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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李登辉渐露“台独”真面目(1)

刚从蒋经国手里接棒的李登辉,如何大谈自己的“统一观”

1988年1月13日下午3时50分,蒋介石之子、“第六届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逝世。

“副总统”李登辉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空缺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总统任期届满为止……”之规定,继任“中华民国第七届总统”。

当晚8时零8分,在“总统府”大礼堂举行“就职”宣示仪式。

李登辉在“国歌”声中,面对孙中山先生遗像,右手持誓词本,高举起左手宣誓: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示,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重托,如讳誓言,愿受国家严厉制裁,谨誓。”

就职宣誓仪式后,李登辉发表谈话。

他说,深受海内外同胞爱戴的蒋“总统”经国先生,不幸于今日下午逝世,依据“宪法”规定,由登辉宣誓继任“总统”职位。经国先生多年来对力行“民主宪政”,建设“复兴基地”有伟大贡献,今突然离开我们,登辉除了与全体同胞一样深感哀痛外,尤其感到责任重大。希望我全体同胞,务须遵照经国先生遗嘱,一心一意,团结奋斗。登辉自当本乎至诚,遵守“宪法”,维护“国家”安全,增进全民福祉,竭尽一切力量,与我全体同胞,共同为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业而努力。

4月6日,李登辉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听取“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许历农所作“关于加强对自谋生活‘荣民’服务”的报告后,又发表谈话称:

刚才听了许历农同志的报告,其中提到协助荣民返乡探亲的问题,登辉想借此机会讲几句话,给党政有关单位参考。有关荣民赴大陆探亲,我们对荣民弟兄,自然应当继续给予帮助,但我认为对整个有关探亲一事,应该立即作一个深入的探讨。登辉个人觉得,这件事的本身,原来只单纯地基于人道立场的考虑。不过进行以来,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社会各方面发出各种不同的评论和意见,包括法律的、政治的、经济商业的、安全的等等,都值得我们重视。任何事象的发展,一定有它主、客观的因素,而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事象,也有正、反两面相异的看法。目前对于前往大陆探亲的后续政策,就有许多相对的主张。可是,站在执政党和“政府”的立场,要对政策的结果负责,尤其要对“国家”的安危负责,就必须同时衡量正面、负面的影响,以最审慎的态度,作最妥当、最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决定。最主要的,我们应该注视近来中共方面表示了什么态度,采取什么动作。稍稍留意或研究大陆情形的朋友们,必须知道,中共不但没有丝毫缓和对我们的统战攻势,并且毫不掩饰在加紧威胁的压力,我们怎能轻易抛开敌我意识,做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因之,我非常同意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所谓两岸的接触,不是热情“浪漫”的憧憬,而是十分“严肃”的课题。不论考虑怎样的后续政策,都必须首先想到对国家社会的安定与安全。

而在此之前,1984年3月1日,“副总统”候选人李登辉在出席“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为台湾区选出的“国大代表”举行的餐宴上发表致词称,曾有外国记者问他,以一个土生土长台湾人的身份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是否表示“台湾化”的趋向?李登辉回答说:“‘台湾化’是一条死巷,我们应将眼光放远到台湾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上,我们应以新的方法新的思想建设台湾,却绝不能忘记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统一”。

李登辉还表示,与会的“国大代表”都是台湾选出,当能想起台湾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与屈辱。他“对国家的历史与前途,总感到有一股强烈的热情,对一百多年来国家的处境与人民的盼望,更有切肤的感受,中国统一在民主合理的制度下,是每一个中国人追求的最后目标”。

1984年4月28日,李登辉应邀在“国大代表宪法研究会”会员大会上做专题报告说,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是三民主义的成功,是“中华民国宪法”的成功,也是三民主义能够统一中国的铁证。并称“不但共产党害怕三民主义,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害怕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后将面临的竞争,因为他们了解三民主义的本质”。因此,“我们当前的责任,是要让大陆同胞知道,更要让国际上每一个国家都了解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内涵,以期早日达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神圣使命。”

1984年5月25日,刚就任“副总统”的李登辉在台北县主持台湾省县市议会正副议长座谈会时强调:“只有大中华民国的统一,台湾才有发展前途。希望大家用这个目标努力建设台湾、振兴力量,以光复大陆”。

在这次座谈会上,李登辉又一次提及外国记者对他关于统“独”观的提问一事,称自他当选第七届“副总统”以后,许多外国记者纷纷请他发表对台湾前途的看法。他们认为土生土长的李登辉对台湾前途一定有不同的看法,日本甚至有人预测台湾会逐渐脱离大陆。对于这样的预测,他感到非常可笑。他强调台湾和大陆的血缘关系以及历史渊源,大家都非常清楚。台湾只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没有大陆八年抗战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台湾。因此,台湾和大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台湾的目标就是“中华民国”的目标,“中华民国”的前途就是台湾的前途,这个目标和前途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致”的。

说得多好!不知今日的李登辉看到回顾自己的这些话,会作何感想。

而事实上,出乎当时大多数人的意料,在那位高喊“统一”的李登辉的骨子里,隐藏着深深的“台独”基因。这位受过西方教育,同时对中国文化又十分了解的“阿辉仔”,以迂为直,在两岸关系上在台湾推行了一条渐进式的“台独”路线,妄图把台湾分离出中国!

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吧。

统“独”观走向模糊化

刚上台时,李登辉在1988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大”上,未对蒋经国时期的各项内外政策作出根本性的调整,大陆政策也维持了蒋氏生前所确定的反共、反“台独”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强调“将中共与中国分别界限”,“将大陆同胞与中共政权分别对待”,“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此后,李登辉也多次调整“一个中国”政策,称“今天政府虽然立足于台湾,但我们必须共同确认,中国只有一个,而且必须统一于自由民主的制度之下”,“我们与中共之间,是一个敌对关系,我们如不能统一大陆,中共就要统一我们”。

现在看来,在继任之初,其权力基础还不太牢固之时,李登辉承袭了蒋氏父子“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但也就在当时,李登辉多多少少流露了某些与蒋氏父子不同的国家民族观念。

比如,李登辉就台湾是否接受“中国台北”的名称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的问题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民国’改了名称以后,以正式会员名义参加的时候,权益上有没有受到损失?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有没有受到损害?”

李登辉在出访新加坡前答记者问时,进一步表示:为了突破国际上的困境,“不需要去计较名称”。新加坡当时称呼李登辉为“从台湾来的总统”。对于这个称呼,李登辉称“不满意,但应该接受”。还称,“新加坡要和中共建立了大使馆,再邀请我去访问,如当时我还是‘中华民国总统’,那我应该去”;“本人认为,‘双重承认’的问题,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当然很高兴”。

李登辉这种利害取向,只重“实”而不重“名”的态度,已开始显示出其与蒋氏父子在观念上相当程度的差异。蒋氏父子的信条则是“汉贼不两立”。

而到了1990年3月,李登辉经“国民大会”选举,顺利当选“中华民国第八届总统”。这标志着李登辉的权力基础得到基本巩固,台湾政局正式进入“李登辉时期”。

他开始逐步撕下伪装,结束表演,走自己的路了,包括对两岸关系和大陆政策的调整改变。

5月20日,李登辉在“总统”就职演说中,首次正式使用了“中共当局”的提法,大谈“宪政改革”。虽高喊统一调门,但对大陆方面提出了放弃武力、实现“民主化”、不阻挠台湾当局开展对外关系等前提。其中关于两岸关系定位,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基本可概括为“一国两府”,即“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分治两岸”,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是“中华民国政府”。

值得指出的是,李登辉提出“宪政改革”的最终目的,绝非其讲话说所谈的落实“民主”,而是通过“修宪”,逐步使“中华民国宪法”台湾化,割裂与大陆的联系。

随后,李登辉调整大陆政策相关机构,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以弱化国民党中央原设的“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功能,使大陆政策和两岸事务脱离党的系统,而置于“政府”系统之下。

李登辉此举,是有其深远的考虑的。这意味着任何政党上台,都有权操纵大陆政策的权力,民进党当然也不例外!

1991年2月,台湾当局制定“国家统一纲领”,使用“一个中国”原则、“对等”前提、“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三个提法。

4月底,台湾当局宣布中止“动员戡乱时期”。李登辉公开表示,“今后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这表明,李登辉关于两岸关系定位的主张已由“一国两府”转变为更为弹性和模糊性的“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

“政治实体”是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泛指一切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包括国家、政府、政团等等政治组织。但是,只要对等政治实体的一方是一个国家,则与之对等的另一方就必然也是一个国家,于是由“一国两体”自然可以得出在“一个中国内存在着两个国家”的推论,与一个中国原则是矛盾的。“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具有“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内涵。

在1992年3月开始的两岸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围绕在协议上是否写上一个中国原则而发生争议,首次触及到这一矛盾。

在此背景下,李登辉指示研究“重新解释一个中国的涵义”。

5月初,“国统会”的咨询机构“国统会研究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达成了初步“共识”。内容大致为:

1949年以前及未来统一后“一个中国”并无疑问,而1949年后“分裂”的事实也不能不承认;现阶段两岸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已“分裂”成两个地区即两个“政治实体”,“一个中国”在目前只是历史、地理、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在“分裂”的情况下,“中国的主权应予虚悬或冻结”,两岸以各自所代表的“有效管辖区”为限,双方各说各话。

这个版本拿到“国统会”讨论时,李登辉一手安排的党派背景不同、政治立场各异的委员们争议颇大。经过各方调和,最终形成正式结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中国处于暂时之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中华民国目前之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

这个结论一方面仍维持了国民党当局一向坚持的“一个中国就中华民国”的提法,另一方面则使用了“分裂”、“分治”两个概念,在“一个中国”的涵义中增加了新的内容,显然是不同意见妥协的结果,据说并没有完全反映出李登辉本人的意志,他是包藏更深祸心的。

在“国统会”对外公布了“一个中国”涵义的新解释不久,岛内因韩国与台“断交”而引起了一场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争论。一些曾公开表示坚决支持李登辉的主流派“立委”及李登辉的智囊学者,附和民进党“一台一中”论调,批评国民党非主流派“盲目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他们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说法,在国际社会中不可能被接受,因而强调“一个中国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共的一部分”,主张用“分裂国家理论”和“主权再解释论”来诠释“一个中国”,认为“现阶段是一个分裂的中国、两个分治的国家”,“中共代表中国,台湾是另一个具有人民、领土、政府、主权的国家”,甚至主张干脆直接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取而代之。

如此奇谈怪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和国民党内都引起轩然大波。

对“国统会”结论不满意的李登辉适时出手!

11月11日,李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指出“国统会”的结论仍然“模糊不清”,他力主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小组“进一步研究一个中国的涵义”。

12月15日,李在宴请一级上将和战略顾问的餐会上表示,“如果我们只说一个中国,很容易让人家误会,因为在国际上,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我认为光简单地讲一个中国,就中了中共的圈套。”他还妄称:“先总统蒋公从来不说一个中国,他只说中华民国,这是很了不起的”。

翌年,即1993年2月6日,李登辉在约见高雄市民进党籍“立委”时说得更露骨:“我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

请注意,李登辉在这里又出尔反尔了。稍微留意过李登辉言论的人,不能不对李登辉这种动辄信口胡说而感震惊。

这可是“总统”,说话要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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