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的那天，四哥送我去友谊宾馆搭机场大巴。晚上太冷，不好意思让他陪我等太久就让他先回去了。后来一个人搬着两个行李箱上下大巴车，被后面的人催着。到达累斯萨达姆的时候没碰上来接的人，第二天一个人搭车去莫罗戈罗。车里无比地晒、热和拥挤，司机还时不时停车让卖东西的人上来。本来跟我说两个小时到的路途走了四个小时，到莫罗戈罗时已是天黑。手机快没电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担心如果再一次碰不上来接的人怎么办。
在香港流落街头还被人威胁报警的时候，我说过我妈怎么也想不到我沦落到这种境地了。后来我发现，比那更不堪更狼狈的时候还有的是。
那天好不容易找到一点儿微弱的无线网上Skype跟我妈聊天，我妈说她现在都后悔死放我出来了，整天都担心得睡不着，到现在还一直追问我干吗跑出来，而且一跑就是这么远。我也一直在问自己。
坦白说，即使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北京的时候，我是真的讨厌那个城市，可是出来了之后当别人跟我说你一看就是从北京来的我又很开心。在北京的时候，日子过得非常糟。我似乎永远都抓不住自己的情绪走向，又不能像从前那样，那些未知的情绪苗头总能很准确地被人感知出来。这样的日子让我太没有安全感。身边充斥着太多能折腾、会折腾、喜欢折腾并且折腾出功名利禄的人，也充斥着各种有资本、有勇气、有能力向体制和其他一些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说不的人。我羡慕第一种人有着那么明确的目标和那么坚决的行动力，似乎永远都没有低潮期，永远都精力充沛。我佩服第二种人总是那么敢想敢做，我嫉妒他们拥有对抗的资本。我和第一种人争过，赢过也输过。赢了我会觉得很累，输了我会不甘心。我也喜欢和第二种人交往，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太沉重飞不起来，那么我愿意把我的翅膀给他们让他们更好地飞翔。
有时候太冲动，所以受到很多惩罚。我愿意并且不后悔承担我所有冲动的后果，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冲动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小时候会跟爸爸说：“你让我去闯吧，我愿意走弯路，愿意撞南墙。”后来才明白，年长的有经验的人帮我安排和计划的一些东西真的就是对的，有些弯路走了不一定能回到主干道上来，有些南墙撞了也是回不了头的。
有时候太理智，所以很多情感被左右了。明明就是有过动摇的，可是当有些现实不符合预期的时候还是可以果断地放手，即使可能只有一步就到达。我怎么可以做那样的事情，在我没找到动力的时候就开始行动。我怎么可以喜欢那样的人，不看杂志不读报只通过QQ弹出来的消息框来了解新闻。
刚来莫罗戈罗的两天没有事情做，室友都上课去了，早上起来洗了头刷了牙就坐下来看书。刘瑜说新保守主义的一声炮响，给落后国家送去普世价值的时候，人们不禁会问，也许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都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我”变成了“你”，那么“我”是谁呢？我想我只是想要有一点点的不同，我只是想要不仅仅是自己无害。我自卑，没耐性，脾气差，固执，讨厌愚蠢的人，更讨厌自以为是的人。我不喜欢动脑，不善于言谈，不喜欢和人争，也不喜欢让。我不喜欢和没有故事的人一起做事，不喜欢自己满身都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有些事情我看到过就不可能当作没看到。所以我还是奢望，奢望这地球有未来，奢望人们相信爱和希望的力量，奢望会有某件事、某个人、某个地方、某首歌、某个电影片段、某个时间点让人有安全感。
【恨安定，爱变化】
汽车奔驰在一望无际的东非大草原上，天空很低很低，没有什么云，触手可及。破旧的塑料袋挂在电线杆上，远远望去像只白色翅膀。小小的村落和矮矮的房舍隐藏在那些热带特有的大王椰子后面，若隐若现，点缀着这天圆地方。更多的是大片大片的空旷，不是荒凉，不是死寂，而是沉默。我总是会在这种时候莫名想起外公，想起曾经遇见的那些人，可能是那个挑着剃头担子转过街角的大叔，可能是那个几块牙膏皮就能换一块麦芽糖的阿公，可能是那个喊着“磨剪子抢菜刀”的大伯。他们大多上了年纪，话不多，喜欢把过年时收到的香烟白酒卖了然后喝自家酿造的度数很高的放有各种药物的黄酒，抽白沙一类几块钱一包的卷烟，早些时候是想得多说得少，这几年可能连想也不愿再想了。外公今年七十岁了，还是牛一样的倔强。前年夏天的时候，他一个人要去成都找多年未联系的亲人，在广州火车站摔了一跤，头缝了几针，去年暖春的时候又去了。外公年幼的时候跟着他的父亲走南闯北，后来新中国成立了，出逃计划失败，家也亡了，就安定了下来。小时候爸妈不在身边，跟过外公几年，他总是骂我野。我是他唯一打过的后辈，也是唯一反抗过他的后辈。但那几年，竟默默向他学了好多。最近几年都没有怎么回去看过他。在坦桑的日子，有时候真的很想很想突然飞到他身边。我知道他最多说一声“你回来啦”，我也最多回应一声然后就静静看他一个人在小乡村的青石板路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老房子的门槛上抽水烟看咸蛋黄的身影。没有人能读懂他把那些曾经的热血或梦想、坚持或偏执寄存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没来由地怕有一天我也会这样。
回来的那晚知道第二天会有某个大主教过来，舍友们都兴奋不停地搭配着准备要穿的衣服，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一天辗转三个地方，实在困乏，我迷迷糊糊地睡着，断断续续地做了好几个梦。早上醒来觉得比登顶泰山还要累。回想梦里面的那些场景，不外乎升学、烹饪、朋友和基业，依旧是现实中无意识或者下意识最揪心的事。跟室友瞎侃，我说五个小时的时差都逃不出北京的魔爪，再随缘的人还是会被要下不下的雨弄得心烦气躁，再远的距离、再长的时间该写的东西还是要写，该见的人还是得见。Jinjin说我这次逃跑得有点太远。我给伍小姐写明信片说要怎么忍受一辈子就在一个地方，要怎么忍受那种今天就可以预见明天的生活。伍小姐说未知的明天让人不安，已知的明天又让人不满，人呵。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不是去澳洲就一定要去歌剧院和大堡礁，正如我在坦桑就一定要去乞力马扎罗和塞伦盖蒂一样。搭乘飞机直接到Mosh，然后去Arusha，再飞到Zanzibar，一个星期后带着满当当的充满马赛风情的纪念品，存满漂亮风景的4G内存卡和一身被赤道阳光炙烤过的肤色回国。这不是我想要的旅行方式。在凤凰，在丽江，最享受的事情就是穿着裙子戴着草帽，手腕上苗银叮叮当当晃得耀眼、响得清脆，趿拉着人字拖在小巷里转悠，找一家没什么人的酒吧或者咖啡厅，靠窗坐下，听黑胶唱机咿呀咿呀，看路上美女袅袅婷婷、情侣恩恩爱爱。里程不是用来累积的，地球不是用来征服的，单反也好，卡片机也好，都不是用来代替你自己的眼睛去看的，Lonely Planet不会告诉你Zanzibar问路也是要收小费的，达市的HIV携带者高达百分之八，Abood（某种交通工具）小的比大的快却更不安全，地图上也永远不会为你标示快乐或悲伤，离开或者到达都不是为了告诉别人你来到过。
我有时候会想，旅行就像吸毒吧。陌生的地方、萍水相逢的人往往能给予人更大的安全感。北京把人变得太彪悍了，像只刺猬，有着太多不肯退让，对这个世界充满着防范。只有在一个彻底陌生的国度，在一群此生都不会再见面的人面前，才能做回那个最柔软和最真实的自己，不计较，寡言少语。而我最喜欢的状态便是，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从来不问你，我们要去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