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
1928年5月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领数十万大军，击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鲁南防线，浩浩荡荡开入泉城济南。
3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机关枪声响过，紧接着全城响彻爆炸声，驻济南的日本军队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公然向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全面攻击。
正在睡梦中的蒋介石被阵阵枪炮声惊醒，他下意识地抓起床边驳壳枪，大声地叫道：“卫兵，卫兵，怎么回事？”桌上电话铃声急促响起，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会署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从城内办事处打来电话：“总司令吗？日本军队已将我城内驻军包围，战斗在各处开始，日本人野蛮，到处在杀人放火，我们现在怎么办？”蒋介石稍作思考，回答说：“你马上告诉黄郛外长让他去找日本领事，问问他们要干什么？我们现在就去调兵，难道我还怕他们不成？”电话挂上，蒋介石刚一转身，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轰然爆炸，卫士们一拥而上护住蒋介石离开房间，飞扬的尘土洒了蒋介石一头一脸，他唾了一口黑灰，一种久未有过的耻辱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这位当今中国的重要人物，自从投奔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以来，在纷乱残酷的内战与党争中，依靠权谋与智慧，取得孙先生的宠信，一步步爬上党国要人的高位，直到1927年4月他在上海发动政变，把昔日盟友中国共产党推入血与火的深渊，建立了自己的南京国民政府。虽说国内尚未统一，党内还有汪精卫之流要跟他一争高低，但蒋介石自认为最大的敌人共产党已被他铲除，国民党内的政客党棍闹事应当不在话下。现在“二期北伐”顺利进行，统一全国指日可待。正当他一路顺风之时，没想到竟在阴沟里翻了船，“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
除了“内忧”而外，蒋介石对于当时中国之“外患”也是有所考虑的。
当年在广州时代，孙中山派他率领国民党“苏俄考察团”去苏联访问，原意是要他向苏联学习革命经验，然而事实上蒋介石在苏联逛了一圈，与托洛茨基见了几次面后，却由衷地对马列主义、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体制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回国之后，他认为苏俄之制度“不能适用于中国”，从此逐步走向反共之路。
孙中山在世时，他不敢发作，孙中山逝世后，他为了赢得中共及苏联顾问的支持，反而阳奉阴违，表面高喊联共口号，甚至公然宣称：“反共便是反革命”，然一转脸，当他一朝军权在握，便公开撕下脸皮，大肆反共排俄，把苏联顾问流放驱逐，更把屠刀指向中国共产党人。
在蒋介石心中，日后真正能够威胁中国的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苏联，二是日本，而在这两者之中，苏联的威胁更大。因为蒋介石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富于侵略性的。苏联的军力比中国要大得多，对苏联的威胁是要首先防范的。对日本则有所不同。
蒋介石对日本一直抱有一定的感情。他早年赴日留学，虽说没有毕业便“回国参加革命”，但他对日本民族的性格，对其国情实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在日本军官预校读书时的日本同学好友，现在已逐步升任日本军界要职，对于这帮“同窗”的好战野蛮德性，蒋介石是充分了解和十分注意的。
正因如此，在1927年4月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后不久，他便趁暂时下野之机专程赴日访问，并取得日本当局对其“北伐”、“统一”大业的默许。从而减少来自外界的“革命阻力”。然而实际上，涉及日本后便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了。
千年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汉唐以后，日本从中国学到了从汉字到儒学的无数“真经”，收获太多。但日本在好学的同时也有一大特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岛国心态”，表现之一就是不知报恩还恃强凌弱。到了近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末路，日本在被西方列强欺凌后，发现西方有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可学，于是立即放弃中国学习西方，而且他们不止于此，还开始蔑视中国进而加入列强团伙，侵略欺辱中国。
11月5日，蒋介石前往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青山私邸拜见，他原本打算说服日本政府让他“统一中国”，而田中却横蛮地回答他说：“你应巩固长江以南的地盘，不可急于北伐。”又说“假如长江以南不能统一，共产党便会生长，即使一旦摘掉嫩芽，仍会再次发芽生叶。”“如果你致力于巩固江南，日本必将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意思是以“反共防共”为幌子，要蒋占领南中国的半壁江山，从而使中国一分为二，有利于日本的分裂与蚕食。
蒋介石对此回答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我是非铲除不可的，但是国民革命军仍准备北伐消灭张作霖，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支持张作霖与北洋政权。”
田中说：“日本方面从未支持过张作霖。日本只希望满州的治安能够得到维持。”
蒋介石说：“如果日本不支持张作霖，则满蒙问题容易解决，抵制日货亦可杜绝。
这次会谈结果，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蒋介石鉴于国内正闹国民党的“宁汉合流”，诸事繁忙，应“党中央电邀”回国。到12月间，田中首相两次托人带信，劝告蒋介石不要“北伐”。蒋当然置之不理。于是，当北伐军进入济南之时，便发生了本文开头之一幕。
蒋介石在卫兵护卫下来到设于山东省督办公署的指挥部。昨天上午，就是在这里，日本驻济南代理总领事西田井一等人还来“拜访”蒋介石，声称“中国军队进入济南，军纪风纪都很好，很守秩序。我军今天就要撤离济南，特来辞行”等等。他们刚走，城内日军就开始挑衅斗事，进而爆发了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和对中国军民疯狂的屠杀。
蒋介石正在考虑如何对付日军军队的挑衅，他的谋士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大家商议结果一致认为：不能与日本在山东纠缠，否则会影响北伐大局。现在张作霖的直鲁联军已被打垮，必须趁热打铁，攻下北平，统一关内。但蒋介石似乎仍然咽不下这口气，他还在犹豫。
卫兵进屋一声报告，送上最新战报：
城内已是一片战火，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属下17人，在山东交涉署内被日军逮捕。当时，蔡先生用日语痛斥日本兵说：“我们是外交员，这里是非战斗单位，不许搜查！”日军不听，反将他捆绑起来，逼令跪下，蔡公时不屈，竟惨遭酷刑，被剥光衣服，日军官下令将他耳鼻割去，残害致死。同时交涉署内我方人员除一人冒死越墙逃走而外，悉数被杀。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黄郛受命紧急与日军交涉，也被软禁，水饭禁用，强迫他在报告上签字。后来熊式辉、王正廷等人轮番与之交涉，均被强行赶出。在这次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财产损失近3000万元。
蒋介石阅后勃然大怒，他下令各部队准备出击，要与违背国际公约的野蛮日军拼个你死我活。这时，坐在一旁藤椅上的张静江，用沙哑的口音叫住了蒋介石：“蒋司令莫怒！蒋司令莫怒！日本人是太野蛮了，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呀，今天我们还是要以忍为上。只要我们仍能统一全国，消灭了张作霖，日本人的仇，以后再报，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呀。现在我军要是与日本大打起来，胜负难料，即便一时胜利，也是两败俱伤，留下无穷后患，怎么处理？这样做谁能得利呢？只有张作霖，张宗昌，最后结果是中国依然分裂，国民革命受挫。请蒋总司令三思！”他的这番话使蒋介石渐渐冷静下来，不得不承认张静江说得有道理。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蒋介石最后决定采取“暂时退让”的方针，下令北伐军各部一律“不准还枪”。次日晚，经过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参谋长黑田周一的交涉，结果中国军队全部退出济南市冲突地区。国民革命军主力决定“绕道北伐”。
5月5日，蒋介石换着便装，与黄郛一起骑马逃离济南到达距城30里外的党家庄车站。9日，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岂能忘此耻辱乎？”
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就这样以中方的妥协退让而告结束了。但是，蒋介石从此却对日本人的横蛮与暴虐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怎样来对付日本人无休止的挑衅与野蛮的侵略？
不久之后，在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合作下，国民政府终于一举挫败了日本军阀分裂东北的阴谋，成功地将东三省收归于中国国民政府的管辖之内，达成了名义上的统一。然而这一回合的胜利也从反面刺激了日本，恼羞成怒的日本军阀终于按捺不住侵略中国的野心，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公然武装侵略中国东三省，并强行占领之，对中国实行赤裸裸的吞并。
面对日本的武力侵略，蒋介石依然抱着“忍”的宗旨，他认为现在中国内乱未平，反共未成，不能与日本开战，否则将造成“国家的万劫不复”。于是他致电张学良，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而要以“国际干涉”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事变，阻止日本的侵略。
九一八事件发生的当天，蒋介石在由南京赴江西指挥“剿共”的途中。次日他在得知消息后慨叹：“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豪无悔过之意，国民尔少有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国家，殊不易存于今日之世界。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果乘粤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虽言辞壮烈有“死而后已”之慨，但实际上应对措施却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南京政府将日本的“侵略罪行”起诉到当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然而“国际联盟”内列强各国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不想为了贫弱的中国而得罪野蛮的日本。于是“国联”会议拖拖拉拉，尽管中国代表声泪俱下，强烈呼吁各国主持公道，按“国联章程”制裁侵略者，但在日本代表及其附属国的起哄威胁下，“国联”会议迟迟不能做出决议，而日本却趁机扩大占领区。不久便全部占领了东三省全境。
这样，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关系实际上已处于一种公开的敌对与战争状态。
日本步步加剧的威胁终于使深陷于内外交困之中的蒋介石意识到日本才是他面临的真正的心腹大患。
当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其所能控制的地盘仅仅局限于苏、浙、皖、赣、豫、鄂等长江中下游数省地区，华北、西北、川滇黔以及华南等地都被拥兵自重的各种地方军阀势力所把持。在中原大战中，南京政府虽一时挫败了各地方军阀及党内异己联合倒蒋的努力，使之不得不暂时屈从于一种俯首的地位，但国内真正的统一与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还远远没有形成。更何况就在南京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区江西等地，还存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苏维埃政权，这一政权及其领导的红军武装，公开号召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政权，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腹大患。南京政府虽曾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但都被英勇的红军所击败。当蒋介石正计划对中央苏区展开第四次大“围剿”之时，广东与广西又发生了反蒋异变，南京政府又要即刻筹划对两广用兵，正可谓焦头烂额，首尾不能兼顾。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更是雪上加霜。
面对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国民党内反蒋派系及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方面的威胁，蒋介石认为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择其中最主要的对手进行拼斗，而对其他势力采取妥协手段。究竟应该把力量用在何处呢？当时在国民党内部对此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在民族危急关头，应即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派势力虽然人少力薄而且备受限制打击，但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坚持斗争，其中冯玉祥将军还曾冒着极大危险率领旧部开赴察哈尔前线抗日。他们的主张正如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所阐述的那样：“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的办法是：（第一）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间彼此互不相攻击。”然而，可惜的是，这些符合民族大义的主张当时并未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得到认同。
第二种意见认为“抗日重于剿共”，其代表人物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这一派人士虽然在反共问题上持赞成态度，但他们认为目前国难当头，中日民族矛盾已超越了国内诸多矛盾，应该首先抗日，他们猛烈抨击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值兹外患凭陵、军力单薄之际，何能分此大军以驱共而灭御侮实力”？胡汉民甚至激动地宣称：“与其挂日旗还不如挂红旗。”表示他绝不做日本人的奴才，如沦为日本的亡国奴还不如与共产党合作。在怎样对付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仍主张改“剿”为“抚”，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只要我政府以诚心及爱国主张，恳切招抚宣传，或许他们可以被感动，与我们携手，共赴国难。”虽然胡汉民等人的这种意见在本质上依然是坚持反共，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利益，但是他们在反共手段上与蒋介石不同，而且在政治上他仍是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人，其主张当然也不能被蒋介石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