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父母是一座山
如果在13年前，有人对我说：你会得抑郁症，我会不屑一顾，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虽然在我内心存在太多的痛苦，但是，我仍然睡得香，吃得下，活得也算快乐。天性中的幽默与快乐的本性，让我在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压抑中，仍然能找到一份足以支撑生命的快乐。
可是，在10年前，我却落入了抑郁症这个万丈深渊，几乎无法爬出来。即使如今我有幸康复，也付出了大段的青春时光。
对于在少年或青年时代就掉进抑郁症魔爪的朋友，我们的病，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因素——父母。童年的阴影，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古人云：为亲者讳。这是一个压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春秋法则。今天，我决定打破这个潜规则，来讨论一下在为亲者讳的法则后隐藏的种种。导致抑郁症的原因，永远无法绕开的一个因素便是父母。成人后的心魔，往往是童年时种下的阴影。阴影随着年龄越变越大，渐渐地遮住了人生的太阳。
为了深入客观地展现我患上抑郁症的原因，我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家庭环境。父亲是一名转业军人，在一个效益一般的国企里上了十多年班。当年下岗时，被迫唱起了刘欢的那首歌曲，抛弃所有的荣誉，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幸运的是，父亲并没有下岗太久，两个月后又重新上岗，收入比下岗前还多了一些。母亲在一个乡镇的事业单位上班。父亲是上门女婿，和母亲、外婆一起居住。
在我的家里，母亲永远是最高权力的体现，没有谁敢对她有任何指责和不服从，包括外婆。我的外婆是一名农村妇女，善良，勤劳，但是软弱，逆来顺受。她最在乎别人的说法，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他人的看法，最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你知不知道某某又怎么说了？
我的母亲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遇到事情，她最擅长的就是上纲上线。如果我们谁不服从，接下来她就是以死相逼，连平时说话也总带一个“死”字。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妥协，永远是以最强硬的态度面对家人，一定要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无论代价是什么，包括自己或家人的生命。
我们全家，包括外婆，都不能对她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必须绝对地服从。
举一个例子：比如我某一天衣服没按她说的说法穿，那么她就一定会让我按她的方法穿好再说。接下来就是经典的对话，母亲说：“你必须这样穿衣服。” 我小心地说：“你不要管我怎么穿衣服，我这么大了，这些事可以自己处理。” 母亲说：“不管是不是？不要我管了？老子啥都不管了，老子啥都不管了，学费不交了……”
按我母亲的逻辑，要么对她绝对地服从，要么她就完全撒手不管。要是我再顶几句嘴，接下来她就是寻死觅活，躺在床上大哭，扔东西，骂人。父亲一看到母亲这样，就会马上把我叫过来，强迫我道歉、认错。年少的我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像看一场闹剧一样看着这一切。
从我5岁左右有清晰的记忆开始，上面的这一幕，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
在这10多年里，我和父母的关系就这样疙疙瘩瘩的，在强迫认错、强迫服从下，不可能有朋友式的和睦家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和父母打闹，在父母面前撒娇，和父母亲密无间，家庭关系其乐融融，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可这些快乐我却从来没有体会过。
在家里，看到母亲，我就很紧张，很害怕。家本是让人最安心的地方，但在我的眼里，却寻觅不到一点儿放松与自在。看着其他的小朋友可以毫无顾忌地跟父母撒娇，我却只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这是不属于我的快乐。
这种快乐离我那么远，就像我和父母的心一样，离得太远太远。
4.2 10岁的少年
生活就像奔流向前的河流，总是要继续向前，不管是痛苦还是折磨，亦如一条瀑布总是要从高处流向低处。除非瀑布干涸，大江断流，生命也就随之结束了。
人生中有一种东西叫作回忆。如果回忆是甜蜜的，那么我们就会像盗梦空间中的男主角一样，宁愿沉浸其中。尤其我们是在遇到现实中的不如意时，更愿意回忆曾经的温馨，缓解内心的压抑。
我很少去回忆我的童年，因为它太压抑，太痛苦。金色的童年，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梦中的符号罢了。有谁能想到，一个年幼的孩童，时常在别的孩童尽情玩耍时，花上一个下午一动不动地站在农村那种由预制板修成的房顶边缘，身前却没有栏杆。
我不是在玩游戏，是在挣扎。我在想，我要不要死？为什么要活着？我的父母为什么和别人的父母不一样？为什么我的生活只有痛苦？在这个本来应该无忧无虑的年龄，我却在犹豫是不是要纵身一跳来结束这一切。
这一年，我只有10岁。
在6岁以前，我生活在农村，和母亲、外婆住在一起。邻居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的父母则属于少见的双职工。父亲在县城的一个国企上班。家里种着地，地是外婆的。和我一起上学的小朋友都是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农民的孩子，幼儿园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6岁时，我上了学前班。我们五六个小伙伴一起走路去上学，早上提着用铁饭盒装着的米饭和一些冷菜去学校，这便是中午饭。到了学校，把饭盒放在蒸饭台，冷菜则提着进了教室。中午时分，自己到蒸饭台前去拿自己的饭盒。不能在饭盒里放比较好的菜，比如肉之类的，否则饭盒会被别人拿走。
吃饭时，几个小伙伴围在一起，把带来的冷菜放在一起吃。我的菜里经常会有一些肉，比其他小伙伴的要好一些。他们的年龄也不太一样，有的比我小一岁，有的比我大两三岁。我常常把一些肉分给他们吃。于是，他们就会在有人欺负我时帮我出头。
我很想和他们一起玩，一起生活，一起嬉戏。可是，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我和他们不一样。小伙伴一放学，就可以自由地玩耍，可以把衣服弄脏，可以去村头的公路上爬上过路的甘蔗车，从上面抽下几根，再舒服地享受战果。他们可以到大榕树下的堰塘里游泳嬉戏，可以到田里捉泥鳅。而我什么都不可以做。
每天放学，我都要待在家里写作业。学前班的老师和我母亲是熟人。老师本没有布置作业，我母亲总会故意找老师布置点儿。作业无非就是把今天教的字写几篇，把今天教的拼音抄一百遍之类的。6岁时我仅有的一点儿记忆，就是坐在家里的桌边，写着作业，墙后传来玩伴们开心的嬉戏之声。本是游戏打闹的年纪，我却被剥夺了玩耍的权利。
母亲的严格并不仅仅限于此。我的玩伴经常学着大人蹦几句脏话。我的母亲不允许我说脏话，我一说脏话迎接我的就是一顿打骂。但是，她满嘴脏话，一开口说话脏字就往外蹦。儿时的我常常想，为什么大人可以说脏话，而我却不可以呢？但一想到母亲的责骂，我就不敢说话了。
母亲经常教育我要诚实，不能撒谎，而母亲却是满嘴谎言，明明答应明天去帮我买条短裤，但到了明天又变卦，又改成后天，到了后天，还是变卦。
10岁时，整整一个夏天，我都没有一条好的短裤穿。母亲把同一个谎言撒了几十遍，却连续给父亲买了三条短裤。我没有一条好的短裤，只有一条已经穿了两年的满是补丁的短裤。
我躲在被窝里哭泣，赌气，不叫她母亲。我想：你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不就是一条短裤吗？接下来的事，又太熟悉了。母亲再一次在父亲面前哭闹，对着我大喊：“我养你是多么不容易，你却这么不孝。敢给我气受，给我脸色看！”
父亲问：“为什么不叫妈妈？”我说：“妈妈撒谎，明明答应给我买短裤的。我连条好的短裤都没有，全是补丁。妈妈给你买了那么多条，却一条都不给我买！”
母亲听到这句话又在旁边哭天抢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叫着：“我是怎么把你生下来的啊！我是怎么把你带大的啊？” 我心里感到一阵淡淡的悲伤，麻木地看着她。这种场面，我见过太多了。
何必呢？不就是一条应该买的短裤吗？用得着这么大的排场吗？直接到市场上花几块钱买上一条，不就啥都好了吗？
这么卖命地表演，就为了一条短裤。可笑，可耻！
父亲又和我说了一段曾经的艰辛历程：“你小时候爱生病，妈妈把你带大多么不容易啊！”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说出的这些伟大的事迹都是在我没有记忆时发生的？在我有记忆后，一切就全改变了？
我麻木地听着，心里想的一直是：什么时候能给我买一条短裤。因为这个夏天太热了。父母强迫我认错，问我：“以后还敢不敢了？”直到我说：“再也不敢了。”他们才作罢。
这时，母亲抹着眼泪保证：“这两天，我就到街上给你买一条。”而这两天又变成了无数个两天，直到一个月后，她终于为我买了一条非常不合身，穿着非常不舒服的短裤。
这一年的夏天，我就是在这种欺骗中度过的。
这一年，我仅仅10岁。
多年后，当我踏入父母所说的到处都是欺骗的社会时，我却发现就算是私企的老板，一般这种公开的承诺，都还是会兑现几分的。很少有像我父母一样的，刚刚还哭天抢地地赌咒发誓，说完之后，马上就抛到脑后。
如果我追问他们，他们只会强调我给他们做的保证，而对他们自己的失信却是只字不提。难道这是为了向我预演一个险恶的江湖？
4.3 转学
在山的那一边
作者 梁乔
山的那一边
我站在大山之巅
脚下的小城就在山间蜿蜒
放眼望不见地平线
视线翻不过四周的山
这就是我全部空间
连梦想也受到局限
曾几何时 仰天长叹
渴望将这一切改变
我要看到山的那一边
眼睛想望穿这时间的边缘
我要看到山的那一边
心儿想飞跃这梦境的极限
城市和农村，只是两个名词。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生活着不同的人群。而我则是在这两种文化的交杂间产生的混合体、矛盾体。幼小的心灵装不下许多的矛盾，直到被压塌、撑破。
城乡一体化，喊了多少年。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改变。需要一体的不仅仅是水泥钢筋堆砌出来的房屋，还有深入骨髓的文化和习俗。
时间再次回到我6岁的那一年。这一年，把我的生命划为两半。6岁的前6个月，我在老家农村的中心学校读学前班的第一学期。下学期，我转校到父亲所在的市区里的一所小学继续读学前班。我只在每一个周末才和父亲一起回农村老家与母亲、外婆团聚。在学前班的半年，是让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感到温暖的半年。
我学习成绩很好，在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取得了第一名，拿到了让人羡慕的双百分。
学前班的两位老师，一位姓张，一位姓夏，都是女老师。张老师40岁，而夏老师已经50多岁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把我带到教室门口，夏老师和张老师便把我领到教室里，介绍给同学们：“我们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一起欢迎他。”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便拼命地鼓起掌来。
两位老师把我带到了一个中间的座位上。从此“新同学”就成了我的代号，小朋友们都称呼我为新同学。有一个同学穿得比较脏，但很喜欢和我玩。这个同学总是喜欢带着我到这个新的校园里到处看看，到处玩玩。
夏老师教数学。我最擅长的就是数学。在幼儿园时，我就能从1数到49。为什么数不到50呢？因为我分不清，49和19的区别，数到49后，下一个又数到20，再从21数到49，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数了半天都数不到50。没办法，四川人，不分卷舌和平舌。
夏老师50多岁了，头发有些凌乱，身材瘦小，似乎弱不禁风。夏老师很慈祥，像奶奶一样关心我。学前班的房子是很旧的那种老瓦房，在房子中间有两根很粗、很大的木制立柱。
有一天，我的凳子上的一只钉子冒了出来。我差一点就坐在钉子上了。夏老师一见旧凳子上的钉子出来了，没有找到工具，就拿着半块砖头使劲地砸，直到把钉子深深地砸进木头里，不会再扎人了。
“坐吧，小楚，没钉子了。”她轻轻地拉着我坐在座位上。
看着夏老师瘦小的身体累得气喘吁吁，凌乱的白发被汗水黏在一起，我感到一阵温暖。
刚入学时，我在镇上的学前班没有做过广播体操，夏老师特意叫一个同学带着我做，“你们带着新同学一起做操哦。”她吩嘱道。
“小楚，放学了，你找得到回家的路吗？跟着这几个同学一起走吧。” 夏老师总是关心着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像奶奶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孙子。在这半年里，我很快乐，有愿意带着我做操、一起玩的同学，有像奶奶一样关心我的夏老师。
从学前班毕业后，我已将张老师渐渐地忘记，而夏老师却经常行走在我回家的路上。她说，她是去帮她的女儿看幼儿园。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已经60岁了，瘦小的身影更加憔悴，花白的头发凌乱地散开了。我听学校的老师说，夏老师是一个不幸的老人，本来有一儿一女，结果儿子得了狂犬病，死了，只剩下女儿。
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碰到夏老师，我都会高兴地打招呼，像看到自己的奶奶一样。而夏老师也高兴地挥挥手：“回家了啊，注意安全啊！” 这半年，是我童年中最温暖的半年。在小学里，我还常常能碰到夏老师，只是她越发衰老了，常常在并不太冷的春秋季节紧紧地裹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在街上匆匆走过。上了初中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夏老师了。
多年以后，我在这里回忆着我学前班的夏老师。因为她是一个好老师，一个好人，给我这个初到城市里的小孩子带来了关心和温暖。在我的童年中，夏老师给我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值得回忆的温馨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