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贾拉南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NTS Studies of the S.Rajara Tna M School of in ternational Studies）有长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本人与本书的几位作者也有过诸多交往与研讨。2003年，巴里·布赞（Barry Buzan）参加了该中心举办的亚洲非传统安全研讨会，其安全化理论引起热烈讨论，之后亚洲关于安全化理论的研究也随之展开。
《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是对该研究中心Non‐Tra Ditional Security in Asia：Dilemmas in securitization一书的编译，我们专门选编和译介了立足亚洲背景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安全化进行探讨的一些实证研究文献。这些文献总体上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深深立足于亚洲的语境，二是带有明显的实证色彩。在编译时我们突出强调了两点：一是安全化理论在亚洲实践中的不足与困境；二是对安全化理论进行解读的“亚洲的视角”，即亚洲在推进安全化理论中的努力与创新。为了便于读者以最短的时间对本书有一个概要性把握，本序将着重对安全化理论、亚洲对安全化理论的解读、亚洲对安全化困境的超越[包括对安全化行为体的建构、对安全化路径的拓展、对“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研究的深化］等内容作一导引性阐述。
关于安全化理论
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的安全研究基本形成了有着重要观点差异的“正统派”、“扩展派”和“全球派”三派。正统派强调冷战后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只不过处于从属的、边缘的和被支配的位置，因而安全研究的基调和主流不应有实质的变化，安全仍应该以国家间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对军事威胁的使用、控制和管理的研究为主。扩展派则强调在保持传统安全研究的同时，要实质性地加强非传统安全在安全建设和安全观念中的比重和分量，要对安全的概念进行扩大的解释和理解，以便让安全研究可以涵盖日益凸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派则强调要将安全研究和安全关注的重点彻底从传统安全转向非传统安全，认为国家间军事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该将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体之上的道德性的安全关怀，变成实质性的国家、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不管上述三种观点的差异如何，非传统安全上升为重要的安全议题的事实是共同的。哥本哈根学派比较早且颇有贡献地对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安全化理论是其突出的理论贡献。
安全化最早由奥利·维夫（Ole Waever）提出，随后巴里·布赞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1991年，布赞出版《人、国家与恐惧》一书，初步从理论上概括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把整个安全领域分为“经济、环境、社会、军事、政治”五个方面，并把安全对象层次分为国际体系（internatio nal systems）、次国际体系（inter national subsy stems）、单元（unit）、子单元（subunits）、个人（individuals）五个层次。在之后的《新安全论》一书中，“安全化”理论得到了重点阐述。布赞等认为“安全化”是这样一个过程：某个公共问题只要尚未成为公共争论与公共决策问题以及国家并未涉及它，这一问题就还被置于“非政治化”的范围，所以还不是安全问题。当这个问题成为国家政策对象的一部 分，需要政府的决心和考虑资源的重新配置，或者还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公共治理体制的介入，则它就被置于“政治化”的范围，成为“准安全”问题。而当这个问题被政府部门作为“存在性威胁”而提出，并需要多方面采取紧急措施，甚至这些措施超出了政治程序的正常限度而仍然被证明不失为正当，则这个问题就成为安全问题了。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安全化就是使得一种公共问题经过特定的过程（如权威机构“宣布为危险”）而成为国家机构涉及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威胁的实质是经过“安全化”机制运作的国际、国内社会公共问题的政治升级与社会建构。为此，“安全化”不仅使“宣布或认定为危险”成为一个合理的施动过程，而且还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安全重点，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安全重心。而且，真正的安全问题被“政治化”之后表明，“安全”自然“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所以在现实中，当任何问题被认可为“安全化”的对象时，就会形成新的安全领域。
安全化理论的贡献在于可以把诸多原属于低政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既有的安全框架内进行考虑，或者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通过安全化的路径——反复强调的逻辑、特殊的修辞结构、特定的言语行为（speechact）、认同的文化建构等——成为重要的新安全议题，从而把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人的安全、全球安全整合在一个思考的框架内，使得以往其间的鸿沟有可能得以消除，其间的基点有可能相融合，其间的影响有可能被强化，其间的方法路径有可能被借鉴和运用。安全化理论达成了安全研究的方法论突破，带来了安全议题界限的拓展，引入了建构主义的安全分析元素，使得“言语行为”成为安全建构中的重要途径，把安全从客观安全拓展到主观安全再拓展到主体间建构安全的层面上，从而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困境。但是在亚洲的语境中，安全化理论遇到了难题、受到了多方面的检验，本书便是基于亚洲的语境对安全化理论的某种考量，这也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亚洲对安全化困境的解读
本书的几大章节均从不同的安全领域探讨了安全化困境、安全化理论的效度，以及如何实现对安全化理论的超越。
彼得·乔克（Peter Chalk）在《亚太地区的疾病与复杂的“安全化”过程》一章中探讨了亚洲的疾病的安全化问题，他认为疾病的跨国传播是后冷战时代安全性质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染病在亚洲的大规模“轻松”传播，不仅冲击了以往的区域稳定、国家稳定和国际稳定理念，而且冲击了传统的以某敌对国为中心制定安全策略的范式。疾病跨国传播的安全化过程表现出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重要不同：首先是强调社会公共秩序的社会安全与强调民众个体生存质量的人的安全，取代了原来的强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国家安全；其次是没有外在敌人威胁下的无组织无预谋的疾病骚乱，取代了传统安全理念下的国家间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军事暴力；第三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个人或国家间）所取得的共赢结果，取代了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国家间竞争的零和结局。但乔克指出，虽然因传染病跨国传播已上升为安全层面的挑战而使得其安全化已经迫在眉睫，但对亚太地区的疾病进行安全化的过程是“复杂”的。乔克强调，全球化已经到达地球的任一角落，现代医疗措施特别是抗生素的普遍大量使用导致了适应性和抗药性更强的疾病，日益加速又不可持续的城市扩张从多方面助长着传染病的传播，全球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引发多种灾害进而使受灾地区随时可能爆发传染病，特别是性滥交和静脉注射毒品等社会和人类行为方式的改变与增多，更使得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横行肆虐”。虽则传染病在亚太地区广泛传播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但乔克认为大多数国家对这一非传统安全挑战的认知和表达均还停留于传统安全层面，其安全化努力仅仅关注到生物武器的袭击可能造成的大规模传染病，加上褊狭的政治范式、脆弱的评估体系、低效的防治措施、稀少的专业官员，因而疾病能否成功地在亚太地区被“安全化”并不肯定。
伊拉维尼尔·拉米亚（Ilavenil Ramiah）在《亚洲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一章中强调对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是无容置疑的，但对安全化行为体的确认则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新话题。拉米亚通过对中国、印度等国艾滋病传染途径的研究，以及对高危人群通过桥梁人群传染至普遍人群的机理分析，揭示了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艾滋病传染情况越来越加剧的现象，并且强调如此发展下去会在人的安全（死亡率上升）、经济安全（生产力下降）乃至军事安全（对军队和维和部队的影响）方面产生毁灭性后果。那么如何开展安全化策略研究？拉米亚颇有独创性地将安全化行为体分为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三类，并指出：承担首要责任的是“启动行为体”——中央政府；起关键作用的是“催化行为体”——国际机构和他国的中央政府；起特殊作用的是“实施行为体”——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媒体、私人企业和工会。这些安全化行为体的不同范围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得安全化过程变得十分复杂。拉米亚指出了“言语行为”路径的局限性，因为“言语行为”的实施者即“安全化行为体”。拉米亚提出了艾滋病特有的安全化过程的四个步骤：一是“启动行为体”（中央政府）与广大群众之间发生交流，这是一个劝导、说服以及协商的过程；二是“催化行为体”与“启动行为体”（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沟通、劝导、协同、评估、援助，以及有条件地供给资源的过程；三是“启动行为体”（中央政府）与“实施行为体”之间的交流，这是一个表达、沟通、劝导、协调、资助、支持，以及有条件地供给资源的过程；四是“实施行为体”与更广泛人群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讨论、活动、草根会议、说服、劝导、协商，以及为“听众”提供大量资讯的过程。要实现如上安全化过程的劝导和协商机制，拉米亚认为要重视安全化关键性指标的建构。有效安全化的关键性指标有五个：第一是设立艾滋病相关政策形成和协调的权威机构，第二是建立一个推动所有伙伴结成联盟的全国性艾滋病行动框架，第三是将艾滋病议题归入全民发展议程，第四是建立全民协调与评估系统，第五是将艾滋病感染率降低，也即综合性指标的实现。拉米亚通过对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理论解读是深刻而有创见性的，甚至其对亚洲安全化困境的现实指出了超越性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