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庞大民系共同体，是历史移民的产物。中原汉人南下到达广西，始于秦代，《史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其中自然也会有客家先民。
秦汉以降，尤其是西晋以后，客家先民大量南移，跨黄河，渡长江，其中一支抵达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地区，与当地的土著畲族等互为影响，终于形成了客家民系。汉族人大规模进入广西应始于第四次大迁徙（约1645—1867年），且以客家大迁徙为主要迁入者。明末清兵南下是此次大迁徙的重要政治原因。长期的战争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不少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从福建、广东、江西等地迁入地广人稀而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的广西、海南等地。如今，“广西有客家人700万人，遍及全广西的14个地级市以及100多个县区。”客家人上下有一千多年的迁徙史，不论其自身内部或与周邻居民都不乏矛盾，但最终都能和谐共处。究其原因，自然是其独特的思维方式、物质基础、价值基石、文化根基、制度保障等多方面的客家文化因素合力在起作用。
客家人在迁徙及定居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客家文化，杂糅了中原文化、闽粤赣山区的土著少数民族（如古越族、畲族、瑶族等）文化及湘赣文化、广府文化、福佬文化等周边文化，经过上千年的社会生活、生产劳动的实践，去糟存精，在协调人的自身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三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效果，可谓是“和谐文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0年春节期间参观福建客家土楼时，称赞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的典范，一定要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正是看到了客家土楼作为客家物质文化的代表，蕴含着丰富的客家精神文化。
客家人入桂以后，融合了不少南方区域文化的客家文化，又大量吸收了富有岭南民族特色的桂地文化，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广西客家文化景观。
广西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边疆省区，各民族相处融洽，社会发展稳定。
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时，中央充分肯定广西是维护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祖国统一的模范、维护社会稳定的模范、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这与客家文化在广西的盛行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节 客家文化与广西社会的文明
社会文明，在这里主要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广西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社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本章首先关注的是客家人在广西的表现。
广西地处中国南疆，先秦时期，广西叫“骆越国”，属于“百越（粤）”地区。“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可见当时的广西仍处于原始封闭的状态，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资料贫乏，百姓蒙昧无知。由于战乱或其他政治、经济等因素入桂的中原人，给广西带来了当时绝对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中原文化，并与迁徙途经地、定居地人民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谐共处，吸收了各地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在语言、民俗、风情、精神风尚等方面有显著特点的客家文化。尤其是广西客家社会普遍存在的尊重彼此、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精神文化，在广西社会和谐发展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一）客家文化与广西社会的物质文明
广西位于全国地势第二台阶中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地处两广丘陵西部，山岭连绵，岭谷相间，“喀斯特”（岩溶）广布，自然环境恶劣，垦地稀少，到处是茫茫的荒原。经过南明政权的抗清战争和“三藩之乱”，广西作为主要战乱之区，赤地千里，满目疮痍。清政府入关之后，为了安抚流民，尽快恢复社会生产，出台了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无主荒田”，准由官府“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地”，作为己业。而且对新垦土地给以留用免予“征收钱粮”的优惠待遇。又由于清政府实行禁海政策，清初，闽、粤等沿海省区以及江西各地的客家人大量进入广西，开垦荒地，安家立业，为广西大地的绿化、耕地的垦辟、社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清代雍正年间，广西“休恬安养，生齿蕃盛，村落错居，寒暑应侯，近郡皆同中土”。这些变化与大量客家移民的开发大有关系，在官方文献、地方志书、客家人的谱牒中都有记载。如桂中《象县志》提到象州昔日是“满目篙莱”的旱地荒土，经过客家移民的开发，“已渐变水田”。桂南《防城县志》提到经过“射耕人”（客家移民）的开发“县境之田亩日辟，农业顿为之改观”。广西的自然条件非常复杂，有限的生产资料又早被土著占据。客家人为何能在广西站稳脚跟，又为何能推动广西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凭借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客家社会提倡“勤俭耐劳、诚信睦邻”是其中重要原因。因为在开发山区的过程中，面临险恶的自然环境，层峦叠嶂，毒蛇猛兽出没，为了生存立足，他们需要有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深谙中华文化精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客家人素来特别能吃苦耐劳，每天披星戴月地在田间工作，晚饭后还要劳作一二小时才休息，周年如一日，毫无偷懒。广西客家社会有句俗话：“早起三朝当一工，早起三年当一冬。”并编有歌谣教育子孙：“勤俭丰足之家，耕读兴家之基。勤俭定能立业，奢侈导致贫困。春日一刻千金，季节绝不饶人……兴家如针挑土，败家如水洗尘。用物检点节约，破裂要多费神。房屋田地再多，乱用不久必贫。宁可自食其力，不能坐食山空。”客家人意识到，“勤俭耐劳”是生存的根本保证，也是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资源短缺的地区必须珍惜每一份资源，并做到最大化的利用。
然而，他们也知道仅仅依靠自身努力想要谋求发展是不够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创造平等互利，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是发展的必要人文环境，特别是身处多民系或少数民族居住为主的地方。所以，客家社会又提倡“诚信睦邻”，客家人常说“无信非君子，无义不丈夫。”把信义视为社会交往中为人处事的基本品德，并把它作为判别君子或“小人”的价值标准。
历史上的客家人被迫流落异地谋生，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较弱势的地位。为了生存与立足，他们首先要取信于人，也需要得到朋友的信义相助，把一切损人利己、欺诈、蒙骗、陷害、背信弃义等行为看做“小人”之举，并以“亲君子，远小人”这一古训作为座右铭。客家人对待邻居做到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尊重彼此、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共同发展。“勤俭耐劳”加“诚信睦邻”，使客家人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与土著居民一起创造物质财富，达到共赢。如广东兴宁人刘弼一，乾隆年间迁入马平基隆村后，因为村邻人排外，合议不让卖土地给外来人，刘弼一没有耕地，但他自强不息，依靠饲养鸡鸭开基立业，同时努力与当地居民沟通、协调，“三年之后，村人皆知我忠厚善良，敬而无失，恭而有礼，排难解纷，方得邻里相交，让卖田地。”刘弼一得到当地居民的信任，过上了比较安定康乐的生活。客家先民迁徙入桂，多是只身或单家独户而来。以农为本，各业并举，是广西客家人经济生活的主轴。广西商业呈现全面繁荣的局面，客家人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广西有客家人的地方，基本都有定期的集市，客家人称之为“圩”。
民间有句俗语：“客家人创圩，广府人旺圩。”说的是客家人经商不避偏远，不择地域，经营成圩市，然后才有广府人的“旺圩”（扩大集市规模）。客家人热心商业，有商品意识和拼搏精神，勇于开拓，善于经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积累较大的财富。在钟文典教授的《广西客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实例：客家人在广西平果创建圩市以后，始终掌握当地的商业经营权。“文革”期间，经商者被强制下放到农村劳动，商店被迫关门。客家人却暗地里在农村饲养禽畜出售。
“文革”以后，客家人纷纷回到圩市，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工、贸、商并举，远走宾阳、田东、百色等地，大展宏图，领先成为“万元户”者不少。广西贵港木格镇也有类似情况，“文革”期间被拉上台批斗示众的23个商人中，有18个是“客家佬”，改革开放以后，重新进入木格镇商业领域，带头发家致富的，仍旧是这些“客家佬。”
客家人对商业的热心与执著，源于客家文化对物质追求的肯定，这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重农轻商”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震惊世界的“太平天国起义”由客家人发起，起义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废除旧有土地所有制，从中可以看出，客家人毫不掩饰对更好的物质生活追求。这也是客家文化对自然人性的肯定，对生命个体的物质要求给予正视。
客家社会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培养了客家人的商业素质，进入变化莫测的商海后能够做到沉着镇定，目光长远，开拓进取，在广西诞生了许多客商传奇。
广西科宝公司、沙龙纸业公司、云南传承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联（南宁）投资公司董事张国兴和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晏平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张国兴被称为“频创‘广西之最’的客家儒商”。他是广西第一个从日本引进最先进的彩色冲印设备的商人，把以前需要几天才能冲印出来的黑白照片变成了几十分钟就能冲印出的彩色照片，他也是广西最先开创生活用纸品牌——“沙龙纸巾”的商家，他同时也是广西培养老板人数最多的民营企业“校长”。
据不完全统计，近二十年来，他带出了六十多位老板，其中有近三十位百万富翁，近十位千万富翁，如好友缘酒家、永恒婚纱、巴黎婚纱的老总黄虹就是其中之一。晏平从2005年到玉柴集团任职以来，在原有的基础上，积极贯彻科学发展观，确立玉柴核心理念“绿色发展，和谐共赢”；经营思想“卓越品质，国际玉柴”。坚持走绿色工业发展之路，不断推进企业改革创新，连续五年保持高速发展，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2008年玉柴战胜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实现销售收入209.88亿，同比增长14.32％，从规模到管理实现了“三年再造一个玉柴”的目标。2009年，晏平带领玉柴团队苦练内功、抢抓市场，销售收入达271.97亿元，同比增长29.58％，柴油发动机产销量突破67万台，连续五年稳居全国同行业首位。在2010中国企业500强排名榜上，玉柴集团排名第227位，比2009年度排名上升38位，成为2010中国企业500强收入增长最快的百家企业之一。玉柴品牌价值超过80亿元，在2010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排行中名列109位。正如晏平所说：2011年恰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欣逢玉柴建厂60周年，集团正式吹响向“十二五”千亿迈进、首战跨越400亿元规模的号角。动人心魄的时刻已经来临，催人奋进的乐章已经奏响，全体玉柴建设者厉兵秣马，踏上征程，迈向千亿第一春。
客家大县广西博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编织工艺品之都”。据考证，早在宋代，博白的民间编织工艺就已闻名。1979年秋，来自博白的两套精美芒编工艺品在广交会上大放异彩，引来外商一片赞叹和大量订货，从此博白芒编工艺品在国内外声名鹊起，并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市场。如今，芒编产业已发展成博白的支柱产业之一，博白也逐步成为全国最大的编织工艺品出口基地。
目前，全县编织企业近400家。芒编产品的品种发展很快，已由当初的芒编逐渐发展到目前的以芒、竹、藤、木、草、纸绳、金属等为主要原料的混编工艺品，品种达上万种。仅2009年，该县编织业产值达10.9亿元，从事编织加工业的农民达20多万人，人均编织收入1000多元，成为客家人“指间飞舞的财富”。
客农、客商、企业家，共同为推动广西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带动了广西各地农、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促进了广西社会的物质文明。
（二）客家文化与广西社会的精神文明
古时广西封闭恶劣的自然环境一直是广西精神文明的巨大阻碍。先秦时期，中原地区文化鼎盛，学术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贤人辈出，而百越地区（包括广西）被称为“蛮夷之地”，即未开化的地区，没有文明曙光的地方。直至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处），在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仍称是“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当时的广西仍然荒僻，在学者文人眼中是与有文化的中原截然不同的落后地区。然而，在广西客家人的聚居地，就有不少远近闻名的状元村落，如贺州秀水状元村，建于唐开元年间，立村建寨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始祖毛衷，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为广西贺州刺史。该村自唐繁衍发展至今，有一个宋代状元和二十六个进士。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该村考取全国各大中专学校的人数就达2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