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1927年4月12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船票价格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有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价格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四十五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争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
这些“生意人”，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样多的“生意”可做？
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却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起来，踱上了甲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
这些“生意人”，便是“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超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即王明）、李立三、罗亦农（即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
那是因为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六年前的1921年7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此后，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地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发善的反应。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共两党结为盟友。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025年3月12日上午9点半，孙中山因肝癌不治，长逝于北京。随后国民党内两雄并立：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最初，蒋介石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运行。1925年9月，当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兵马从广州出发，征讨军阀陈炯明时，他的东征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便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苏联顾问帮助他制订了周密的东征作战计划……
国共两党又携手北伐。自从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才三个月功夫，便拿下武汉。
武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随即，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想要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提议遭到拒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起来，跟在南昌的蒋介石相对抗。
在上海，共产党有着颇好的基础。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3月21日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北洋军阀部队三千人和警察两千人，占领了上海。共产党由此声威大震。
蒋介石闻讯急急进军上海，又迅即占领南京。
蒋介石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
4月12日凌晨1时，上海在沉睡。一队队全副武装、臂缠“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世上最危险的事，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却是原本的朋友突然翻脸，掉转了枪口对着你。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天开始，在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蒋介石血洗了工人纠察队，血洗了中国共产党。
于是，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涌向码头，涌向长江轮船……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跟武汉的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
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戴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唱起20世纪20年代的“三国志”。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武汉的气氛，全然不同于上海。
“赤色人物”们刚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4月20日的卢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
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
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奔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4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同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
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代表，四十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已经四年。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
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1920年4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1927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1921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1938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
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六年前，当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六年后，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八十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大会在“赤都”武汉仍是公开举行。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闽以及孙中山之子孙科，他们是来向中共表示祝贺的。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一一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
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叠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5月9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未有的猛烈批评。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
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
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归结起来，鄢就是后来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只注意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讲斗争，对蒋介石一味退让……
就在陈独秀的脸越拉越长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瘦弱青年，戴着一副黑框圆形镜片近视眼镜，成为大会中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1927年2月写的小册子，书名颇怪，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后来改名《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此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成了陈独秀的心腹助手。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实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也！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拿彭述之开刀。那时的1927年2月，瞿秋白称病，说自己肺病复发，其实他是藏了起来，埋头写这本小册子。如今，他在大会上分发这本小册子，无疑给了陈独秀重重一击。在小册子里，他批判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十七条错误。他尖锐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声望在日益上升。
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从正中移到两侧，当中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小分头油光发亮的人物登上主席台。此人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特地前束祝贺中共“五大”召开。陪同汪精卫一起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却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似乎表明，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会场里还流传“小道消息”：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据说，那是“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再三斟酌，还是建议仍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这大抵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影响。
中共“五大”选出了三十一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十四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八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
另外，还选出三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在八位政治局委员之中，又选出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另外，选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瞿秋白没有进入常委之列！
毛泽东呢？他只是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尚未显山露水……
总书记“不光荣的结束”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
5月17日，唐生智手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5月21日，唐生智手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
6月10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议。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疑：“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英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
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
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6月17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
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被从车子上甩了出去。
已经在中央“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负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
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上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7月初几（和森于7月2日大发旧病，3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1927年9月22日在中北顺直省委作的报告（1928年7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足，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奠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禁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
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厦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
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甩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
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7月12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套成立，陈独秀停职。
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
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
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诞生的翌日，便发表了与陈独秀退让政策明显不同的《对政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此，国共公开决裂。
在中共《对政局宣言》发表的次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当天夜里，汪精卫下达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密令。
第二天——7月15日，武汉一片腥风血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
“赤都”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
“四一二”、“七一五”，从此被作为不祥的日子，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
瞿秋白崭露头角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7月18日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
于是，7月20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来到江西九江。26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这里。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
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用的是化名罗迈。
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7月12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那次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称他要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了！
瞿秋白到哪里去了呢？
在长江轮船上，出现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边，正坐着鲍罗廷！
据云，鲍罗廷要去庐山“休养”，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俩用俄语低声地交谈着。鲍罗廷的心境是复杂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四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国民政府顾问，在国民党内也享有很高声誉。可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出的通缉令，捉拿两名“首犯”，一名是陈独秀，另一名便是他；汪精卫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顾问合同，并要缉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鉴于蒋、汪的反叛，中共的危机，把责任归咎于他。在这样三重的压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国，无奈他的妻子范娅在北京落到军阀张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质，又使他无意独自回去。总算在7月12日这天，他接到北京来电，说范娅已获释，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这样，他回国之举已定。他想在回国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中共领导人细细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于是，他选中了庐山作为“休养”之地。
至于他为什么撇开新当选的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偏偏只带瞿秋白一人上山，乃是一个历史之谜。
最然，熟知中共内情的这位老鲍，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在离华之前，要把领导担子移交给瞿秋白。
山下正风云变幻。在云遮雾障的庐山，“老鲍”跟瞿秋白彻夜长谈，研究着中共下一步的暴动计划，中共的新的战略方针和工作原则。
鲍、瞿密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7月21日，他俩从庐山悄然返回武汉。当天，鲍罗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
虽说鲍罗廷没有明确指定六常委中以谁为首，而实际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后来居上”。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位二十八岁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他在二十一岁时，也就是1920年时作为北京《晨报》的记者前往苏俄，日渐接受红色影响。他见过列宁。后来，他经同乡张太雷介绍，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他的笔名，化名恐怕是最多的一个，多达一百来个！“秋白”原是他的笔名。他有时叫“维它”，用“瞿”的谐音化名“屈维它”，也用过“陶畏巨”、“狄康”、“之夫”、“美夫”、“董龙”、“樊梓生”、“陈笑峰”、“司马今”、“史铁儿”、“林复”、“宋阳”、“魏凝”、“范易”、“何苦”等笔名、化名。他在苏俄则化名“斯特拉霍夫”。这也难怪，因为他是记者出身，文章满天飞，又长期在秘密状态下工作，不能不“打一枪”换一个名字。
如今，他的传世之名叫“瞿秋白”。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生于秋天，联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其实他出生于新年之初——1899年1月29日。常人头顶只有一个发旋，他却有两个，正因为这与众不同之处刚生下便得了个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瞿艘”，以纪念他头上那两个发旋。“艘”是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大船，所谓“百舸争流”。
他长大了，嫌“艘”字过分冷僻，自己改名“瞿爽”、“瞿霜”，依然是“双”字音。不过“爽”、“霜”都与秋天紧相连，所谓“秋高气爽”，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他由此衍义，取了笔名“秋白”，亦“霜”的含义。倘若不是这么细细考证，人们很难知道“秋白”竞出典于他头发的双旋！
瞿秋白聪颖机敏，又擅长文笔。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在苏俄采访，写下大量报道，写出《赤都心史》等著作，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1923年初他回国之后，很快成了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主要撰稿人。1923年他出席中共“三大”，便主持起草了党纲。1924年出席国民党“一大”，又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
瞿秋白在中共担任的职务，逐年上升：刚回国时，担任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5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可能基于这两点原因：
第一，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因此，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当时首先要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的反对派的他，就不奇怪了。
就在7月21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回到武汉的第三日7月23日，共产国际派出的新的代表秘密抵达武汉。当天夜里，新任代表便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政治局常委们通宵长谈……紧接着，7月27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
鲍罗廷回去后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头上。斯大林拒见他。他被安排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1949年鲍罗廷被捕，据说是有“特务”嫌疑。1951年5月29日，六十七岁的他，惨死于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菠克。直至斯大林死后，1956年苏共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罗易回去后，由于参加反对派活动，于1929年被印度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开除。他从苏联返回祖国印度。1954年1月25日病逝。
三人之中唯有维经斯基还算不错，未遭厄运，先后从事农业、工会、教育工作，做了教授，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新代表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他与瞿秋白等中共新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共贯彻新的指令……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8月的武汉三镇，热得如同火炉，即使一动不动躺在那里，全身的皮肤也会像漏了似的，汗水不住地汩汩而出。就连树上的知了，也懒得叫唤。
在汉口的俄租界，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29个中国人却不顾蒸笼般的闷热，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侧耳倾听着一个俄国人的长篇讲话。大约是因为骤然增加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屋里方凳、圆凳、长板凳相杂，显然是临时从别的房间里搬过来的。
那个讲话的俄国人，皮肤格外白净，二十九岁。他便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据会议的出席者郑超麟回忆，“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
其实，他的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纳兹，1897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17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奉共产国际紧急指派，他千里迢迢、星夜兼程，赶到“火炉”武汉，接替罗易、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这“全权”两字，表明他身份非同小可。
罗明纳兹的两侧，坐着另两个外国人，是和他一起抵达武汉的。
他的一侧是一个德国小伙子，二十五岁，名叫纽曼。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二十三岁出任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虽说年纪轻轻，却有着“暴动专家”之誉。因为他二十来岁时，曾成功地领导过德国工人暴动。据云，派这位“暴动专家”前来中国，是考虑到中共正需要组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
罗明纳兹的另一侧，是一位俄国女人，名叫洛蜀莫娃。她是罗明纳兹的助手。
罗明纳兹手中拿着厚厚一叠俄文稿，一边念稿子，一边不时离开文稿“发挥”几句。担任翻译的文弱青年，穿白色短袖纺绸衫，脸色苍白，肺病正在折磨着他。他便是瞿秋白。此时，他的手中也拿着一叠厚厚的纸头——他事先把罗明纳兹的俄文稿译成了中文。当罗明纳兹离开稿子“发挥”几句时，他的目光也离开了中文稿补译几句。
瞿秋白扮演的不仅仅是翻译的角色。罗明纳兹的报告长选三万多字，是瞿秋白参与起草的。这个报告，是“罗明纳兹瞿秋白”的登台宣言，从此正式取代了“鲍罗廷一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
会议是在极度匆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最初定于1927年7月28日召开。可是，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武汉。推迟到8月3日，仍然来不及。可是，再等下去是不行了。这样，当外地代表来了一部分之后，就决定在8月7日开会。会议非常紧凑，从早到晚，开了一天就结束了。
这次会议，由于是代表不齐，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是称“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由于是在8月7日这天开的，史称“八七会议”。
六常委中的一半——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南昌前线，未出席会议。留在武汉的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及病中的蔡和森出席了会议。
大会的主席是一位大高个子，三十一岁，湖南口音。他便是常委李维汉。当年，他是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来留学法国，在那里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前身）。1922年底他回国，由毛泽东和蔡和森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跟毛泽东、蔡和森很早便认识，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求学时，毛泽东、蔡和森则在第一部读书。他在1923年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亦即后来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委。在中共“五大”当选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的透明度，要比中共“一大”高得多，因为当年会议的详尽记录，现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查阅会议的原始记录，便能得知会议的真实情况。
会议的出席者共有：
中央委员：罗迈（即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河北代表：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中央秘书：邓小平。
其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奠娃。
在会议记泶上，发言者用简称，如“迈”即罗迈（李维汉），“东”即毛泽东，“亦”即罗亦农……内中不时出现一个代号“D”字。经查证，“D”即罗明纳兹。
在原始记录上，大会主席李维汉的开场白中，这么说及：
在7月1日（十二日？）以后国民党政府背叛以前，常委之组成为特恩立迈太五人（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引者注），后特、恩、立到前方，现留的仅迈、太二人。在国际代表未来以前，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提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即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开一紧急会议，指出此倾向并改组中央。后国际代表到，对此亦谈很多，并决定召集紧惠会议。此会议原定7月28日开，后因为种种关系不果，直至今日才实现。
李维汉的开场白，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批判机会主义倾向并改组中央。
李维汉开宗明义，指出大会的任务在于纠正“错得太远”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亦即以陈独秀为首的前一任领导机关。
已经“不视事”的陈独秀，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仍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虽在汉口，却不能出席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而召开的。
在李维汉讲话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致词：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共产党英文开头字母——引者注）将不成其为CP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翠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
罗明纳兹的长篇报告，经大会讨论，后来稍作修改，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
在会议记录上写着，罗明纳兹报告结束之后，“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继续开会，讨论报告。
令人注意的是，第一个发言者是“东”，亦即毛泽东。原始记录上，毛泽东的发言，约为一千字。
毛泽东的话，保持着他幽默辛辣的风格。他是这样批判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的：
当时走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竞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一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有一段话极为重要，那便是他的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即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显要，然而他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吾独醒”的意味，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其实，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7月4日的中共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已经说过类似的意见：“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则无办法。”他主张“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他走的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路，“上山”之路。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换动着：5月9口中共“五大”闭幕时选过一回，选出政治局委员七人，常委三人；才两个来月后的7月12日，又一次换班、改组，确定新的五常委；这一次，还不到一个月，就再一次换班、改组。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是这么说的：
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局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让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
罗明纳兹指出：
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
罗明纳兹的意见，受到许多中共代表的赞同。
邓中夏指出：
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但来宾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敷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
罗亦农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作为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采作指导，这是很对的。
任弼时说得更直截了当：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
任弼时所说的“老头子”，指的是陈独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
这样，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别人中共新领导班子候选名单。
内中有：42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湛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道地的海员工人出身。1921年1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3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二十三岁的顾顺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七岁的向忠发，湖北汉川人。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上二当选中央委员。
于是，罗明纳兹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念道：
“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七人”，“正式委员七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七人——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名单。
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瞿秋白预拟的人选颇多差别。
根据会泌记录，最后的名单连同得票数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二十票）、向忠发（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罗亦农（十八票），顾顺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淳维汉（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时（十四票）；
候补委员——邓中夏（十三票）、周恩来（十二票）、毛泽东（十二票），彭公达（十一票）、张太雷（十一票）、张国焘（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数颇为耐人寻味。由于共产国际全权代表强调了工人成分，苏兆征、向忠发一下子得了全票（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没有参加投票，所以实际参加选举的是二十人），超过了瞿秋白。
7月12日产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屯三，票数居末，全成了候补委员！
毛泽东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数，中央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
对此，罗明纳兹作了如下说明：
至于指导（即领导——引者注）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做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指总书记——引者注）。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
这样，在8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
从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式到8月9日，正好三个月。从三个月来常委名单的三变，足见中共领导核心的大变动：
5月9日，三常委，即陈独香、李维汉、张国焘；
7月12日，五常委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7月21日增加瞿秋白）；
8月9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在三变中唯一不变的是李维汉，一直担任常委。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路线，并载入了史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1927年8月7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如今，召开八七会议的那幢房子设立为纪念馆，坐落在汉口鄱阳街一三九号（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那是根据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认定后确证的。不过，1983年郑超麟应邀去武汉，却认定鄱阳街的一二三号是原会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号模样很像。郑超麟的记忆力向来是很不错的。只是他的意见未被接受。
在八七会议的记录中，任弼时曾说过一句话：“老头子可去莫。”
“老头子”陈独秀后来没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郑超麟等组织了党内反对派，于1931年5月任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此后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矫枉容易过正。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后，中共开始由右朝“左”偏航。
作为三常委之一的李维汉，晚年写下《回忆与研究》一书，很深刻地道出当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
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的动力……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
二十八岁的瞿秋白上台之后，深感共产党在武汉的基础太差，便于9月底和郑超麟一起坐长江轮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隐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里。从此，中共中央也随瞿秋白迁回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影，依然浓重地笼罩着上海。处处谈“共”色变。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里“扫描”，巴不得盯住每一个“赤色人物”。
这时全国中共党员锐减，从中共“五大”时的近六万人，一下子直线下降到一万多人。
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却这样深信不疑：“在较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瞿秋白要在中国点起暴动之火。他的头脑在膨胀，在发，急于求胜的情绪在迅速滋长。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瞿秋白的“左”倾路线。
会议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青。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这样，瞿秋白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上去。
当然，最激烈地丰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难怪他来华时，带来了德国的“暴动专家”纽曼。
这次扩大会议，增选了两名政治局常委，即罗亦农和周恩来，使三常委增至五常委。这样，周恩来又重新进入了常委之列。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武汉暴动——原定11月13日上午8时武汉三镇工人总罢工，举行暴动，进攻友益街，结果因响应者寥寥而作罢。
长沙暴动——12月10日晚7时，湖南省委组织二百人敢死队举行暴动。企图占领长沙。敌人连夜调来一个师，一下子就把暴动压下去了。
广州暴动（广州起义）——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领导下，举行广州暴动。暴动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当场牺牲。暴动也迅即失败。
此外，上海暴动、天津暴动、唐山暴动电都惨遭败北。
暴动的一次次惨败，使新上台的中共领袖瞿秋白威信扫地，陷入了困境。看来，他在领袖的坐椅上席不暇暖，就得另易他人了……
谁将替换瞿秋白呢？
一个出乎意料的机遇，使一个并不具备领袖才华的人物，成了中共正儿八经的总书记！那是八七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忽地发来通知；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即将到来。1927年的十月革命节非同往常，乃是十年大庆，各国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团。这样，中国共产党也要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庆贺。为了表示对工农干部的重视，此次所派的是“中国工农代表团”。由谁率领呢？自然应当派工农出身的干部。
最合适的人选，应是苏兆征。他是政治局常委，又是工人出身。水巧，他正生病，不能远行。
于是，选中了向忠发。在八七会议上，他跟苏兆征一样，都得了全票。
另外，还指派了李震瀛作为向忠发的副手。李震瀛又名李宝森，天津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工人运动。他在1922年领导了郑州铁路工人大罢工，出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
1925年在上海领导五卅运动。后来，又成为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七会议时，他是与会者之一。后来李震瀛参加罗章龙派，于1931年7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此后他在上海被捕，发表声明不再参加革命活动。获释后在天津敦庆隆绸缎庄当店员，后来下落不明。
历史把机遇给了向忠发。他和李震瀛于1927年10月来到了莫斯科，这是他头一回出国，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共产国际的高层领导。这时，共产国际恰巧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这位四十八岁的老工人，正适合共产国际的需要！这样，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在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盛典之后，共产国际为了加以培养，又派他们前往德国和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向忠发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报告，井与德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另外，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之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共产国际的着意培养，使向忠发大长见识。
就在向忠发和李震瀛结束了欧洲之行时，他们又应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会议——1928年2月9日至25日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在那里举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
那时，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是瞿秋白的“后台”——罗明纳兹，他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了”！正因为这样，他主张不断地在中国组织暴动。瞿秋白忠实地执行了这位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的指示；另一派则以米夫为首，他激烈地批评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米夫在《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一文中，批评罗明纳兹：“中国资产阶级不算做一种政治力量，这样他就犯了一个错误，轻视中国目前革命斗争的一切困难。”罗明纳兹反唇相讥，嘲笑米夫右倾。
瞿秋白组织的一系列暴动的失败，特别是广州暴动的失败，使罗纳兹面临被“查办”的危险。虽然他在1927年底回到莫斯科，但还一再鼓吹他的主张。
不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否定了罗明纳兹，批评了他的极“左”主张。斯大林、布哈林会见了向忠发、李震瀛，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第几次全会通过。这个决议案，否定了罗明纳兹对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
这下子，猛然抬高了向忠发的声望。因为跟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罗明纳兹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往高加索。1930年12月，他在高加索被指控组织“厦党集团”。1935年，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三十六岁的他自杀身亡。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上海天蟾舞台，坐落在最繁华的市中心，是个热闹的所在。看戏的、演戏的，终日进进出出。
一位四十二岁的“老板”，租下了紧接天蟾舞台的两间房。看来，这位“老板”手里有钱——他的“太太”是那样的年轻，只有二十岁。邢年月，“老夫少妻”是有钱的象征。“老板”足做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挂起“福兴字庄”的拼牌。
然而，外人莫知，每当夜深人静，这对“走妻”却分床而眠……
这位手头阔绰的“老板”，便是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中共地下党员。1918年8月，他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老板”身份，在这人头攒动的地方，为中共中央机关建立秘密机关。
那位“太太”，是奉中共组织之命为他做掩护工作的，并非真是他的妻子。“太太”叫朱端绶，也是长沙人。虽说她比“老板”小二十二岁，入党却比他早两年1925年入党。这对假夫妻主持的秘密机关，是当年中共最重要的机关。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曾这样忆及：
开会的地方在上海四马路（夸福州路——引者注）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采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接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冬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1952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那时房间结构和形式如旧，里面设了一个卫生间。
来自莫斯科的秘密文件，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了上海这个秘密机关。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罗亦农。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得票数仅比瞿秋白少一票。
罗亦农是湖南湘潭县人。1920年，他才十八岁，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并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之后，在1927年11月，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罗亦农虽说也非常年轻，却比瞿秋白冷静。正因为这样，在“暴动热”之中，作为中共长江局书记的他却阻止进行武汉暴动，明确指出：“目前绝非继续暴动时期。”
据罗亦农之子罗西北告诉笔者，罗亦农是在上海被叛徒何芝华出卖的。当时，蒋介石悬赏五万大洋，捉拿“匪首”罗亦农。在上海法租界“坐机关”的何芝华看中这笔巨赏，打算用这笔赏金出国，便出卖罗亦农。这样，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在上海被捕。六天之后，他就死于刑场，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罗亦农本是中共很有作为的年轻领袖，很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遗孀李文宜后来随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一起赴苏。
就在罗亦农就义后一星期。4月28日，中共政治局三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以及邓中夏、项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台后的小屋里。他们逐字逐句研读着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发、李震瀛共同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他们立即认识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评了罗明纳兹一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
从现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可以见到这样的反响：“国际决议显然同（11月）扩大会议决议有几点不同！”
“国际决议”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眼下，中共应“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
共产国际的决议，明确地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乡暴动。
这就是说，那一系列头脑发热的“暴动”计划，应紧急刹车！
瞿秋白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天之后——4月30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议决案的通告》，表示：“接受这一议决案之……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内，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这样的检讨：
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
就在发布通告的当天，瞿秋白从上海消失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则是5月1日一起离沪赴莫斯科。
此后，在5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纷纷经沪前往苏联。
5月9日，中共中央在国内指定三人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临时主持留守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大”在国外召开，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六大”改在莫斯科召开，是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弄得小好，便有可能在开全国代表大会时被一网打尽，于是“六大”不得不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召开。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陆续来到苏联。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原先的一座贵族庄园），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由于制止了“左”倾盲动错误，这时的中共党员增至四万多人。
大会之前，6月12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凋，即批判糕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则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都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于是选中了向忠发——这除了向忠发是位老工人之外，还由于他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触。向忠发就这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
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禁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前五人为常委。这样，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
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
项英之所以能进入政治局，是因为他当年是织布工人。他原名项德隆，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从事上人运动。他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罗登贤，也是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参与领导了香港工人大罢工。杨殷则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1925年，他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斯大林批评说，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来。于是，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十六人中（内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有二十一人是工人。连恽代英、刘少奇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未能入选！
共产国际也意识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误，因为中共领袖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犯了错误，诚如陈独秀之右倾跟罗易、鲍罗廷的右倾大有关系，而瞿秋白的“左”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明纳兹的“左”倾的关系。布哈林这么指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错误的代表好些。”
这样，共产国际作出了新的决定，即由中国共产党派两个代表到莫斯科，经过这两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
经过研究，把瞿秋白、张国焘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样，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脱离了国内的领导岗位，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地位。
除了瞿、张两人之外，邓中夏、余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不久，陆定一又出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他们在莫斯科组成了中共代表团。
后来，共产国际还是派出代表前来中国。不过，共产国际声称，代表不再对中共起领导作用，而是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上海，忽地来了个三十来岁、湖南口音的古董商，租了房子，落脚“做生意”。
他自称名唤“萧柏山”。不过，这位古董商仿佛是个戏迷，常往天蟾舞台跑。
在中共中央那秘密机关里，这位“古董商”变得非常忙碌，不断地向全党发出指示大有总书记的派头。
“萧柏山”，便是李立三。
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尽管中共“六大”选出了向忠发当总书记，可是，中共的实权却操纵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立三成为中共的实际上的领袖，其实就跟向忠发忽然成为中共总书记一样，只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年轻，没有成熟的领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机遇：
中共“六大”之后的第六天，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开幕。共产国际的“六大”，开了两个月。周恩来、苏兆征、项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开会。另两位常委，即向忠发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国，主持中央工作。
随后，在1929年9月2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
向忠发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仅仗着老工人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这样，他也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
最初，掌握中共领导实权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
三十三岁的蔡和森具备领袖之才，本来，他跟罗亦农一样，很有希望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袖。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氏。1918年他和毛泽东共同发起新民学会。翌年，他留学法国，猛看猛译法文版马克思著作。他很快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920年9月16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中，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
蔡和森于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当选中央委员；在”五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六大，则进入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支笔，写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他成为政治局常委时，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
但是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来天，却因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检查错误。加上他的气喘病发作，他不得不离开中央机关击养病。不九，他被指责为右倾，撤销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1929年1月，他被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由于蔡和森犯了“错误”，李立三便取而代之。11月20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便改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项英。内中苏兆征于1929年2月才从苏联回国，当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个趣事颇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那是1915年夏秋之间，正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汉字正好二十八画）张贴《征友启事》，欲求志同道合之友。第一个响应的是从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璇阶（后来叫罗章龙），跟毛泽东结交。那时，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到长沙上中学，认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这样忆及往事；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菩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采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据李立三说，他当时“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十六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17年，十八岁的李立三中学毕业了，回到故乡醴陵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便投奔护法战争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麾下，当了一名小兵。不久，他这个“小知识分子”当上差遣（相当于连队文书）。一天，他送文书到司令部来，见程司令正在与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忽地漏出一句“应回马拦卒”。程潜抬头，见是一名小兵，便问李立三：“看样子，你会下棋！”于是，程潜与李立三对弈，总司令竟败在这小兵手下。程潜跟他攀谈起来，才知彼此是同乡，李立三之父李冒珪（字镜蓉）还是程潜清末同场考中秀才的“同年”。李立三能诗善文，深得程潜喜欢。1919年春，程潜资助李立三进京，进入法文专修馆。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国留学。1921年冬，他从法国回来，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从事工运工作。1922年，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1925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参加选举，李隆郅三字笔画太多，工人不易写，刘少奇建议他改名。正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他思索了一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竞以“李立三”这名字传世。这年，他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赴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1927年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然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那时，向忠发是他的部下。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旋即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贬之后，当即取而代之。不过，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李立三在党内的威望不及周恩来，中共的领导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便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此后，许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而李立三则成为周恩来的副手，向忠发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向忠发、周恩来淳立三成了当时中共“三驾马车”。
“三驾马车”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
1929年8月下旬，中共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员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因叛徒告密，两人被捕牺牲。
1930年3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出现一行奇特的暗语：
冠心病入院。决；准假两月。
“冠生”何人？是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生了什么病，要入院请病假两十月？原来，“病”是他去苏联的暗语。也就是说，政治局批准周恩来赴苏两个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来是个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便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线。
李立三火暴的脾气，是颇为“著名”的。1921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轮船在海上悠悠而进。为了打发时光，学生们举行围棋赛。四川队推出了陈毅，湖南队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于求胜，给陈毅抓住了弱处，一举击败。李立三一气，把棋子连同棋盘一起，甩进了大海！此事一直在中共党内传为笑谈，因为当时在场的许多留法学生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他跟朋友聚谈，别人说及军阀之腐败和凶暴，他每每在一侧大声呼喊“打倒”，“推翻”、“杀掉”。
他恨不得把旧世界在一个早上全部推翻掉。正因为这样，他的同志们都熟知他的火暴的脾气，竟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在安源，谣传罢工失败，李立三去刺杀军阀赵恒惕未遂而牺牲，他的同志们很快信以为真，周恩来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又一次，他参加南昌起义，传说他跟敌人拼杀，血染战场。于是，又为他开追悼会，主持人依然是周恩来！
在批判了陈独秀的“跪着降”之后，李立三越发激动起来，日渐“左”倾。
1928年6月12日，斯大林会见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便和李立三有过小小的争论。
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军装，一双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会见中共领导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
斯大林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
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
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思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周恩来刚走淳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制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却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再不是斯大林红铅笔所画的波谷。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
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那篇文件，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
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损失！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瞿秋白，此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当他在莫斯科读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当即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李立三发痴了！”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说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回去。
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
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
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来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
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真的有点“庐山”气派。
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
“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
“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他的妻子。
“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亦即李立三。
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有了错误的教训，又有了两年的冷静反思，瞿秋白比过去显得成熟。不过，大抵由于瞿秋白有过类似于李立三的“左”倾经历，他对李立三的批评是温和的，只是说他“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不是说他犯了路线错误。对李立三的处理也是温和的，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政治局委员职务。
大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肯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显明的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它的来源及其对于这些错误的责任”。信中还斥责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党内的右倾分子”，称他们“总是竭力的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这些错误，来进攻党的整个路线，把党的路线拿来和国际的路线对立”。
可是，风云变幻莫测。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
“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
这封题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经过秘密交通线传递，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全身发凉！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封信将会带来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在收到等之前，他已风闻，有人在说瞿秋白“庇护”李立三，六届三中全会是搞“调和”。
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批判……
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
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讨。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请共产国际准许李立三“暂不去国际”。
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到，李立三再也无法拖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临产。他深知共产国际不会轻饶他，此行不知何日方归，妻又从事地下工作，将来很难照料孩子。他写下条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预嘱交给一个老工人。就这样，1930年12月5日，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
李立三这一去，在苏联竟检查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
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马上把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牵涉进去。
风暴来得那么的迅猛：就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翌日11月17日，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便送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两人联名写的。那是两个小伙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了中共党内推倒瞿秋白的运动。此后，他俩竟夺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两名年轻人，一个名唤陈韶玉，另一个叫秦邦宪。后来，他们以他们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载入中国共产党党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过怎样的矛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攫取中共领导权？这得从头说起……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一座俄罗斯大教堂对面，有一所神秘色彩的院落。门口没有挂牌，但站着警卫，闲人莫入。从不断进出大门的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青年可以判定，这儿也许是一所华人俄语学校。
这所学校里，果真开办俄语班。只是教俄语是为了使学生听懂俄国教师的讲课而已。这所学校的全称，叫做“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
第一次公开宣布建立这所学校，是1925年9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第六十六次政治会议上。他说，在莫斯科建立这所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同年11月，这所学校便正式开学。
最初，学生是由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选派的，所以学生中既有中共党员，又有国民党要人子女——既有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也有蒋经国。后来，国共分裂，那里便成了专门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学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后，任命拉狄克为校长。他是波兰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
副校长非常年轻，才二十四岁，年岁比有的学生还小，他不得不终日板起面孔，力求显得老成一点。这个小伙子原名亚历山大罗维奇·弗尔图斯。1917年，他十六岁加入俄共（布），化名米夫，从此就一直用这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对于中共的影响，其深刻性不亚于黄埔军校校长对于国民党的影响。自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就专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由此发迹。特别是校长拉狄克后来倾向托洛茨基，斯大林在1927年5月13日到中山大学发表讲话时，批评了拉狄克。
不久，拉狄克被撤职，米夫就任校长。紧接着，在1928年3月，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也有的说是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中国科负责人），从此他主管共产国际中共事务，成了中共的“上司”。
1927年初，米夫头一回访问中国。他是以率领“宣传家代表团”的名义前来中国的。从年初至8月回国，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武汉，目击了中共在1927年的大动荡，而且出席了中央“五大”。这一段经历，成为这位“中国专家”的很重要的政治资本。
米夫来华时，配备了四个翻译，内中的一个，便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此人，五短身材，工于心计，擅长文笔，讲起话来却大舌头，口齿不清。他姓陈，名绍禹，字露清。他的“禹”字是“火”字旁的，诚如他的弟弟叫陈绍炜。不过，“爝”字毕竟太冷僻，他后来改用“陈绍禹”。用“绍禹”的谐音，取了笔名“韶玉”。至于王明这化名，是他1931年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用的，后来，竟以此名传世。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提及1931年前的他也称王明。
王明是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生于1904年，比米夫小三岁。1925年由上海大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这所大学开张后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改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很巧，给王明那个班教列宁主义课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聪颖，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语，钻研列宁主义理论，得到了米夫的赞赏。这样，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点。
米夫访华，王明成了他的翻译，那八个来月朝夕相处，使王明跟米夫变得亲密无闻。于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八个多月中，那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斯大林的批评，校长拉狄克下了台，教务长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他和学校联共（布）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相对抗，各拉一批教师、学生，形成“教务派”和“支部派”。不过，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参与两派之争，形成了校内的第三势力。
米夫和王明回来之后，把第三势力拉在自己身边。随着米夫联合“支部派”压垮“教务派”，米夫也就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出任支部局宣传干事。这样，米夫掌握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权，王明成了中国学生中的领导人物。
恰恰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本来，这纯属联共（布）内部事务，跟中国学生关系不大。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一下子使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反托运动”的重点：在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队伍参加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红场检阅台时，学生们高呼“十月革命万岁”、“斯大林万岁”，可是忽然有中国学生高呼“托洛茨基万岁”！
斯大林勃然大怒，指令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展“反托”、“肃托”运动。王明借助这场运动，“肃”掉了自己的敌手（很多人并非是托派）。王明以原有的第三势力为基础，日渐形成自己的小宗派。这小宗派自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共二十八个，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不过，那时的王明，还只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小打小闹而已。
他头一回在中共高层“露脸”，那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米夫成为中共“六大”的幕后操纵者。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广泛接触了中共高层人物。就连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翻译也由王明担任。米夫参与了扶植向忠发，让他担任中共总书记。不过，当米夫提议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时，受到了代表们的抵制——因为王明连代表都不是，况且又未曾在国内做过实际工作，怎么可以选他作为中央委员呢？
王明终于下决心回国了。那是1929年3月，他回到了上海。怀着雄心壮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为中央秘密党报做送报员兼采访员，使他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四个月后，他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又过三个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地下工作毕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谈阔论，被捕的危险时时在头顶盘旋着。他于1930年1月12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紧张，当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播问友，请求营救。此事完全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员迅速转移。
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委托“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人牛兰出面营救。牛兰花了一笔钱，总算使王明在2月28日获释。
出狱后，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他被调往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惊魂甫定之后，王明又开始钻营。1930年6月，他得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使他有机会接近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变得消息灵通起来。
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不断派回国内，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王明常在他们之中走动，私下议论。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发，骂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说李立三不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气，虽说当时他还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书。但他伺机而动。
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6月11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那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很快获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对决议有意见，反对下发这一决议。李立三大骂罗伯特右倾，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于6月20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抗议信。信中说：“我们觉得罗伯特同志有一贯的右倾路线，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的确妨害中国党领导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国党与远东局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停止罗伯特的工作。”
王明风闻此事，便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随便聊聊”。王明渐渐把话题引到李立三和罗伯特产生矛盾之事。他们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拍即舍，都认为应当趁机发动对李立三的批判。不过，王明并不以为李立三“左”，却是以为李立三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那时，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长篇演说，批判布哈林，并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反右倾。正因为这样，右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责罗伯特右倾，王明又说李立三右倾！
几天之后的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是何子述、王稼祥发言支持博古，是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批判李立三，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茨基主义的混合错误”。这一突然袭击，使李立三十分震惊，当场气呼呼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要搞什么名堂！”
大权毕竟握在李立三手中。没几天，总书记向忠发便出面找王明等四人谈话，宣布他们四人的发言是反对中央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因而是违反党纪的。向忠发还宣布，中央决定给四人以纪律处分：给为首的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以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四人同时调离中央机关，王明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调往工会组织，何子述调往天津，王稼祥调往香港当党报记者。
何子述、王稼祥不得不离开上海。王明仗着有米夫做后台，不服气……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10月底，“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沈泽民，凯丰、陈昌浩、夏曦从莫斯科回来，向王明透露了来自米夫的重要信息：共产国际要对李立三的错误升级为“路线斗争”，同时要批判瞿秋白的调和主义。
王明顿时活跃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正是他夺取中共领导权的大好时机！这时，中共中央尚未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还不知道一股北方寒流即将突然袭来……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历史经过时间的沉淀，才慢慢变得透明起来。
共产国际在“十月来信”中突然提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那是因为他们得知，李立三在8月1日、3日，说了一些对共产国际甚为不逊的话：“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对共产国际的忠实不等于对中国革命的忠实”，“等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那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是上下级关系，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岂容李立三如此“目无领导”，所以一下子把李立三的话说成是那些反对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所爱用的”，一下子升高了对李立三批判的调门。
至于此事一下子涉及瞿秋白，也“事出有因”：那是因为瞿秋白在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曾与米夫产生矛盾，在1930年春被撤掉团长之职，并决定派他回国。不料，瞿秋白回国之后，由于周恩来的谦让，反而使他成为中共领袖，这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和米夫本来的意愿。用当时共产国际领导库西宁的话来说，瞿秋白在中国反而得到了“奖赏”！
米夫绝对不允许瞿秋白成为中共负责人，他指责瞿秋白“包庇”李立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看来，瞿秋白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谁将取而代之？
二十六岁的王明，显得异常忙碌。他几度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坚决为他平反——须知，他如今已成了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他以未来的中共领袖自命，正在忙着起草他上台后的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就个人私事而言，王明也忙得够呛。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苦苦追求的女同学孟庆树，总算回国，总算也分配在上海工作。不料，她在1930年7月30日突然被捕，关押在龙华。王明以惆怅之情，写下一首七绝：
天上当然织女好，
星问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
有限长空无限思。
好不容易，孟庆树在11月22日出狱。“刚出班房进洞房”。翌日，她便与王明结婚了。
当然，最使王明兴奋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他的“后台老板”米夫动身来沪，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共的领导班子进行大调整。
王明“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他赶写的那本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初名《两条路线》），内中以近三万字的篇幅批判“维它”，亦即瞿秋白。王明说，是到了“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的时候了。他明确地要瞿秋白下台：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日日盼，夜夜盼，王明盼望着主子米夫早日来到上海。米夫却姗姗来迟，原来他公私兼顾，顺道到欧洲整容，使他那鹰钩鼻得以美化，不那么讨人嫌了。
12月10日，米夫容光焕发，出现在上海。这是他第二回来到上海。如今，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虽然中共“六大”之后，共产国际曾决定，共产国际来华代表只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可是米夫却不然。他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俨然以上级自居，他要对中共指挥一切！
米夫一到上海，便采取了一系更新的措施：
12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2月16日，根据他的指令，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为王明平反12月26日，又根据他的指令，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这是王明头一回在中共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江南省委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设立的，管辖浙江、安徽、江苏三省，是中共地方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王明的前任是李维汉——中共“六大”之后，李维汉不再是政治局常委，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来，中共江南省委成立，李维汉被撤职。
就在任命王明新职的同时，博古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米夫简直成了中共的“太上皇”，他的包办代替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会议还没有召开，他越俎代庖，已事先起草好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拟好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会议的出席者三十七人中，有十四人不是中央委员（包括王明），所以会议改称“扩大的四中全会”。
1931年1月7日上午8时半，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深知有许多人反对王明，为了使反对者措手不及，没有准备，来了个突然袭击。罗章龙说，“我和一些中委是在会前二十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的”！有的人来到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
这次会议的基调，是否定三个多月前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中共中央全会，只开了一天——准确地讲，是十五小时，即从上午8点半至晚上点半。因为“在四中全会之前，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国际，保证扩大的四中全会安全的举行。因此今晚10点半钟必须结束”。但是，由于发言的人很多，会议不得不比预计的结束时间延迟了一小时。
会议依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局报告也是此人作的。就连半年多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也是此人主持的。反正支持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是他，支持瞿秋白是他，此刻倒瞿也是他，半年之中变了三次！凭借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他仿佛成了不倒翁。
向忠发特别强调必须尊重共产国际代表：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态度，是不容许的。”。
三十多人在会上发言，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代表发言限制在十五分钟之内——但是许多人的发言超过了限定的时间。
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候作了结论式的长篇发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会议记录，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共产国际代表的发言记录，也完整地保存着。但是，记录上只写着《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并未写明共产国际代表是谁。
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最大的可能性是米夫。
据会议的出席者罗章龙回忆，米夫出席了四中全会，并作了长篇结论。罗章龙还记得，京奉铁路总工会主席袁乃祥在会上拍桌子与米夫发生非常激烈的当面争论。
另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一书中，也写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引者注）。”
还有《王明评传》一书，详细记述了米夫出席并操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
但是，也有人查证，米夫没有出席六届四中全会，而居于幕后。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德国人艾伯特。艾伯特忠实地执行丁米夫的意见。
不论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谁，都是体现了米夫的意见，这是无疑的。据记录，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作结论时，这么谈及向忠发和周恩来：
“忠发、锡根、向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这样，向忠发因是“工人同志”，仍保持了总书记的职务；周恩来在“打他的屁股”之后，也算是留了下来。至于李立三和瞿秋白，那当然毫无疑问要“滚蛋”。
中共的新领袖应该是谁？会议的幕后操纵者米夫早已圈定——王明！
米夫的“改造”方案，终于在大会上亮相：
立三、秋白、罗迈三同志退出政治局。
陈郁、弼时，韶玉、少奇、王克全五同志加入政治局。
罗迈、贺昌两同志亦退出中央委员会，而朴选了韩麟会、沈先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陈韶玉、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同志，内中五个是工人同志，中央政治局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引者注）
也就是说，原先中共的主要领导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了政治局，李维汉连中央委员都保不住。
米夫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
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项英、徐锔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
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名单刚一宣布，全场哗然。此时忽地杀出一彪人马，坚决反对米夫所拟的名单。反对者不是瞿秋白，却是罗章龙！罗章龙所代表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居然当众念了另一份也是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与米夫针锋相对，分庭抗礼！这样的对抗局面，使会场变得一片混乱。
为首者罗章龙，颇有资历：当年，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的《征友启事》的就是他。那时他是长沙长群中学的学生。后来，他参加了新民学会。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1920年，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不久，他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在中共“三大”，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罗章龙也激烈地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他曾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是立三主义的变本加厉”，坚决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废除三中全会的不正确决议及因此而产生的补选”。
罗章龙他们好不容易盼来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却想不到米夫并来看中他们，而是选中了王明！这样，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与米夫、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
罗章龙一派的史文彬站了起来，宣读一张补充中央委员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震瀛、袁乃样、盂宪章。
显然，罗章龙要与壬明争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尽管他们在反对李立三、反对上瞿秋白是一致的。
两派的斗争白热化。罗章龙扬言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米夫操纵会议。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艾伯特高叫：“应当安静的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只有投票表决。
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人有表决权？”
照理，中央委员会会议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然而，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并非中央委员，却强烈要求拥有表决权。如果不同意这些非中央委员拥有表决权，会议会吵得更厉害。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艾伯特决定：“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
这么一来，那十四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代表，都拥有表决权。
表决的结果，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米夫提出的名单得到了多数票。
罗章龙一派失败了！
王明，在十二天前跃为中共江南省委代理书记，此时一下子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了一天，在吵闹声中结束。罗章龙并不就此罢休，他联合何盂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风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锦、余飞、徐畏三、张金保、袁乃祥等，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推举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风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
据罗章龙回忆，以他为首成立的“非常委员会”成员如下；
罗章龙：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总党团书记。
史文彬：中共“六大”监委主席，铁总主席兼总党团书记。
林育南：上海总工会常委，苏准会秘书长。
何孟雄：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委员，沪东区委书记。
李求实；曾任中共中央书记，上海反帝同盟书记。
唐鸿景：宏锦，东北区党委书记。
李震瀛：上海总工会主席兼党团书记。
王仲一：北方局书记，铁总组织部长。
张金保：全总女工部主任。
袁乃样：京奉铁路总工会主席，后任唐山市委书记。
沈先定：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
徐渭珊：上海纱总主任。
张昆弟：北方局特派员，铁总北方办事处主任。
王凤飞：原九江市委书记，后任上海闸北区书记。
谭寿林：全总秘书长。
陈郁：海总党团书记。
吴汝铭：雨铭，铁总秘书长兼中共顺直省委书记。
刘峻山：江西省委书记。
孙秀峰：陇海铁路总工会主席。
童昌荣：湖北省工委书记。
霍锟镛：湖北省委工委书记。
韩麟符；北方局农民部部长。
萧道德：苏准会主席，江西中央苏区代表。
罗章风；苏准会副主任兼保卫科长。
陶兰：女，江西中央苏区代表。
徐朋云：豫鄂皖苏区代表。
郑芹瑞：豫鄂皖苏区代表。
陈之昆：洪湖苏区代表。
王士青：青岛市委书记。
卢福坦：胶济铁路工会主席。
马人骥；天津海员工会。
姜英：东北军委书记。
还有李进、刘鄢（刘炎，女）、李梅羹（李墨耕）、徐彬如、伍仲文（女）、王春熙（女）。
后来，罗章龙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之路，进行分裂活动。周恩来出面找他谈话，僵无效。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此后，罗章龙在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生活在北京。笔者曾两度访问过他。他虽年已九询，记忆力仍很好。
罗章龙曾风趣地对笔者说：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扳着手指头，所数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瞿秋白，第三个是李立三，第四个是我……其实，说来也有“缘分”，陈独秀有个“独”字，“一”的意思；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是“二”；李立三有个“三”；我呢，那罗字头上上顶着个“四”！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他在《多余的话》中，曾以沉重的笔触，写下这样一段悲怆无比的话：
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此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尚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1月中旬才到达上海。王明虽未进入常委，但这颗“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中共中央实权。
论资历，作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本来不把王明放在眼里。在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曾跟王明闹过矛盾。此时，张国焘见王明踌躇满志，便在党内刊物《实话》第十三期上发表文章，吹嘘起王明来：“陈绍禹同志等是坚持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他们或明或暗的反对所谓的陈绍禹派，这就是借反对所谓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陈绍禹派”（即“王明派”），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不可一世。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在陈独秀1927年7月12日“不视事”之后，至毛泽东1943年3月20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前，漫长的十六年间，虽然曾更换过许多中共领袖，但正儿八经有着领袖职务的只有向忠发——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总书记。
生死考验是最为严峻的。向忠发被捕之后，马上跪了下来，这才把他的本性暴露无遗……
向忠发被捕的起因，是顾顺章被捕。也是由于片面强调工人出身，顾顺章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关于顾顺章，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过：
顾顺章的特点：
1.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顾顺章本名顾风鸣，上海吴淞人，入过青帮，过去耍过魔术，在上海多次演出——引者注）。
2.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3.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4.生活浪漫（顾顺章吃喝嫖赌，还抽大烟——引者注）。
顾顺章是1931年4月中旬由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于4月24日在武汉被捕的。
关于顾顺章的被捕经过，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
据聂荣臻回忆，“4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竟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当时，聂荣臻和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他的回忆是当时中共特科方面得到的信息。不过，顾顺章被捕时，聂荣臻不在武汉。显然，他是间接听说的。
国民党中统的当事人是蔡孟坚。蔡盂坚是当时中统武汉特派员，公开的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二十四岁，江西萍乡人。他曾说及，“我奉命赴武汉主持产共，系在民国十九年秋”。民国十九年，亦即1930年。这位“铲共专家”，先是化装成渔人进入中共控制的洪湖地区，拍了许多侦查照片。1931年春，他又接连在武汉侦破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长江局机关，逮捕了两个机关的负责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被杀害，而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则叛变。
正在这时，顾顺章撞在了蔡孟坚手里。这位“铲共专家”，正忙着搜捕中共长江局的一些成员。他要尤崇新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在武汉街头搜寻着。
顾顺章行经汉口江汉关附近轮渡码头时，遇上一位帽子压得低低的人物。见到顾顺章，那人把帽子摘下来一挥，大喊“抓住他”，“抓住他”。中统特务们当即一拥而上，逮住了顾顺章。
蔡孟坚得知抓住的是一条“大鱼”，大喜过望，亲自动降顾顺章。起初，顾顺章沉默以对。
当蔡孟坚点明了顾顺章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而且晓以利害，顾顺章开口了。顾顺章卖身求荣，道出了中共重要机密：“中央调查科（即中统局前身——引者注）主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顾顺章此言，使蔡盂坚大惊。
顾顺章迅即被用船押往南京。就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十几小时，钱壮飞截获电报后，立即跳上开往上海的列车。
钱壮飞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由于颐顺章在特科工作，知道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住址。
聂荣臻回忆道：
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
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韫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1990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蔡盂坚所著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内中的“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章，便是“系作者诱捕中共首脑顾顺章案，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击”。
周恩来及时转移了，瞿秋白及时转移了。原设在天蟾舞台旁由熊瑾玎苦心经营了几年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也从此再不使用。
遭难的是恽代英。当时，恽代英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以《恽代英》。一文考证较准确，认为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林”，未被识破。顾顺章告密，说出“王作林”即恽代英。恽代英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同学录上登载着他的照片。经查对，“王作林”果真是恽代英。劝降失败，恽代英被押往刑场，于1931年4月29日中午枪决，年仅三十六岁！
关于顾顺章叛变，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他在被捕前已准备叛变。最早见于文献的，是杜宁在1938年11月28日所写的那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内中提及中共中央获知顾顺章叛变之后，当即派人查抄顾顺章在上悔的家：“在他老婆房间内被我们抄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致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因此，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
顾顺章叛变之后，急于向国民党邀功。他无法带人追捕周恩来、瞿秋白，便设计侦查向忠发。虽说向忠发当时接到中共中央紧急通知，也转移了住处，但是顾顺章仍下工夫追踪这位总书记。
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此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他自己也对总书记职务厌倦了，追求起生活的安乐。他跟妓女杨秀贞姘居。那时，顾顺章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
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
果真，过了些天，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从后面逃走。
向忠发立即转移了。
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夫人陈林（亦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3月离沪）。
向忠发从中统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务们深为遗憾。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
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
毕竟是总书记，总得尊重他的意愿。不过，中共中央负责人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出危险。”
向忠发在1931年6月21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在那里布下了罗网。
向忠发是个软骨虫。被捕后，他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
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张越霞后来进入延安，和博古结婚。1946年4月20日博古死于空难时，张越霞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博古》一文）。
向忠发带着特务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扑了个空。因为周恩来、瞿秋白闻讯已经转移。特务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居然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
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6月24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那个顾顺章因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的中共机密比挂着总书记的空衔的向忠发多，被徐恩曾留在中统工作。顾顺章不仅使恽代英丧生，而且还在香港抓获了蔡和森：那是1931年6月10日中午，在香港海员的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刚刚露面，顾顺章便和四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去，抓住了蔡和森。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脯，鲜血喷涌而亡。
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到重用。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是从中共叛变而来，所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招致顾顺章不满。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眉来服去，更使徐思曾恼怒。这样，在1935年，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的理由，下令处死顾顺章。
那位“迭破中共巨案”的蔡孟坚，由密捕顾顺章起家，升为武汉警察局局长，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已。1941年，蔡孟坚出任兰州市市长。接着，又“主持江西善后救济与建设”、“出入日本十年”。去台湾后，因与蒋经国有隙，在“中影任挂名常董”。后来迁居美国，写出两卷回忆录《蔡盂坚传真集》，内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一手经办的“顾顺章案”。在书中，他仍为当时未能利用顾顺章抓捕周恩来扼腕而叹。
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王明手中的权力不断膨胀。总书记向忠发挂名不干事，直至被捕、叛变。照理，王明取向忠发而代之，早已不成问题。可是，此时王明却另打主意——溜！他不愿呆在上海，筹划着重回莫斯科。
那是接二连三的人头落地，使王明心惊胆战。在敌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干秘密工作，毕竟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丧生的危险。
除了顾顺章、向忠发落入敌人之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1月17日及1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号，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三十多人，内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书记，包括何盂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电频、殷夫等。2月7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饮弹于上海龙华刑场！
这次大搜捕，据查是《红旗日报》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当时王克全则说是“中央告密”（见《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1931年2月22日）。此处“中央”即指王明——因为被捕者大多数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谁，迄今仍未最后查清。
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使王明丧魂落魄。他和妻子孟庆树躲进上海郊区的疗养院，惶惶不可终日。
向忠发之死，造成中共中央总书记空缺。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呢？
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来。
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周恩来外，只有王明和卢福坦。
看来，新的总书记，要在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选择。
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富有组织才华。可是，他向来谦逊，六届三中全会本应由他主持，他却把瞿秋白推了上去。显然，此时此际，他不会出任总书记，更何况他早已觉察壬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
最可能的人选，自然是王明。虽说此时米夫已经返回苏联，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明明白白表露由来。王明本人也早想成为总书记。不过，当上总书记，就务必留在国内领导中国共产党。向忠发被捕才两天就毙命——尽管他跪在地上向敌人求饶，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使王明顾虑重重。何况他有过被捕的经历，尝过铁牢的滋味。就连营救他出狱的赤色职工国际驻上海代表、瑞士人牛兰也在向忠发被捕前一周入狱。
这么一来，周恩来不想当，王明不敢当，剩下的人选便是卢福坦了。
卢福坦此人，实在知名度太差，现今的读者几乎很少听说过这一名字。他当时在中共党内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至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上，他被写成“鲁福坦”！
此时，卢福坦却十分“勇敢”，明确表示想当总书记！
卢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他作为山东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于是他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下子进入中共高层。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员。
王明跟卢福坦没有很深的关系，他不愿让此人出任总书记。他早已选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对过瞿秋白……博古成了他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
不过，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也未能得以进入中央委员之列。因博古的党内地位比卢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为总书记，显然不负众望。
王明的最后抉择是让总书记空缺，而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一邑他有机会从苏联回国，便可担任总书记。
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原始记录，有关当事人的谈话，透露了当年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
张闻天于1943年12月16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时，提出新中央的名单，“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
周恩来干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及：“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
由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六人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
这么一来，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于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之前！
博古于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这么谈及他成为“负总责”的经过：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酒店开会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就这样，在那不知名的酒店里的四人聚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移交——交给了博古，而不是交给“想当总书记的卢福坦”。
张闻天的后来的自述以及周恩来、博古后来的谈话，不仅说明了当时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而且说明了从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其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
直至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才重设总书记。
电就是说，从1931年6月至1956年9月这二十五年零三个月的漫长岁月，中共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
当本书——《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初版本出版后，1993年第6期《上海党史研究》发表了吴景平对本书的书评《以文现史的佳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的成功尝试和若干不足之娃》。吴景平在书评中对本书提出不同看法：
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并由张闻天担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则同意笔者的意见，对吴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写了《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吗——兼谈1931年至七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演变情况》一文，指出：
《上海党史研完》1993年第6期发表的吴景平为叶永烈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井由张闻天担任。”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是不确切的……
1931年4月，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周恩来被迫将赴江西苏区，王明则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9月下旬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补选博古、张闻天、康生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陈云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再加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和另一个牵竹声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来再设总书记。
1931年10月18日，随着黄浦江上一艘日本轮船汽笛长鸣，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坚、卢镜如，离开了上海。
王明于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赶到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从此，他在那安全的“红色保险箱”里，和米夫一起遥控着中国共产党。
就在王明离沪后一个月，暮色笼罩着上海滩，华灯初上，从海宁路与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烟纸杂货店里，走出两名男子。他们跳上两辆人力车，直奔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其中一个男子，穿对襟哗叽中式短上衣、蓝色哔叽中式裤子，广东工人模样，车上放一只手提箱。另一男子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轮。
那广东工人模样的男子，便是周恩来。他朝广东汕头进发，特意打扮成广东工人。临行时，邓颖超在那杂货铺楼上。只是为了不引人注目，没有下楼送行。
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一样，是为了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取道汕头，沿着一条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他一上船，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便跟他接上了头。
死了向忠发，走了王明、张国焘、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和卢福坦成为他的副手。在这里要特别指出，“负总责”与“总负责”，只是两个字颠倒了一下，含义不完全相同：“负总责”只是表明肩负的责任，而“总负责”除了包含“负总责”的意思之外，还多一层意思，是一种职务的名称。早些时候的中共党史书籍中大都写作“总负责”，现在都改用“负总责”一词。
后来，博古于1933年1月19日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张闻天比他早几天到达那里，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卢福坦任负总责。
卢福坦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三个多月——因为在1933年4月（也有人说是2月，如中统特务庄祖方的回忆），他就落进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手中。
当年的中统上海行动区副区长陈蔚如（又名陈俊德），后来在其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这么写及卢福坦被捕后的情景：
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卢福坦于1933年4月被密捕后，临时关押在小东门东方旅馆内，这里环境比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里面那样阴森、恐怖。根据卢福坦在中共党内的所史和地位，其意志应该是比较坚定的，可是在劝降特务和他谈话之后，他很快表示愿意自首，井为中统上海区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连续破坏提供了很多情报，成为可耻的叛徒特务。
卢福坦这么快就叛变，连中统特务也感到意外！
由于卢福坦提供了线索，位于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苏省委处于中统特务的监视之中。两个不满十八岁的中统特务蒋某和吴某在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进三楼的房间中。
借口进屋捡皮球，他们侦察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紧接着，便来了一个大搜捕……
卢福坦叛变后，居然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上海解放后，卢福坦被捕。1969年被处决。
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时，年仅二十四岁，被人笑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连博古本人也觉得自己太年轻，资历太浅，难负众望。王明这么劝导他：“二十四岁不小了，米夫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还不是二十四岁？”
听王明这么一说，博古心定了。
博古是绿豆芽式的青年，高而瘦。头发硬，竖立在头顶，而两鬓的头发却被剃掉，所以他的“博古式”发型颇怪，像一顶黑色的法兰西帽压在头顶。近视，戴一副圆镜片眼镜。皮肤白皙，文弱书生模样。不过，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他的演讲富有煽动力。虽说听得出南方口音，但他的普通话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
博古是个热情，直率的人，是个头脑聪颖的人。
博古是个化名，很多人以为取义于“博古通今”，其实真正的含义却是“上帝”。
博古怎么会是“上帝”呢？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按照校方的规定，每个人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他取名БoryHOB，音译为“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Бor”，俄文原意为“上帝”。
他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城中耆英里（今中市桥巷二十三号）。他的父亲秦肇煌是清朝秀才，在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他是长子。母亲朱氏是续弦。他属“邦”字辈，弟弟叫秦邦礼，妹妹叫秦邦范。
最初，他在无锡的“秦氏公学”就学。十四岁时，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他参加了锡社“井成为”锡牡苏州支部的负责人。十八岁对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年5月，正患肺病的他，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已是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
这年7月，他负责编辑《无锡评论》。陆定一也是编辑部的成员。
这年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大学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本来很不起跟。1922年10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国共合作办校，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1923年4月，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该校校务长，掌握了实权，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员。
这样，上海大学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该校建有中共组织。博古人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
翌年10月，十九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逮捕。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
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成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打下了基础。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出现在面前。
她原名刘琴仙。参加革命后，她嫌这名字不够“革命”，取其谐音，改为刘群先，“群众先锋”之意。她是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她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维持生活。她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纺织工人，投身工人运动，以至成为“群众先锋”——女工领袖。于是，她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
刘群先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了一名留学生，充当她的翻译。这位留学生，正是博古。
异国遇同乡，他俩用无锡话交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一见如故。
就这样，他们深深相爱了。
1930年5月，博古回国不久，就和刘群先结为伉俪。那时，刘群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
翌年，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于历史的机缘，他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他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
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样“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领袖的地位。政党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十岁”，还是一个幼年的党。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史”，可以看到，自从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不视事”起，至1931年10月18日博古上台，频繁地在更换领袖，简直像走马灯一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这中间，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还有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维汉。
另外，曾经角逐中共领袖而未能如愿的有罗章龙和卢福坦。
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领袖是政党的旗帜，领袖是政党的舵手。列宁曾如此说过：“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频繁更换着的中共领袖，缺乏威信、缺乏影响、缺乏经验，因而也就无法稳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中国，风急浪高，错综复杂，把好中共之舵并非易事。何况，舵手还需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
当博古上台掌舵之时，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经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王明握别博古之际，作过如此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有个绰号日“黑面木偶”，含义是双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长而动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还因为他受着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幕后牵线。
自身缺乏经验，又得听命于“遥控”，博古这位新“舵手”的命运可想而知。
历史是一面筛子，正在筛选着、筛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