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人们常常与陌生人交往，因为人的延伸既拓宽了人的活动范围，又使人的天下缩小了。因此，人就需要超越自己的文化。
——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
跨文化交流学
跨文化交流的概念
跨文化交流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国与国、团体与团体和个人间的交流。跨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了中文与英文两种语言间的差异和转换之趣。因为“跨文化”的概念在汉语里很清楚，且含义丰富；但是若转换成英语选择就太多了，是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trans-cultural，contra-cultural，还是interracial或是international？需要说话人明确界定自己所说的“跨文化”是如何“跨”了怎样的“文化”？而“交流”一词的英文很明确，就是communication，但是因为其含义丰富，所以中文翻译的可选择空间也很大，是指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往、跨文化交际、跨文化沟通，还是跨文化传播，或是跨文化传通？每一个词的内涵都有差别，甚至直接影响我们对说话者语境和学科背景的定位，因为在中文中，它们有的是典型的传播学用语，有的是社会心理学术语，有的是社会交际学和公共关系学术语，有的指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有的则反映文化艺术研究的特殊取向。所以可以说，“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和界定方式本身，就是语言和文化差异的一个生动体现。
目前，人们主要从文化研究、传播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和国际文化关系研究等方面探讨“跨文化交流”的各种现实和学术问题。
独立学科的创建
跨文化交流学创立于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后人视之为一门新学科诞生。霍尔先生创建这个学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好心却办不好事。
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大量的美国科学技术人员和各类专家被派到欧洲参与援助项目和重建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文化文盲”而无法胜任这类跨文化援助工作。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和留学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移民生活环境也充满了文化习惯和价值观念的频繁冲撞，于是正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服务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工作的爱德华·霍尔就在自己的培训和教学工作中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的基本概念，并提交了自己的许多系统研究心得和科学的文化差异与比较方法。
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他写道：“美国的对外援助并没有赢得爱戴，也没有换得尊敬，反招来许多厌恶，或勉强容忍。……尽管美国人生性慷慨、满怀善意，但外国的敌意大都由于美国人自己的言谈举止引起……美国人常被批评的方式主要是：傲慢、不成熟或幼稚。在国际交流中，即使不是出于恶意，无知也是一桩不轻的罪过。人类的生活表面上看杂乱无章、令人困惑茫然，而在其深层都存在有序的一面。理解了这点，就可能重新审视一切。”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
如今的跨文化交流研究已经是21世纪世界性的一门显学，许多欧美大学将之作为通识课程，同时在大学阶段强调四年中应有或必须有“境外求学”的国外大学学分，为的就是增加年轻人的跨国交流和学习经历，强化他们的跨文化素养。
对比之下，跨文化交流学也是中国人特别应该在21世纪里自觉强化自身集体素质的一类学识。之所以这样说，不是因为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而是因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工厂”的新角色已经让我们与世界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而是因为21世纪也是第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可以共享和共建的世纪。换言之，由于科技和信息技术，当代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是可以全世界同步接收和反应，所以当代的重大国际和国内问题有可能让全世界范围内数以亿计的人民共同关注和参与决策。当历史学家回首我们这个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不是太空旅行或核能的应用，而是整个世界上的人们可以真诚相对和互相理解。
跨文化交流的多种形式
Gudykunst（1987）将跨文化交流研究的领域，根据四个观念：互动Interactive、比较comparative、人际间interpersonal、媒介mediated，划分了四个范畴：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多种文化间的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国际间交流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比较大众传播comparative mass communication
更符合中式思维的跨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划分
Rich（1974）认为跨文化交流的五个领域是：不同文化间、国家间、种族间（多数与少数）、少数民族间、逆向（白人与印第安人）的交流。（陈国明，2009：10）
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从时空上讲是“从大到小”，从交流程度上讲是“由外到内”，所以，比较符合中国人理解习惯的跨文化交流五个层次或领域划分应该是：
超国家形式的交流（如国际组织、地区联盟、国家集团、非政府组织等）；国家之间的交流；
国内（次国家各层次）之间的交流；
团体之间的交流；
个人之间的交流。
你说话时想代表谁？自己、团体、国家、人类？
学习跨文化交流，既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个人间的社会交流，也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进行不同团体间交流，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因为爱好和分工，进入国家外交部门，代表国家进行跨国交流与对话。但需注意的是，代表国家、团体和个人自己进行跨国对话，会有不同的说话方式。一般而言，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职业道德，应该代表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代表正在执政的国家执政党派或团体对外交往；除此之外，一般代表商业或学术团体、代表个人自己看法的对外交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个性和自由多元的声音。
有时我们会不满一些个体在代表国家时过于“个体”，如一些中国代表团成员对外讲话时不礼貌、不懂规则，或表达能力太差之类，有时我们也不乐意总是听到有些要员、名人及个人，动不动就代表“中国人民”对外说话，让我们未经授权地就“被代表”，他们代表“我们”说的话，还都是大话和套话。我们都希望人们在合适的场合、用合适的身份、对合适的对象、说合适的话。
同文化内部也有跨文化交流
特别要针对中国学生强调的是：同文化内部的交流也是跨文化交流。
同文化内部交流是指相似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跨文化交流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交流。研究发现：这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同构同质。
所以不要认为周围都是中国人，都听得懂或看得懂汉语，就不存在跨文化交流；包括看到海外华人及子女，看到港澳同胞或台湾同胞，就认为交际起来会容易许多；其实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域辽阔的大国，内部的文化差异一点也不逊于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所以，只要我们有起码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和敏感性，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从自己每天的亲身人际交往经历中获取跨文化交流的基本体验、知识和能力。
调查一下：大一新生的跨文化体验
每年新生到大学报到和开始新生活，也是一次频繁互动的跨文化交流（跨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方言文化、社会文化等）。全国招生的全国性大学，往往学生的素质比地方性大学更高，因为自然拥有了许多跨文化生存和交流的实践经验和收获。所以跨文化素养绝不仅仅指跨国交流的能力，它其实是每个有志者都应该具备的素养和能力。
例：调查发现浙江大学新生总感到北方与南方文化差别太大
如北方同学打饭时说：“来碗米”，南方大学食堂的服务人员就不解。
北方同学惊讶南方小贩对每一毛钱都斤斤计较，南方同学觉得很正常，因为他们挣的就是那一两毛钱，薄利多销嘛。北方同学也高兴在南方生活时，可以一次只买一个没有见过的南方水果。他们发现南方的许多商家和店主服务意识非常好，但有时他们也体会到在他们非常殷勤周到的推销之后，就可能变得十分“势利”……
文化特征与功能
文化无所不在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曾经说过：“我被托付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表述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
中西文化定义的差异
文化的定义在中国和西方存在差别。在西方，文化就是“栽培”（culture），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教育的方式。但是到了18世纪以后，这个概念逐渐变化，其描述对象从外在的行为变成了对内在的、人的精神意识的描述。简而言之，西方人认为在物质生活以外的所有一切，是一种文化的存在。
相对而言，中国还保留着类似西方早期的思想。我们谈及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外在物化的含义。在中国，最早谈及文化的是汉代的刘向，而他所说的“文化”是指文字和教化。联想一下中国的地理，凡是以“化”为名的地方，比如说湖南的怀化、浙江的奉化，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也是古人所说的化外之地。因为是化外所以要文化一下，即把文化作为统治的手段来改造教育那些不是中原地区的人。心理学家认为，主观文化是最有意思的文化，而客观的文化只是主观文化的外在载体。比如说圆明园兽首的意义就在于代表了中国的百年羞耻，如果它不承担着民族感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彭凯平：《文化与心理：探索及意义》）
问题讨论：两个人或两人以上，才有文化？
虽然文化是后天习得的，每个人出生不久后，就开始获得所属文化的深刻影响，但要注意的是，一个人生活，谈不上文化，两个人或两人以上，通过交际和沟通，包括交际失败和误解，才谈得上文化的建设和改变，如两个人相识相知，建立了友谊，就开始建立一种社会文化；两个人相恋相爱，建立了家庭，就开始新创一种家庭文化。可见文化与交际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一个人独处时，他或她将自己化为两个或以上的人。比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论述了具有多重性的“自我”，并提出这样的自我理解能够使自己成为自己“无偏颇（公正）的旁观者”，从而实现道德自律。比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其中的主要人物即三兄弟，就被评论家分析为一个人的三个可能侧面像。又如美国作家梭罗的名言是：“我喜欢独处。我从没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
建议使用“中义的”文化概念
关于文化，许多名人曾经为之下过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已经有400多种。如果为了简洁明快，我们可以大体将它们归为三类：
广义的——成果说，即文化指一切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中义的——模式说，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维取向、行为模式和制度导向；狭义的——信仰说，文化主要指基本信念或意识形态。
一般而言，跨文化交流的“文化”主要讨论的是“中义的文化”，也就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罗杰·M.基辛（Keesing）在他的《文化人类学》（1976）中说：文化必定是可思的（thinkable）、可学的（learnable）、可处的（liveable）。“使人成之为人”（makehumanshuman）的知识、经验、理解、意义、语言、信息所构成的观念体系，就是文化或文化模式。
首先，文化不是“天造地设”、不可改变的个体或人类团体的“宿命”，而是人创造出来、为人所用的精神和物质产品。由于人性的相通性，就像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文化作为“人造品”所体现的价值观或生活理念，虽然可能有地域和习俗上的明显差异，仍应该是可以被绝大多数人类成员所“跨文化”地理解和解释的。
其次，文化既然是为人的、教化人
的，它也就是可以相互学习、彼此交流和共同改变的，是可以代代相承和不断发展的。再次，文化即使有再多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也应该是能够让绝大多数人类成员所“跨文化”共同相处的；如果一种文化以特殊性为理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到其他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那么这种“特殊的”文化必须随着跨文化交流和碰撞而改变，尤其是改变其不能让其他文化与其“共处”的极端的特殊性。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现在正面对着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如果依照我的文化是为人的知识（的理解），选择是明确的，就是要保存的是人，而不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