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当时，一个伟大的发明家能够做到的大概就是这些了。事实上，蒸汽机要走出实验室，从设计图变成机器，有着一系列特殊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问题。他需要有一个具有冒险勇气和眼光，把资本投入一种新的、前途未卜的科学发明事业之中的企业家的帮助。法国经济史学家保尔·芒图在谈到蒸汽机发明的前途时这样说道：发明是一回事，会经营和利用发明物是另一回事。历史上多少伟大的发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利用被淹没了；又有多少发明，在发明者死后许久，才受到世人的注意。
瓦特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蒸汽机的成功，是由于他在生命的历程中，遇到了两个非凡的、了解他的企业家：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
瓦特是1760年由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布莱克介绍与罗巴克结识的。当时，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蒸汽机的研究。因为他没有财产，负担不了巨额研究费用，并且债台高筑，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为了谋生和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做他并不喜欢的测量员工作。
罗巴克是一位素质极好的企业家。当他得知瓦特在进行蒸汽机方面的研究后，以独特的慧眼认识了它的全部价值。于是，他极力建议瓦特把研究搞下去，并愿意倾资相助。他与瓦特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罗巴克负责偿还其合伙人的债务1000英镑，并且供给必要的资金去完成已经开始的蒸汽机的研究，组织在工业上的利用。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同。由此蒸汽机走出了实验室，进入它即将加以改造的工业世界。
罗巴克对瓦特的帮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在瓦特迟疑、犹豫，甚至由于接连失败而失去信心时，罗巴克都给予他热情的鼓励，推动他前进。因此，晚年时的瓦特每当回忆起他与罗巴克的情谊，总有一种特殊的崇敬心情。他说：“我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他的友好鼓励，他对科学发现的关心，他敏于想出这些发现的应用，他对交易和工业的深邃认识，他的远大眼光，他的热心的、慷慨的和积极的气质。”[3]
第一台蒸汽机诞生于1769年，但是，它很不完善，可以说是一个还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思想的不完整体现。不久，就被人们抛在一边了。蒸汽机的实验处于停顿状态。这时，瓦特的合伙人罗巴克所经营的企业也遇到了一系列经济困难。1773年，罗巴克破产了。他没有享受到他倾注极大希望的蒸汽机的研究成果。不久，另一位企业家，闻名遐迩的索霍工厂老板马修·博尔顿与瓦特的合作开始了。
马修·博尔顿可以说是当时英国眼光远大、品格正直、具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之一。工业企业对他来说，不仅仅是致富的手段，而且是一种事业，他力求使这种事业达到完善的程度。1765年，他在制造装饰用的铜器时，把法国装饰艺术的杰作摆在面前，并请人从意大利寄来最精美的古代模型复制品。他热爱科学技术，深知它们的价值，喜欢与科学家交往。英国著名的医生、植物学家达尔文博士，天文学家威廉·赫谢尔，伦敦皇家学会主席约克斯·班克斯爵士等人，都是他“月亮会”[4]的殷勤会员。很早以前，他就知道瓦特和他进行的伟大研究，并明确向罗巴克表示希望参与合作。罗巴克的破产给他提供了遂其心愿的机会。他提议，只要罗巴克把和瓦特合作的合同转给他，1200英镑的欠账可以一笔勾销。
有人说，博尔顿廉价买下了一项具有无限价值的权利。但在当时，这项价值还没有确定，离它震惊世界似乎还十分遥远。“那一切还只是影子，纯粹的想象，要使它实现，还需要许多光阴和金钱。”[5]从这个意义上说，1200英镑，以及不久将要投入的更多资本，似乎不是任何人都有勇气拿出来的。
作为合作者，博尔顿比罗巴克有更多的优势：他资本雄厚，所经营的索霍工厂在冶金工艺方面比较完善，有一批技术熟练的工人，等等。这些都是瓦特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博尔顿交给瓦特的就是支配这一切的权力。
蒸汽机的研究沿着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向前推进着。失败以及资金方面的困境阻碍着那位伟大的发明者，也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但难能可贵的是，博尔顿对蒸汽机的成功深信不疑，充满着希望。这与那位经常处于悲观、沮丧状态中的发明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博尔顿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激励、安慰瓦特。他的这种积极、自信的性格正好是瓦特悲观、沮丧、胆怯性格的平衡力量。博尔顿硬推着瓦特向前走。
1781年，世界第一台真正的蒸汽机终于在索霍工厂诞生了。飞快转动的蒸汽机轮子最早在索霍工厂推动了鼓风机、滚轧机和汽锤，接着它又在伯明翰、曼彻斯特、伦敦和欧洲各国，推动了面粉厂的磨面机、纺纱厂的纺纱机、陶器厂的燧石磨……最后推动了整个世界。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蒸汽机的隆隆巨响中诞生了。当人们欢呼这个伟大时代到来的时候，不会忘记詹姆斯·瓦特，也不会忘记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
其实，在18世纪的英国，不仅仅是蒸汽机，而且英国产业革命中的所有技术变革，都是由企业家之手推动的。
我们知道，开启英国产业革命大门的是飞梭的发明。英国的棉纺织业作为新兴的移植性产业，在国内受英国传统的毛纺织工业的排挤，在国外又遇到印度等国家优质棉纱、布的激烈竞争，由此，给它的技术创新以很大刺激。“飞梭”很自然地在这个产业的摇篮里诞生了。飞梭发明后，加快了织布的速度，提高了织布的效率，打破了纺与织的平衡，出现了严重的纱荒。这样，纺纱工序的革新和新的生产节奏的产生就成为了必要的。1738年，一个名叫约翰·怀亚特的人产生了一种想法：纺纱中用手工抽线的工作可以用一个抽纱滚轴来代替。这一简单的装置打开了技术发展的途径。后来，他与刘易斯·保尔合作，发明了第一台纺纱机。尽管发明人已预见到这项发明将给制造商和整个英国带来利益，然而他们自己非但没有受惠致富，反而负债累累，穷困潦倒。他们创办的比安普顿纺纱厂（这座工厂是世界所有大工厂的始祖），因缺少资本和完善的经营管理而破产了。后来，他们的企业设备被一个叫理查德·阿克赖特的企业家买去了。
阿克赖特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企业家（关于这一点，后面将有详述），他在怀亚特和保尔失败的地方，创建成功了世界第一座近代工厂—克罗姆福德纱厂。此后，确切地说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兰开夏、德比郡、曼彻斯特等地的工厂都是按照他创建的工厂制度建立的。一个当时颇为著名的企业家罗伯特·皮尔爵士说：“我们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
阿克赖特的名字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闪耀着光辉，他代表着一个阶级和一种经济制度。他是近代工业的创始人。
由此可见，英国能在18世纪首先进行产业革命，并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稳坐世界经济帝国的宝座，与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最早形成像阿克赖特、罗巴克、博尔顿这样一批具有卓越经营组织才能的企业家具有密切的关系，是他们推动了18世纪英国的技术变革，并把这种技术变革转变为产业革命。企业家是英国产业革命的发动机。
当然，我们从英国18世纪产业革命的辉煌成就中所得到的启示远不止这些。企业家不仅是英国产业革命的发动机，而且是世界技术进步和经济变革的发动机。
众所周知，大工业生产强烈地需要科学。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6]工业社会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有条理、有系统的方式把技术知识应用于社会事务。然而，工业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强烈需求是受利润原则支配的。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处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家，为赚取更多的利润，而精心选用效率较高的生产方法和技术，以生产出质量好、价格低廉、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产品。由此，一位经济学家颇有见地地指出：19世纪西欧的技术变革是由在竞争性价格机制中起作用的私人企业推动的。这种价格机制从产业革命以来，一直刺激和推动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整理一下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
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对技术变革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一切技术变革都是科学发现的结果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了。18—19世纪，西欧的技术变革主要是由经济动力推动的。首先提出技术变革问题的是想要获得更多物质利益的企业家，而不是关在书房里的专职科学家。需要是科学的母亲。社会一旦有了对技术上的需要，它将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这个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被束缚着的普罗米修斯，敲掉锁链，以意想不到的神奇速度发展起来。这都应归功于企业家对科学技术价值认识的独特历史眼光，以及由他们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强烈社会需求。
另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已是为大多数人所承认的真理。但需要说明的是，科学技术本身并不等于生产力。在它与丰富多彩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之前，它只能是潜在的生产力。只有这些科学技术成果被及时地应用到商品生产中去，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和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它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结合需要一系列环节。这里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最初的纺织、煤炭开始，到电力、铁路、钢铁、石油、汽车、合成化工、电子技术等新产业的相继出现和发展，都是由企业家冒险而又合理的行动才得以实现的。据曾任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科技部主任的萨里蒙教授的研究可知：一项技术或一项产品，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技术开发到投入市场，其投资费用的比例是：1：10：1000。很显然，从事科学研究的是科学家，从事技术开发的是工程师，最后将产品投入市场的是企业家。企业家在资本的利用中，承担着十倍、百倍于科学家、工程师的风险与责任。科学家的创造是包含着可能迸发出巨大生产力的知识；工程师通过技术开发，把科学知识转化为人类实际有用的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发明和创造要真正变成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成为巨大的现实生产力，就必须依靠企业家的创造性劳动。
由此，我们发现一个由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加速进步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企业家是轴心，或者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发动机。企业家不断创造出来的社会需求推动着科学的发明和创造。科学家发明和创造的成果，又被企业家应用到经营和生产中去，转变成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商品，把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样，循环往复，科学技术被企业家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使经济不停地并且加速地向前发展着。这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全部的“工作”原理和特征。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难题：即发明最多的国家并不一定是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这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这是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四项发明。但它在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只是封建专制王朝建立大一统社会的工具而已。相反，它们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土壤中却开了花，结了果，起到改变世界面貌的巨大作用。在19世纪，法国具有很高的纯科学倾向，但发明首先影响英国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苏联的科学发明较之美国、日本并不算少，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低于美国与日本。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英国与苏联科学技术进步的机制不完善。美国在企业家的推动下，把科学发明与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发挥蕴藏在科学技术中的生产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技术发明少，但它拥有一批成熟的企业家，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发明，因而，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日本速度”。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进步机制更加成熟了。许多大的集团、公司都拥有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和技术开发中心。投入到科技开发上的资本愈来愈多：美国福特公司的科研费占该公司总销售额的6%，日本松下公司占8%，日立公司占20%。
另外，自1930年代以来，有许多企业家本身就是从科学家、工程师、学者转化而来的。“学者企业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成为企业界的一支劲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著名的硅谷地区，就是这些“学者企业家”的杰作。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把科研与市场的需要及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大胆采用先进技术，创办高度知识密集型企业。结果，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