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意见就是蒋介石自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自从蒋介石走上反共道路之后，他就认定国内最大的忧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必欲剿灭之而甘心。在他打赢了中原大战把国民党内最大的一次反蒋武装行动镇压下去之后，便确定下一个目标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红色政权。由于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出自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蒋介石集团与共产党的矛盾不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亦不可能像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那样可以共存、调和于一时而让南京方面“缓图”，国共矛盾是南京政府面临的首要矛盾，因此，剿共便成为蒋氏的首要目标。
蒋介石一方面认为必须首先反共，另一方面他因抗日准备的不足与后方基地的缺乏，认定目前一旦对日作战必在很短时期内归于失败，“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所以，目前的情况是“抗日与剿共不能并行，如抗日势必放弃剿共，是予共产党以扩大赤化之机会，抗日之军必受日军与赤军的夹击，使中国半成为苏俄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之中国，半成为日本殖民领导下汉奸之中国。”而国民党“除了灭亡将一无所得”。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其对日方针必然是消极的、妥协的，甚至是奴性的。
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委员例会上发表了一篇《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之重要演讲，此刻的他正为日本人的侵略与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的舆论潮流冲击得焦头烂额，他手扶讲台，头上青筋直暴，心中一团乱麻，怎样把他的对日妥协行动从爱国的角度出发加以解释，这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清了清嗓子说：“九一八以来，政府对于外交早有一定之方针，即一方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领土国权之约，并尽力抵抗自卫，一方则诉之国联，请其根据国联盟约，为公正道义之处置，以保障世界之和平。”“国人要求对日绝交与宣战，反对对日和谈，群言庞杂，莫所折衷。而我本人则反对对日本绝交与宣战。中国现在还没有国防实力”，“以我国陆海空军军备未能咄嗟充实，必使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开战后三日内悉为日人所蹂躏，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日本现在对我国“战而不宣”，若我方对日“宣而无力作战”则徒予日本“加责任于我之机会”和“恣行无忌之口实”，并同时将“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所以，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仗是不能打的。”除了“对日绝交与宣战”二者之外，其他方法“皆可择而行之”。“国民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丧权辱国割地之条约，这也就是我可向全国民众做出的一项确实保证。”这篇演讲宣示了蒋介石此时对日政策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先安内而后攘外”，现在不能立即抗日，而代之以对日本的“四不”政策，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四不”方针，这种方针被人们讥讽为顾头不顾尾的“鸵鸟政策”，意思即是说：只要我不看到也不承认日本侵略的结果，你日本也拿我没办法。我到最后再和你算总账。
但是，日本的对华野心并不因蒋介石的退让而有所收敛，相反地却越发膨胀起来。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之役攻击上海，上海守军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蒋介石眼看再不表示一下抗日立场将自身难保，影响到自己的威信，于是他堂而皇之地通电全国将士，表示他“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他还同意派遣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前往淞沪协助十九路军作战。同时又令上海作战部队阻止战事扩大，以求继续维持中日间“不战不和”的局面。蒋介石曾解释这一时期的对日立场说：他的对日“四不”方针完全是“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不应把调子唱得太高”，不能对日绝交宣战，“这种政策并不是彻底的”，“比较是无法之法”，“因为国力兵力绝不相同的国家只可用这个政策和战略与之周旋”。
不久之后，经过蒋介石、汪精卫多方努力，在英美列强干涉之下，日本人眼看“保护东北占领地”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同意停战。中国政府又一次妥协让步换来了“和平”。蒋介石在停战之后，立即又开始组织对共产党江西中央苏区的又一次大规模“围剿”，“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
1933年初，日军再次深入中国，侵犯热河。中日战端又开。
蒋介石面对日本不断地骚扰，开始仔细考虑怎样对付日本，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国际战局与民族斗争中，武器和武力是决定胜败之一切因素中最小的一部分，最多不过应占十分之一二，其他如经济、教育、内政、外交、统帅、民族精神的因素，要占其中十分之八九。”而集中使用这些力量的前提便是“统一”，“‘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两句话便是我们现在御侮图强的方法中最要紧的一个原则”，“必要在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之下服从一个命令，在一个计划之下行动”，“就是要指挥统一”。
蒋介石尤其强调“统帅”的作用，认为对于抗日战略、战术、政略等等一切之运用，“全靠做将领的人尤其是统帅，能够神明变化”，“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军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我们相信革命的统帅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战术策略可以战胜一切，达到我们的最后的目的”。具体地说，他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他之所在便是政府之所在、抗战中心之所在。这样蒋介石便把增强抗日综合国力的远期目标与他当前的“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同时也就自然地把自己封为中国抗日的当然领袖，其最终的结论也就是要求全国民众统一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志之下，先集中力量去消灭共产党和地方军阀势力，而后再去抗日。在此之前，中国的对日政略战略也只能以忍让妥协屈辱求和为指导。蒋介石还急欲说明的是，他所指出的路便是中国走向抗日成功的唯一途径。为了安定后方必须“剿共”，为了集中力量必须镇压异己，为了准备抗日必须对日妥协；一边“安内攘外”，一边忍辱求安，一边整顿国防——这就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对日方针的基本内容。
由于日军进一步入侵，进扰长城一线，我守军再次被迫抵抗。国民政府则急于求和，以避免日军继续南下，扩大中日冲突。南京政府在汪精卫的主持下，终以默认日本占据东北、将冀东变为不设防地区以及让出热河山地的重大代价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
与此同时，在蒋介石亲自指挥下，通过颁布《兵役法》和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全面强化了军事实力，在1934年9月间发动了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最终蒋介石迫使红军主力离开江西，开始北上长征。此前，他又在1933年底分化瓦解了国民党内反蒋派策划的“福建事变”，使南京政府在其军事“安内”进程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进入1935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战略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重大影响不得不发生变化，蒋介石开始修改其内外政策，致力于抗日，以求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其统治。
蒋介石及其政府从“攘外必先安内”转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具体内容是：第一，蒋介石自己承认，随着日本的步步紧逼，对日妥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抗战“最后关头”已经来临。第二，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残酷剿杀之后，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之下改变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政策，试图采纳胡汉民等人的意见，以“和谈的手段”来达到“溶共”的目的，这就为停止内战、国共再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1935年1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现在真正到了我们国家存亡的关头”，“我们拒绝日本人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蒋氏提出了他的“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做最大之努力”的应付方针。他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就此阐述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只要“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民族之利益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多年来，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态度引起来自国民党内外的一致反对，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在1936年7月13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就对日抵抗的“最后关头”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假如有人真要强迫我们承认伪满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民族国家之根本的生存……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这是蒋氏向全国人民公开表示他不会在领土主权方面再对日本做出新的退让。
1936年8月，蒋介石在“两广事变”平息之后亲赴广东巡察，在安排完善后工作之后，他来到罗浮山疗养胜地休养。虽然暑天炎热，阳光灼人，而林荫小路上却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蒋介石坐在宽大的藤椅上，接见了即将赶回南宁调解桂系与中央矛盾的广西代表刘斐。他希望刘斐向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转达他的心意，希望广西早日与南京中央停止对抗。同时他表明了自己对于抗日的态度。
他说：“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里不安，叫我怎么来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能够抗日吗？”
刘斐说：“你说要安内才能抗日，广西说，你先抗日，则内自然安。如果为了要安内，自己打来打去，只有替日本人造机会，这就是自速其亡。”
蒋：“如果在军事上、国防上一点准备也没有，也不听中央的命令行事，这样的轻举妄动能够抗日吗？”
刘：“安内和准备抗战是两回事，安内是自己打自己，消灭抗战力量，准备抗战就不应该打内战。”
蒋：“我之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要从外交、国防、军事、内政等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否则，轻举妄动，只有自取灭亡。”
刘：“日本人贪得无厌，永无止境，若茫茫无尽期地准备下去，究竟准备到何时为止呢？”
蒋：“只要地方能服从中央命令，不发生内战，我们就可积极进行准备抗日，从现在起，日本人不前进，我们就积极准备；若他再前进一步，几时前进，几时就打；否则准备好了再打。”
在这段对话里，蒋介石虽然表明了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态度，但同时亦表明了他不准备再对日方作任何让步的决心，也就是说他所认为的对日抗战的“最后关头”已经来临。正如蒋介石在这一年11月10日所进一步阐明的那样：“须知今日完整华北主权，乃为中国生死存亡之唯一的关键。”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在华北的行动将成为中日间战和的最后关键，说明蒋氏这时在思想上已抛弃了“无休止的退让”，并准备与日本一战。
蒋介石之所以敢于准备与日本一战，除了日本的紧逼已威胁到他的统治根基而外，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国内和平统一局面的初步形成。除了国民党内的统一而外，国内和平局面的形成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救国条件下的再一次合作携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自1935年被迫长征北上之后，蒋介石认为远离江南退往陕北的共产党已经不会对他造成致命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继续围剿的同时开始与共产党方面暗中秘密接触，希望通过政治谈判手段，以一点点象征性的政治地位来换取红军的解除武装，彻底解决来自共产党的威胁，并为其恢复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1935年秋，蒋介石通过其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苏联，陈立夫、张冲在国内等多条线索同时寻找与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的渠道。在莫斯科，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取得了联系，王明建议国共两党和谈应在国内举行，并派潘汉年于次年7月回国，在南京、上海代表中共负责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陈立夫等人也于1935年底通过谌小岑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及上海地下党秘密进行了联系；随后又通过宋庆龄与陕北中共中央直接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得知国民党方面有和谈意图后，立即指示与国民党开展谈判，并在原则上同意了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欢迎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抗日红军与中央军同等待遇、通过民意机关提出政治意见、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等八项条件。但国民党方面由于很快平息了“两广事变”，自认为有武力可恃，蒋介石又自食其言，在两党谈判中要陈立夫向潘汉年提出了许多追加的苛刻条件，如取消中共政权及军队等等，其意仍在促使中共全面投降。同时，蒋氏又亲赴陕西督促东北军与西北军加紧剿共，准备以软硬两手齐下，一举彻底消灭共产党武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