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精神作为企业家的基本素质，是由企业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一点可以从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特征的对比中得到说明。自然经济的特征在于它的孤立性、不变性和封闭性。在自然经济下，每一个生产单位自成体系，整个社会则是一个无机系统：生产者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结网络，他们各自独立地做出生产决策，既不会受到他人成功的威胁，也无法乞求从利用他人看不见的机会中获得利益。生产工具、生产环境、技术水平都是不变的，生产者掌握着决策所需要的完全信息情报：他的资源、他的需求。凭着本能和习惯，他就可以使其生产活动持续地进行，无需创新，只需循规蹈矩，从而也就没有风险可冒。相反，任何不安本分的越轨行为都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破坏，从而也就为整个社会所不容。不难理解，缺乏冒险精神，是生活在自然经济社会中的人的一个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不同，它的特点是有机性、动态性和开放性。在市场经济下，生产和消费一分为二，生产者并不是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消费者也不再是产品的生产者，生产与消费之间循环系统的进行是通过市场完成的，而市场本身则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它使那些机灵的冒险家得利，而让那些无知的“老实人”失宠；它奖励革新家，鞭挞守旧者。
企业家作为商品社会的组织者，面临的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市场，他的每一项经营决策，每一项创新活动，既充满了成功的希望，也少不了失败的风险。这是因为，他的决策是根据他所收集到的信息情报为基础做出的。而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信息总是不完全的，不论他做出多大的努力。他的产品是否适应消费者的口味，从而得到后者的认可；出售的价格是否能抵偿成本；他能否招募到合适能干的人手；能否筹措到足够数量的资本；会不会有新的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使他前功尽弃，等等。这些都不是有十足的把握的。尽管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却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他不能等到什么都明朗化了才动手，如果这样，那他将一事无成。他的判断依赖于他对事物的确信程度。无论如何，确信是以主观性为基础的，带有很大程度的想象成分。如果判断出现失误，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或价格不能抵偿成本，他的垫付就无法收回，债主会上门讨债，工人也绝不会因为产品卖不出去就不向他讨取已经付出的劳动报酬。如果问题严重，回报他的就不是利润，而是亏损。正如马克思所说，市场是一次“惊险的跳跃”，交换不成功，摔坏的不仅是商品，还有商品所有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社会，每一个人都在不确定中生活着，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如劳动者有失业的风险，货币持有者有资产贬值的风险，等等。但与企业家相比，一般人所面临的风险不仅范围小、程度低，而且大多可以通过参加“保险”进行转移或消除（现在劳动者也参加了失业保险）。企业家则不同，当他决定把资本投入生产时，永远免不了背上不能被“大数恒等”保险的经营风险。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可以保各种奇特的风险，然而不能保企业倒闭之风险。
实际上，企业家所面临的不仅是经营风险，同时还有政治风险，即非市场因素的风险。例如，在原有的生产系统中引进节约劳动的机器，往往会遭到生产工人的抵制；在一个没有商业传统的国家兴办企业，往往免不了受周围民众的敌视（如发生“吃大户”现象）。当哈默博士1920年代在苏联经营第一个外国租赁企业时，他的企业随时都有被苏维埃政府国有化的可能。成功的企业家往往也会受到他的竞争对手的敌视，那些不怀好心的竞争对手常常会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向他发起进攻。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企业家的经营常常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即使他具有卓越的经营才干，也往往不得不以失败收场。此外，政界的更替，政府政策的改变，都可能使企业家黄粱美梦一场空。正因为这样，挺身冒险，就成为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气质。一个人如果处处规行矩步，谨小慎微，不敢承担风险，就不会有所创新，从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
实际上，在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社会中，可供利用的投资机会是非常之多的，但多数人却即使能识别出这种机会也因缺乏胆量而退避三舍，只能看着别人赚大钱。有些人是天生的发明家，他们智力过人，才华出众，思维敏捷，但由于没有商业经营才能，特别是缺乏承担风险的勇气，因而只能往工程师之类的方向发展。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人海斯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有些人经验丰富，目光远大，看问题入木三分，想问题全面周到，也不乏经营企业所需要的知识，但却缺乏办企业的胆量，只能受雇当企业家的参谋或顾问，真可谓“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有些人腰缠万贯，积财如山，但面对变化无常的市场，不敢投下一个子，只好把资金借给他人，自己则满足于做一个食利者。如此等等。
说企业家是冒险家，当然不是说企业家是一个追求风险的狂人。企业家的冒险总是在一定的“风险与收益”权衡之后做出的。企业家不会无谓地冒险。如果没有一定的利润诱惑，他绝不会铤而走险。他与常人的区别在于，常人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而他却只要有七成的把握就会拿出百分之三百的勇气。企业家也不会在一次失败之后就畏缩不前。胜败乃兵家常事，他不会放弃任何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会设法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他绝不会等到没有风险的时候再去行动。他渴望掌握更多的确定性因素，增加成功的把握性，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他也会勇往直前。在常人退避三舍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他不会满足于得到稳定而安全的“合同收入”，而宁肯追求虽不稳定却颇具诱惑力的“剩余收入”。为此，他甘愿担当起支付前一种收入的责任。这就是说，他把一个保险系数留给别人，而自己却为没有可靠保证的收入而奋斗。
冒险精神作为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不仅是一种顽强的意志，更是一种高超的能力。企业家的冒险绝不是赌徒式的孤注一掷，而是以全面掌握有关事业的知识和谨慎周密的判断为基础，比他人抢先得到获取利益的机会。
敏锐地洞察未来是企业家克服风险的办法。企业家对未来的判断越准确，他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当然，这绝不是说只要谨慎判断，就可以消除风险。因为机会和风险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任何机会，都必然包含着风险。再聪明的企业家，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判断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有种种不确定因素作用于他的判断。企业家的成功，实际上是几率上的成功。发现10次机会，利用7次，5次取得成功，就算他幸运。所以，企业家既要谨慎判断，又要大胆冒险。
企业家是一个民族的精华。一个企业家资源丰富的民族，从整体上讲，也必然是一个善于冒险的民族。一个民族冒险精神的缺乏，也必然会表现为企业家资源的缺乏。当然，企业家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既有的冒险精神的产物，它同时反过来又诱发这个民族的冒险精神。
生活中的多数人可以称为是“尾随者”，他们是在少数“领导者”的启迪下行动的。少数人以他们非凡的胆识冲破旧秩序的束缚去干常人不敢干的事业，一旦他们取得成功，就会有更多的人“仿效”他们，向他们学习。
实际上，不少企业家正是在少数先行者成功的示范下走上企业家道路的。初始，他们可能对后者的行动表现出无法理解，或者表现出深深的敬佩，他们自己则满足于做一个旁观者。渐渐地，他们发现，大胆行事也许不是一件坏事。他们会问自己：他敢，我为什么不敢？于是，他就着手办自己的企业，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当事者。一旦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八成不会退下阵来。如果旗开得胜，他会乘胜前进；如果失败了，他很可能抱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态度，再背水一战。这样，冒险精神就像一种“传染病”，在更多的人身上扎下根来，这个民族的企业家资源就不断丰富起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冒险精神不仅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也应该是一个现代化民族的基本素质。当然，无论何时，一个民族不可能每一个成员都变成“冒险家”，这一点也许是扎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吧。
二、创新精神
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本质上也就是一种创新精神。正是对现状的不满，使他们甘冒生命与财产之风险，去干一些史无前例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创新不仅是生存竞争的手段，而且是一种生活的乐趣。他们最不喜欢循规蹈矩，最不屑于“按既定方针办”。喜新厌旧，标新立异，是他们的本性。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在某一时期某一环境下的成功秘诀当做灵丹妙药死抱住不放，而总是审时度势地否定自己，拿出新方法、新花样。他们也从不满足于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他们天生是一个“破坏者”—破坏旧的秩序、旧的规范、旧的习惯。他们把创新当己任，似乎新世界的建设者非他们莫属。他们从不把自己的思维封闭起来，充当经验主义的俘虏。他们乐于接受新的挑战，向未知的领域挺进。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他们把生活打扮得五彩缤纷，使现代社会在不断的旧貌换新颜中飞进。
创新精神，乃企业家生命之根本。一个企业家如果由革新派变成了保守派，思想僵化起来，就宣告了他企业家生命的终结，他就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在企业家的编年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事例。例如，1940年代，为汽车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亨利·福特先生就由于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差点使公司倒闭，最后不得不忍痛让位。幸运的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总是能够把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新兵”推进企业家行列，而把那些创新精神衰退的“元老”淘汰，从而保证了企业家集团的青春常在。
如果把企业家作为一个参照系，传统社会的人—无论是地主、农民，还是绅士、政客，简直是迂腐至极了。他们总是满足于按祖传的经验办事，念古经，读古书，把传统奉若神灵，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清规不破，戒律不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作业。他们恋旧厌新，以古为荣，视新如敌，窒息新思想，贬低新事物，摧残新人才，希冀江山万代不变色，似水流年不改观。不幸的是，自然经济“旧胜新败”的统治法则竟使他们相安无事其乐无穷，而那些不合传统的创新分子则十有八九在他们的群起围攻之下气息奄奄，处境悲惨。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创新变成了现代人区别于传统人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人类本性中惰性的一面仍然摆脱不了受传统的束缚，以致像企业家这样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在总人口中仍属少数。
三、不满足精神
欲望无止境，这是人类的本性。也许正由于此，社会才具有了发展进步的动力。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和习惯的原因，生活中的多数人是容易满足的。他们或者“清心寡欲”，追求的只是衣食住行，只要能解决温饱安居问题，也就无他求了；或者，他们只给自己规定出一个有限的事业目标，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就沾沾自喜，不求再进了。企业家则不同。他们的不满足精神表现得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常人看来，简直有些“贪得无厌”。
企业家的座右铭是“不断前进”。他们绝不会为已有的成就而心满意足，坐享其成。他们为自己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感到自豪，但从不陶醉，因为在他们看来，成功仅是前进的起点。他们为自己规定出一个个目标，原有的目标实现了，就向新的更高的目标前进。在创办事业伊始，一个企业家也许只设想办一个工厂，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但一旦旗开得胜，他就会再投资，扩建原有的工厂，或者创办新的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不会被“自有资金”的缺乏所困住，而总是设法筹措一切可利用的资金为己所用。他们不仅要在已有的市场中争夺一个更大的份额，而且总是设法开辟潜在的市场，把触角伸到遥远的角落，建立起一个个商业桥头堡。对他们来说，十万、百万，甚至亿万财富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利润的追求没有止境。
企业家的不满足精神建立在财富的价值形态之上。地主老财也有聚敛财富的癖性，但在自然经济下，他们的财富只能以多少头猪、多少石粮、多少匹布等这样一些实物指标来计量。实物的不可累积性给他们聚敛财富的本性加上一个天然的限制，满足自身需要就成为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为了不使猪肉发臭、粮食发霉、布匹腐烂，他们情愿豢养一个庞大的消费队伍—家仆，仆人的多少倒成为表现他们富裕程度的象征。
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货币抹掉了财富的物质区别，成为财富的公认代表，一种抽象的价值符号。一切财富，在货币形态上，只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在货币形态上，财富不仅无限可加，而且可以无限积累。在市场经济下，站在一切目的中心的不是活的人及其天然需要，而是货币这种抽象的东西。因为占有了货币，就占有了财富，或者说，占有了一种支配财富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