳浦、平和、诏安等七学调缺教职内拣选调补。倘有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福建）通省教职内，一体拣选调补”。据《重修台湾省通志》（1993年版）载录，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台湾儒学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的211年间，清政府先后任命、延聘台湾府儒学教授80人，其中福州（十邑）籍人士33人；厅、县儒学教谕265人，福州籍79人；训导299人，福州籍78人。据统计，清政府统治台湾期间任命各级儒学教授、教谕、训导等教职共644任，而其中190任由籍贯福州的人士担任，占近三成的比重，比闽南二府一州的总和还要多。
清代在台湾各级儒学教育机构执教的福州籍文人大都为饱学之士。福州籍教职人士不仅学识渊博，且忠于职守，勤于教职，为发展台湾教育事业而无私耕耘，深得台湾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如刘家谋（1813～1853），字仲为、一字芑川，侯官县（今福建福州）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累考进士不第，后以大挑任宁德、台湾教谕。道光二十年（1845）五月任台湾府学训导。任职期间“怜才爱士，敢作敢为……为人慷慨豪侠，勤于执教，为人师表”，认真教学，谆谆善诱，学生虽资性极愚钝者亦受感化，为振兴台湾教育，不遗余力。他还很重视对台湾民众的引导教育，帮助台湾民众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在台湾期间，刘家谋很重视调查研究，采风问俗，收集文献，他对台湾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著有《观海集》、《海音诗》等诗集。他在著作中对台湾的风土人情及官吏施政利弊皆有论述，对研究台湾乡土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最后因辛劳积劳成疾他卒于任上，年仅40岁，被台湾人民所怀念。台湾民众尊他为好官，亲切地称他是“台湾府学刘老师”。
周长庚，字莘仲，侯官县人，清同治元年（1862）举人。以教读为生，与林纾友善。光绪十年（1884）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引起人民强烈愤怒。长庚与林纾拦马递呈建言折于左宗棠。后来左宗棠据实转奏朝廷，一时义声震动全国。长庚多次参加会试，但均不第；后以大挑任建阳教谕，调任台湾彰化教谕。在任期间，兴学重教，一时彰化成为闽台文化交流之所，台湾南北无人不知周教谕之名。以其在台功绩，被载入《彰化名宦传》。
叶梦苓，字松根，侯官县人，大诗人黄任的外孙女婿，曾居住在文儒坊。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奉派为台湾凤山县训导。在台湾任上，梦苓广设学校及义塾，劝令各家送子弟上学，凤山文风因而兴振。一日遇山寇围城，知县被杀，县中无主，由梦苓招募义勇，竭力日夜守城。后因救兵不至，城陷，梦苓全家尽死，所有诗稿皆没。后入祀忠烈祠。
除福州文人士子，曾居住于三坊七巷的福州籍戍台将领——台湾总兵甘国宝，虽出身行伍，但在台湾期间除做好本职工作，亦重视推行文化教育，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土著民族明礼向化，同时，他还重视加强民族团结，为维护台湾社会安定，促进台湾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甘国宝（1709～1776）为清代名将，字继赵，号和庵，祖籍古田县二十二都（今屏南漈下村），雍正四年（1726）迁福州文儒坊居住（其故居位于文儒坊51号）。武进士出身，授御前侍卫。乾隆年间，相继出任贵州威宁、江南苏松、浙江温州、闽粤、南粤等地总兵，将兵有方，官声卓著，为乾隆皇帝所倚重。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乾隆皇帝委任甘国宝为台湾挂印总兵，诏谕：“此为第一要地，不同他处，非才干优良见识明彻者不能胜任。”显示了乾隆皇帝对甘国宝的高度信任。乾隆年间，甘国宝两次出任台湾总兵。甘国宝果然不负所望，在台湾期间，严疆界，谨斥堠，制总巡、分巡、轮巡会哨诸法，时刻防范来犯之敌。他还深入民间，熟悉当地风土民情，设立“番学”，教台民“明礼义，务耕耘”，提高土著居民的文化素质，加快了土著民族的汉化过程。当时台湾的汉族和高山族关系较为紧张，时常发生斗殴事件，甘国宝深入调查，认为“番汉错处，宵小最易潜纵；而生番争界豕突，每至杀人”。命人立石清界，采取“严疆界、谨斥堠”措施，禁止当地汉族群众侵入少数民族地区，违者依法严办。他还查办一汉人杀一家九命、嫁祸于少数民族的疑难案件，明察暗访，辨明案情，将真凶绳之以法，从而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使民族和睦，“兵安其伍，民安其业”。
谈论对清代台湾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三坊七巷福州名人，绝对不能不提及曾居住在宫巷26号的沈葆桢。沈葆桢（1820～1879），字翰宇，号幼丹，侯官县人。沈葆桢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臣之一。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江西广信知府、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及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1874年夏，沈葆桢奉命以钦差大臣身份巡视台湾处理日本侵台事件，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宜，驱逐日本侵略军，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开发台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开发台湾的各项措施中，他始终把兴办文化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清同治十三年（1875），沈葆桢对接受“招抚”的琅峤狮头社高山族人示约7条，其中一条即为“设番塾”。他先在枋寮地方办一所番塾，令各番社均送番童三人入学，学习语言文字及中华传统礼仪，“以达其性，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各番无不帖服”。随后他又在刺桐脚、虎头山、蚊蟑埔、四重溪等14个较大的番社设立番塾；1875年仅在埔里社就设番塾26处，招收汉人和高山族儿童入学。学校实行寄宿制，伙食、宿舍均由官府提供，教学内容以读书、习字为主。沈葆桢还组织编写了《训番俚言》一篇，作为教化番民的教材，颁发各地番塾使用。沈葆桢深知“教化之本在学校”，希望通过办学，让高山族人民知书明理，粗通文墨。他把教育事业当做长久的根本大计来抓，为提高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做出很大贡献。台湾少数民族民众通过习字、读书，明白了道理，逐渐开化，摆脱了愚昧落后的状态，逐渐进入了文明社会。
清代渡台的福州三坊七巷名人，艰辛耕耘，积极推行儒学教育，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养造就台湾人才、推动台湾早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伟大功绩应该为世人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