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允许我做除了看书、做作业之外的任何事情，比如在农村里用柴火烧饭，帮着家里做农活。
第二条与此条相互矛盾。
第七条，不买电视。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二频道和八频道！不允许谈论与学习无关的话题，就算吃饭时说一下学校的趣闻也会挨批：怪不得你成绩不好，原来心思一直花在这上面了。
第八条，数学要考第一名，语文要在前十名。
第九条，长辈说话，不能还嘴，不能质疑，只能服从。不能使用代词：你，他，连您也不行。必须使用全称：二舅公，张伯父。连《东方红》里都有：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可到了我家，“他”就变成了不敬之词。
第十条，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要像雷锋学习。不能有任何的攀比之心，哪怕自己穿得像个乞丐。
第十一条，要像传说中的人物雷锋、张海迪、王铁人一样的高尚无私，奉公守法，但每次坐车回老家时又要学着逃票。父母经常教我怎么逃票。
要知道雷锋这种人是肯定不会逃票的，就算是忘了买票，赶上几十里路，也一定会补票的。
（做到这一点真是精神分裂了。）
第十二条，不能在母亲面前表现出任何不开心的表情，哪怕就算她打了你，骂了你，也一定要喜笑颜开。不能有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悲伤、气愤的表情。只要母亲目力所及，就一定要开心地笑！否则你就是使脸色，就是大不敬！
如果有人做到了这几条，那么你就是神仙！
4.8 我身上的枷锁——衣服
吃穿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吃，我不用担心。但是，穿是我最头痛的一件事情了。如果来我的班级找我，只需要扫一眼，穿的最破烂的那个一定是我。从我7岁开始到城里上学，到20岁进入大学，在这13年的时间里，我的每一件衣服都成了一个痛苦的回忆！
我的每一件衣服都是用泪水、屈辱、痛苦、折磨换来的！我家的经济条件和城里的伙伴相比算是中等，远不至于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
在1999年时，我父母一个月总收入在2200元左右。而我的期望是，每年在夏天和冬天各买一套最便宜的地摊货就行了，总价值不超过200元。我一年服装的总花费连他们月收入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难道还过分吗？每当他们痛哭流涕地哭喊着：“你长大自己挣钱了，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了。”
现在我已工作5年，真切的感受是，拿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为孩子买一年的衣服，真的一点也不过分。长这么大了，除了我父母外，我还没有见过有谁在给子女买衣服时，会挖空心思地编造各种谎言，费尽心机，一次又一次地失信，用如此大的心计全力地去表演，最后为的不过是少买一件最普通的衣物。
这些谎言和欺骗让我和父母间的温情荡然无存，信任烟消云散。我没有得到的，远不止是衣物，而是温暖、关心和快乐。写到这里有读者会说，父母不买贵的衣服，不买名牌衣服，培养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是正确的啊。可我要的只是满足生活需要的最普通的衣物，并且金额在父母的能力范围内，这样的要求也会被他们百般刁难，挖空心思去欺骗和压制。其实只要高高兴兴地带我上街买一件便宜厚实的衣服，比大哭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狂喊 “一切为了你好，我愿把命都交出来”之类的表演强一百倍。
这样的表演，一次又一次地加深了我对父母的厌恶，一次又一次地拉远了我和他们之间心的距离，将本应属于一个家庭的温情驱赶得一丝不剩，把本应是最信任的人变得只剩下彼此的怀疑和怨恨。
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纠缠在衣服这个问题上，这大概可以用马斯洛的层次需求来解释。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5类。
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就是吃穿。我在缺衣少穿的前提下，去谈什么精神，则是非常不靠谱的事情了。同理，当在经济条件不成任何问题的前提下，连一件最基本的衣服都一再拖欠，再空喊什么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付出的口号，叫我如何相信？
4.9 童年的愿望
童年是充满幻想的时光，小伙伴们都有着五光十色的梦想，有的想到长城当好汉，有的想去海边游泳、捡贝壳，有的想得到一个最新版多功能的变形金刚。这些东西，对于童年的我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不是我的世界里该有的东西。就如孩子拥有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权利，我甚至连在母亲面前表达生气、失望、悲伤这些真实情感的权利都没有。在母亲面前，无论有多难受，我都只能强颜欢笑！尽管这样，在我的心底，仍然有着三个小小的愿望。
第一个愿望：有自己的玩具。
每到夏天，院子里的小伙伴都会在一起打水仗。他们手中都有一把漂亮的水枪，当然是他们的父母买的。红红绿绿的塑料枪，装起满满的一枪水，扣动扳机，一股水柱射得老远。看着同伴们玩得不亦乐乎，我也想玩，然而我明白，虽然买水枪的这几块钱对我爸妈来说并没有什么负担，但他们肯定会把这几块钱说得很重要，仿佛只要缺了它，全家就要马上饿死一样。
为了不挨骂，我只有跑到父亲单位的医务室门口，拣废弃了的注射器来玩。因为拣注射器，我还被针头扎了好几次。幸亏当时没有感染什么病，现在想想都后怕。幼小的我承受着多少本不应由我来承担的危险，失去了多少本该拥有的快乐。但是，为了多省几块钱，这一切，父母是不在乎的。
我跟着小伙伴一起玩，把注射器抽满水，再急急地推出来。水很少，推不远。甚至有时会把针头推出来。小伙伴的水枪可以装很多水，水柱射得很远。最重要的是水枪很漂亮，拿着它很威武。
玩累了休息时，小伙伴都会嘲笑我，说我的父母穷，连把水枪都买不起。其实，我家的经济条件远没有差到连水枪都买不起的程度。比如刘洋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同一个车间的，他母亲没有工作，他还有一个姐姐。我母亲有工作，家里只有我一个独生子，我家的经济条件自然比刘洋家的好。刘洋有好几把水枪，还有运动服、篮球等一些课余时间玩耍的器材，他家人也没有因为给他买这些东西而饿死啊？
多少次，在梦中梦到，我有了一把漂亮的水枪。我可以挺起胸膛和小伙伴一起打水仗。我在扣扳机之后，将一股强劲的水流喷向“敌人”的身上，然后像英雄一样胜利归来。
残梦惊醒，泪洒枕巾。金色的童年只剩下哭泣和阴影。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哀求母亲：“妈妈，给我买一把水枪吧！”
可换来的是母亲的勃然大怒：“耍水枪干什么？弄得一身湿湿的，认真看书！买水枪不要钱啊？都可以买几斤米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于是，我再也不敢提这个要求了。我的童年，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一把水枪，也没有了打水仗胜利的快乐。
变形金刚是多少人童年时的记忆，但留给我的只有心碎。小时候曾经有个小伙伴，我经常跑到他家玩，为的是玩那好玩的变形金刚。我去了几次后，他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终于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了出来。我没有向母亲提买变形金刚的事情，那时我已经很知趣了。
小小年纪，我便有自知之明，便宜的水枪都没有，还想变形金刚？我的童年是没有玩具的童年。我的童年是黑白的童年。
第二个愿望：坐一次火车。
每当听到小伙伴在谈论假期里父母又把他们带到哪里去玩了，我就很羡慕。坐着火车，哐当、哐当地响，那该是多么的有趣和开心。
我家的旁边就有一条铁路，每天都可以看到火车呼啸而来，像风一样疾驰而去。如果能坐上这样的火车，哪怕一次都是幸福的啊。在一次吃饭时，我小心翼翼地对父母说：“我想坐一次火车。”母亲马上破口大骂：“还坐火车，你怎么不去坐坦克啊？” 然后就是父亲永远站在高出云端的道德高度：“你怎么不和小伙伴比学习？你怎么一天到晚都想着这些，不知道什么叫艰苦朴素吗？”
这个愿望后来终于实现了，第一次坐火车是在10年后，我18岁那一年因患上抑郁症到成都求医。
第三个愿望：有一辆自行车。
这是我童年唯一实现了一半的愿望。
当时，大院里10多个小孩一窝蜂地在一起学自行车，然后我也想学。这一次，父亲终于答应了，给我买了一辆二手的女式自行车。尽管不是新车，但买了旧车就已经让我满足了。我左右摇晃地学着骑车，两天后，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一起学车的几个小伙伴在休息的时候问我：“为什么不叫你父亲给你买新车啊？旧车多难看啊！”我无言以对。
没办法，谁叫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不一样呢。我的母亲喜欢哭穷，最擅长找任何理由说自己比别人穷。就算是面对一个乞丐，母亲也会说：“他不用交水电费。”
现在，实现童年的三个愿望早已不是负担，再去实现它们也没有了任何的意义。有的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童真和童趣不是那么容易找回来的。
著名主持人孟非说过：“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的乐趣。我们不要把人生人为地分成几个阶段。” 我的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现在不是你该耍的时候。” 母亲相信，小时候多读圣贤书，考上大学，以后的生活才可以耍。
长大后的我，天天上班，为了涨薪，为了项目，为了和同事竞争，常常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又从哪里再去找像童年蓝蓝的天空一样纯洁的心情？又怎么去补回童年打水仗、玩变形金刚时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
现在一把水枪的钱，早已不是什么负担。我能买得起上百把的水枪，却无力找回曾经错过的快乐与童真了。有的东西，失去了，就真的永远地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童年，除了留下快乐的记忆，还会留下更加珍贵的东西：朋友。而今身在职场，总是存在着钩心斗角，貌似志同道合的朋友，实际不过是利益交换。
回头想想，能够在落魄时关心你，拉你一把的兄弟，何尝不是在学生时代一起去玩，一起闯祸，一起受罚的那些老师、父母看不上的所谓的损友！可我的父母却对一个小孩，用十万八千里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童年，我失去了交朋友的机会，我丧失了交朋友的能力。
穿破烂衣服，骑旧自行车，成了我和小伙伴之间友谊的阻碍。不要用什么不能嫌贫爱富的高道德标准去要求小孩子。就如我们今天，遇到身边穿着破烂脏臭衣服的人，总会不自觉地离他远一点。这是人的本能，因为恶臭往往意味着疾病。
现在人们经常喝着酒，在心中却盘算着下一步棋怎么走。酒不过是实现利益的一种手段罢了。成都的天空早已灰蒙蒙。我在这座童年向往无比的城市里，已经生活了8年。这里没有童年，只有抑郁症患者的创伤和最后康复起来的艰辛历程。还好，我已经足够幸运，我终于走了出来。人生本就不是完美的，我还是需要麻醉自己的。人糊涂时真的比清醒着好受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