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共十五大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世俗化政党”，意思是说党已不再盲目地、机械地信奉一种思想，而排斥其他思想，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大会还对自1945年以来的党章作了重要修改。新党章不再提“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先锋队组织”，还删去了要求党员掌握马列主义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具体问题的提法。英国工党打出“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号，致力于推进工党的现代化，实现政党资源的社会化，把工党从一个传统的劳工党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全民党。
欧洲社会党从20世纪中叶就开始淡化党的阶级性质，进一步凸显党的人民性或全党性。其他一些政党虽然具体对策不一，但其行动的趋势基本相同，那就是适应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政党战略策略，以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支持基础为主要目标，不断探索扩大自身组织基础的途径。多年来，社会民主党在世界很多国家一直与保守政党轮流把持执政地位。20世纪末，在欧盟的15个成员国中，有13个国家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许多社会党在思想意识方面淡化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党的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解释，为了对其合法性进行论证，强调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思想价值，认为自由、民主、公平、互助等理念才是最重要的，强调自由和民主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质。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的社会分析方法上，他们的主张都是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其目的就是通过兼容并蓄其他学说和思想，适应时代变迁，并迎合各种不同利益需求的民众，以最大限度扩大其政治支持基础。社会党普遍通过价值观念的更新、党的组织变革以及执政政策的变化来淡化传统的阶级政治色彩，突出“人民党”的特点，其主旨是使社会党成为一个能够为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接受的政党。法国社会党强调自己是一个“跨阶级的政党”，该党制定了以中产阶级为基本依靠力量的新联盟战略。德国社民党在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通过后，标志着德国社民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转型。从此以后，进一步放弃“左”的立场，组建“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联盟”，德国社民党正式成为当代西方的主要政党之一。欧洲其他社会党也相继放弃自己的阶级属性，以全名党自居。社民党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行党的变革，以提高党的吸引力、凝聚力。针对过去党在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机构失灵、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干部老化等问题，它们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朝着现代化、民主化、分权化、地方化和组织功能分散化、占据媒体阵地等方向实行改革。保守党和自由党为代表的右翼政党继续巩固和扩大在中间阶层中的影响。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则更加注意从中间阶层中吸收党员，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
组织体系的这种变化多少也反映了后工业时代西方传统社会民主党变化的一些普遍规律。组织的新变化简化了公民参政的程序，它使得公民在推举公职候选人、收集有关公共事务和候选人的信息乃至作出最终选择等方面的基本程序都大大简化了。
德国社民党设立专题党支部，实行“项目党员制”，吸引更多的党员参与党内讨论与决策；设置更多的论坛和对话平台，为社会精英参与党内工作铺设更多、更快捷的渠道；法国社会党提出“党要回归民众”，要求自己的党务干部不要总坐在办公室里，而要经常到社区里，到人群集中的场所体察民情，同时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西欧社会民主党十分注意利用自己的外围组织来联系民众。考虑到现在非政府组织、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十分活跃，各党也加强了与这些团体的联系。有些政党甚至设置了与这些团体对话的专门机构，还要求自己的党员至少参加一个这样的团体，并组织联席会议、俱乐部或政党论坛，鼓励这些团体参与到党的活动中。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利用这些团体和运动了解民意，另一方面从这些团体和运动中吸取先进有益的思想和主张，为己所用。
总之，组织革新，使西方政党获得了多样的、有效的方式，吸引了更多的社会群体来参与政党的活动。从历史到现实的维度看，现代政党的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其组织成员、领导制度、执政方式等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时代变化中的“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执政兴国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不断拓展党的执政基础。
（三）当代组织创新与变革理论举要
当代政党的现代化变迁与组织创新变革理论有联系。泰罗研究了工作专业化、标准化、程序化以及管理制度等理论问题，注解了组织活动中职能部门的建立和管理专业化、制度化的发展。法约尔在泰罗职能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五个环节的组织管理流程。韦伯倡导的科层制行政组织流程的完善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基础。组织创新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彼特。在熊·彼特关于创新的经典定义里，组织创新内容也包含其中。之后，随着组织理论、企业理论、创新理论等不同学科理论的发展和交叉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创新研究兴起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他们的积极成果为我们进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现将其中一些与党的组织建设关系密切的理论观点作简要介绍：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对组织的影响、组织与环境的问题成为组织研究的重要问题，将组织问题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形成了开放的组织观或开放系统模式，与传统组织理论把组织看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外界环境分开，没有考虑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不同，基于系统论的现代组织理论除了从组织内部来分析组织各分系统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外，尤其着重研究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
组织变革与创新是近年来国外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组织的生命周期、组织变革的动力与阻力以及组织变革的策略与过程等成为研究的热点。近年来，研究者倾向于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探讨组织的创新模型，这些模型关注的焦点是组织内部实现创新所必需的资源，其中有阿玛贝尔提出的“创新交叉点”模型和坎特尔提出的组织创新的条件模型。阿玛贝尔提出衡量组织创新模型的四个标准：（1）组织中每个人的创新过程在整体上必须是融为一体的；（2）必须考虑影响组织创新的所有方面；（3）应该特别关注组织本身的创新过程；（4）应该注意组织创新对个人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创新的四个标准，阿玛贝尔指出激励创新的组织环境应具有如下特点（按重要性由高到低排列）：相当的思想自由度→良好的创新项目管理→充足的创新资源→良好的激励机制→融洽的合作气氛→对创新观念的认同→进行创新思维的充裕时间→面对市场挑战的意识→实现重要目标的内在动力。并构建了一个“创新交叉点”模型。她把相关领域的专业技能、相关的创造过程和内在的工作动机这三个成分之间重叠的面积解释为“最高的个人创造力和最强的组织创造力的区域”。
坎特尔指出具有创新性的组织应该具备的特征是：（1）具有整体性的结构；（2）强调多样性；（3）在组织内外有多元性结构联系；（4）具有相互交叉的区域；（5）具有集体荣誉感和对个人潜力的信任感；（6）强调合作氛围及团队精神。组织创新研究主要体现在组织设计和组织变革两个分支研究领域中。判断组织结构是否适宜，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组织的目标。组织变革的路径是由组织历史和组织环境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组织环境对组织有着重要影响，但是组织并不是被动地让环境选择，而是积极地适应环境，从而获得组织与环境的匹配。
组织根据其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情况的变动，及时地变革自己的内在结构，以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由于组织是个多变量的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其他变量也必将发生相应变化。由于情况不同，组织变革与创新的内容和重点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讲有以下三种：一是以组织结构为重点的变革与创新。即通过组织结构的变革来实现组织的变革。一般包括更动组织的部门或单位、改变职位及其责权范围、各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管理幅度的调整以及向下授权等。二是以任务和技术为重点的变革与创新。指对组织各部门或各个层次的工作任务进行重新组合，改变原有的工作流程，更新和采用新设备、新工艺、新方法，提高生产率，以实现变革组织的目的。一般包括工作范围扩大化、工作内容丰富化、自治工作群体和工作轮换等内容。三是以人为重点的变革与创新。人是组织的基本细胞，组织通过改变成员的观念和态度实现组织变革。以人为重点的变革主要包括观念与态度的变革、技术知识的变革、改变个人和全体的行为等内容。上述表明，在扩大党的组织成分方面，各国政党都是与时俱进的。各国政党都能够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积极探索和进行有效的改革，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成就。归纳起来，各国政党的组织变革与创新方式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调整党的意识形态，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二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组织活力；三是构建群众工作机制，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四是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推动政党运作方式变革；五是重视党员队伍建设，夯实党在基层社会的基础。以上那些有益的探索不仅为低潮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政党的组织资源建设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然而，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还是在政治制度、政党体制方面，都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对于国外的经验，包括国外政党的经验、做法，我们要学习，但绝不能照搬。还是邓小平同志讲的，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吸收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已经进行成功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为世界政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只要我们按照党的十七大的部署，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组织资源整合与创新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