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登临泰山，观览名胜，泰山上下有不少孔子游览遗迹。瞻鲁台，在岱顶南侧，是孔子登山眺望鲁国的地方。《孟子？尽心上》里记载：“孔子登东山面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游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与言。”这段话可以解释为：知识境界要不断递进，才能有更高的道德修养。此处曾有“孔子小天下处”刻石。
虎山，在泰山南麓王母池东侧。《礼记？檀弓》篇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慨叹“苛政猛于虎也”。不过此处地势开阔，山峦疏旷，看起来不该是虎狼出没之地，“虎山”之称应该是后人附会的。清乾隆皇帝在此立了“乾隆射虎处”石碑，其实也并非是真有其事，只是乾隆借题发挥，寓意革除“苛孔子政”罢了。
泰山还有与孔子相关的建筑，有孔子庙两处：一处在泰安岱庙东南，建于宋代，一处在岱顶天街东首，碧霞祠西侧，建于明嘉靖年间。庙中除了祀奉孔子外，还祀颜回、曾子、孟子、子思，称为“四配”，另外还有“十二贤哲”列祀等。清代泰安知县徐宗干曾有题联如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在红门宫前有“孔子登临处”的牌坊。该牌坊是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山东都察御史朱安等人所建。坊上镌联：“素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不过在汉代以前，登山是走泰山东路，入山须走大津口乡。明代在此建立牌坊是“代圣人立言”，目的在于以儒家文化晓喻游人，扩大孔子在泰山的影响。孔子晚年删定的《诗经》中对泰山有如是赞叹，“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登泰山而小天下”，更是孔子以开阔的眼界胸襟对泰山的赞扬。
孔子的思想和泰山紧密相连，孔子长期奔走齐鲁所悟出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似乎已涉及到文化地理对人性格的影响；他在细致的观察中体味到“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反应出山水欣赏对人的心理与健康的作用。有人认为这是对旅游心理学、旅游审美学最早的启蒙认识。
孔子给泰山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明代严云霄《咏孔子庙》中的一句“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让后人把孔子与泰山紧密联系在一起。
2.司马迁与《封禅书》
司马迁（前145年～前87年前后），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秦始皇时为主铁官，曾祖父司马无泽，汉初为长安“市长”，祖父司马喜没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其父司马谈，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为太史令。
司马迁10岁时随父到长安，开始学习古代文献，并且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的学生。20岁时，从京师出发，奉父南下远游。约在25岁时登上仕途，担任“郎中”。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司马迁被汉武帝派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边民进行安抚，他借机深入调查各地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汉武帝准备东巡齐鲁，封禅泰山。司马谈侍从武帝到洛阳，因生病不能前行。司马迁从西南返回，见到快要病死的父亲，父子执手而泣，司马谈临终要求司马迁继承父志。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秘密藏书处阅读和整理历史资料。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成以正月为岁首。历法改革结束后，他开始《史记》的写作，这年他42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时，意外的灾难降临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时兵败投降，朝廷震惊。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曾与李陵同事，相信他的清白，认为他委身匈奴是迫于形势，以后肯定寻找时机报答汉朝。汉武帝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时，他便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诉了汉武帝。武帝认为他是司马迁像替李陵辩解游说，因而大怒，定司马迁死罪。当时根据两条旧例可以免死：一是拿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并不怕死，但是想到著述未成，不能轻易赴死，于是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著述。司马迁家境贫寒没有钱赎罪，接受了“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侮辱。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六月，汉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实际是以宦官身份在内廷侍候。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时年52岁的司马迁基本完成著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 、封禅、水利、财用），共130篇，52万6千5百余字。此后司马迁的事迹无从考证，大约卒于武帝未年（公元前87年）。除了《史记》以外，他还曾经有八篇赋作传世，今天尚存的有《悲士不遇赋》。
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把传说中的古代帝王直至秦始皇、汉武帝在泰山的封禅活动进行了整理，并给予生动翔实的记载介绍。从而使这种富有浓厚政治、文化色彩的祭祀活动，受到后代帝王的重视，将封禅作为隆重的国家大典延续下来。
《史记》作为史书的范例，其《封禅书》也成为后世修史的重要内容，列出专章加以记载。可以说，对于封禅进行专门研究，始于司马迁；把封禅列入史书专章 ，亦始于司马迁。这是他对泰山文化具有开创性的独特贡献。
司马迁一生曾多次来往于泰山。他20岁奉父命南游时，就到过向往已久的泰山领略峰峦之伟岸，考察封禅的遗迹。先父未能登临的遗恨，使司马迁对泰山的崇敬情感更加刻骨铭心。武帝历次到泰山，司马迁皆为随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他“承敝通变”的《封禅书》。
司马迁对泰山文化的贡献，不止于《封禅书》和《史记》中记录的有关泰山的文字，更在于他崇高的精神和人格。遭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忍辱偷生，但是他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来激励自己，最终才完成著述大业。泰山在他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他把“重于泰山”作为崇高的精神境界引入人生哲学，富有雄壮的阳刚之势。体现了他把事业置于生死之上，这种砥砺名节，慎于生死，推崇建功立业，名扬后世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这种把个体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置于崇高地位的进取精神，是他一生辉煌的写照，也是泰山文化乃至民族精神中宝贵的财富。
3.冯玉祥将军安葬泰山
冯玉祥（1882～1948年），字焕章 。安徽巢县人。冯玉祥系行伍出身，曾经在北洋陆军任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溥仪出宫，脱离北洋军系，改编所率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次年，北方军阀联合攻打冯玉祥，冯不敌而退回陜西，后赴俄考察。1926年他自苏联考察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联军（后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宣布所率部加入国民党，出潼关参加北伐。1930年，冯玉祥联同阎锡山、李宗仁等与蒋介石对抗，引发了中原大战，兵败后迁居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