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护邻里秩序：重和睦相处原则，实施文化互动
客家人与邻里相处，力求和睦，原因在于客家是饱经忧患，祖祖辈辈颠沛流离的移民。他们渴望得到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谋取温饱的生活保障，因此客家人非常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为维护邻里关系的和谐，他们一方面勇敢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艰难的社会环境，以诚信为本，崇真务实，勤俭持家；另一方面，他们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乐于与当地人平等交流，善于向当地人（不同民族）学习，争取思想文化平等互动。前文提到的《威武郡廖氏家史》九条族规中要求族人做到“邻里相依，异姓相助，团结友爱。”就是无条件平等尊重他人，消除不同民系成员之间陌生感，身体力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训。
客家人不仅尊重他族信仰，而且是发自内心地接受他族信仰，贺州八步区都江盘古庙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盘古是瑶族同胞的始祖大王，贺州市八步区的都江盘古庙的墙壁上刻着盘古大王神像，以及迎神转座建醮捐资的人名，这其中除了有瑶人，还有客家人、壮人，本地人、湖南人等。更有意思的是古盘庙的建筑是客家特色的一排三间，中厅全部敞开的传统房屋形式，而且正面内墙上画着一条黄色长龙，庙内神像中，除供奉盘古大王神像外，还有客家供奉的观音、八仙等23位神像，足见其他民族对客家文化的接受与亲近。同时客家入乡随俗，不仅尊重他族习俗，而且参与其中，现今广西客家各地都有“二次葬”的习俗，但北方的汉族（最忌挖祖坟）是没有这个习俗的，可见“二次葬”是汉族客家先民在迁入广西的过程中受他族影响而形成的。客家人奉行“和为贵”，即使与当地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争斗，客家人也能够不计前嫌，争取双方尽快和解。如广西贵县的“土”、“客”在经历咸丰年间大规模的“土来械斗”后，马上订立了《来土既合定章》，追溯“械斗频年，既田地之多荒，并行人之绝迹”的可怕恶果，决定“以前互相仇杀，并抢掠牛马及焚毁房屋各件，两造概行解释，罔念前仇。”
正是由于客家人重视邻里秩序的和谐，客家才能够在保存好自我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互动，尊重他族文化，吸收他族文化，同时秉承“和为贵”的原则，积极构建一个和谐的族际关系。
（三）维护家庭秩序：重同舟共济精神，消解成员隔阂
由于迁徙过程的艰辛，定居之后又必须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客家要立足、繁衍、发展，就必须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客家民系内部关系的和谐显得尤为重要。正如美国《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所指出：“……迁居到华南的中国北方人即客家人，是一个非常勤奋和精明的群体，他们团结得十分紧密。”在平时生产生活和交往的过程中，客家人以家庭为核心，以家族为本位，一个家族就像一个小社会。修订详尽的族谱、家谱，以“敬祖收宗”、“尊祖重本”、“启裕后昆”，加强内部凝聚力；制定明确的族规、家规，以约束个人行为，加强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同时，为提供族亲联系的空间平台，也为贯彻执行族规家规，体现它的权威性，客家人建立了祠堂。在客家人的聚居地，祠堂建立蔚然成风，以客家大县博白为例，各地、各姓皆有祠堂，只是规模大小、祭祖祠堂的人数多少有所不同而已。广西陆川县更以“祠堂多”而远近闻名。据地方志记载，早在清代，陆川就有各姓宗祠逾百座。又据近人调查，从明、清至新中国成立以前，陆川全县共有各姓祠堂420多座。除了靠族谱、族规、祠堂等维持家庭之间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秩序的和谐外，约束客家人行为的还有以“祖宗言”为纽带的“自家人”情结。客家人见面，只要一方讲客家话，对方会马上反应：“自家人哩！”于是彼此的陌生感会立即化解，亲密感油然而生。“自家人”情结使客家人能够同甘共苦，发挥协作与互助的精神，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例如清咸丰、同治年间的粤西“土客械斗”，几户钟姓客家人狼狈逃离恩平，至广西永安州联手从事屠宰业，依靠互相扶持，诚信经营，短短几年间，共同垄断了县城的生猪屠宰业，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日常生活中，客家人能够互相帮助，济困救贫，少讲报酬，甚至不讲报酬，客家人的“蒸尝”机制就是基于“自家人”的感情基础出现的。
蒸尝是秋冬祭祀名，蒸尝来源于族人量力捐助，或由族人按房派捐，或有族人违背族规罚款提供，还有绝户所遗财产拨入等。蒸尝的支出由族内分配，除了祭祀、办学、兴修祠堂，还用于扶困济弱，使失去生活的依靠的弱者（鳏夫、寡妇、孤老、残疾者等）和贫者有赖于“自家人”的接济，日有所食，岁有所依，嫁娶、丧葬得到帮助，这就减小了家庭间的贫富差距。根据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由低向高排列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在蒸尝机制实施的过程中，富者提供蒸尝资金，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要，会获得助人为乐的幸福感；弱者、贫者接受蒸尝，改善生活，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受到来自社会群体的温暖，就会去努力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可以说，蒸尝机制对客家社会内部稳定所起的作用，不仅显现在物质上，还显现在精神上。让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使群体的精神追求愉悦，蒸尝机制是保持客家大家庭和谐的理想选择，也是维系客家小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
第四节 客家文化与广西的自然生态
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离不开自然界，人类和自然界是浑然一体的。但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人对自然的征服，人和自然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要做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和谐美学境界是难乎其难的。然而，客家这支神奇的民系向世人演绎了这一生态和谐境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上作出了近乎完美的选择。
（一）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大意是，天何尝说话呢？（春夏秋冬）四季自然运行，百物自然生长。可知“天”即“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生是人类共同的审美价值追求，也是广西客家社会崇尚自然的最高境界。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汉代大儒的代表人物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命题。道家学派的鼻祖——庄子也提出了“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崇尚“天人和谐”已成为客家文化的精髓，也是堪舆文化所探索和追求的理想境界。
“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观，深深地渗透在广西客家民居建筑中。“天人之和”是一种最高境界的审美乐趣，崇尚“和谐”成为客家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首选。由此可知客家社会为何能把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表现得如此透彻。
客家人往往会以堪舆文化的阴阳思想为根本，来认识大地，选择地形。因此，客家民居建筑的建造都依赖于自然，顺应气候和地势等自然条件来进行。此规划构思既神秘又科学，堪称为阴阳相济以及儒道两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物化诠释，充分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颇具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