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清国要人接待外人之常态，即以美辞丽句为能事，而极力避开触及现实问题。一如《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所记述：“仅以华丽辞藻作答，却从不吐露自身所持意见。长官则常以攻势发起种种疑问。观其并非故意不加吐露，而是不得吐露。盖支那官吏皆为此风”。然而，为何彼等将入籍问题等如此细枝末节之问题视为天下大事一般而执拗提起？想必伯爵已不堪忍受，遂开门见山地说：我台湾总督府设有入籍法规等手续。取缔之上别无错漏。只是奸诈之徒乘两国政府声气未通，得逞漏网手段。然诸贵官所言于我总督府可谓是至大烦扰。依据我属官报告，台地犯罪者得逃法网之人中过半已鼠窜至贵地而没其踪迹。因本官此次前来之主要目标并非该事，便隐忍不言之，不想竟反由贵方提出，可谓不谋而合。
彼等清官听罢伯爵所言先是面面相觑，而后表示将研究台湾入籍规则，他日再同丰岛领事商议决定。至此，入籍话题暂且告一段落。
及至四月九日、十日，伯爵乃于福州领事馆内大开筵席，聚集清国绅士及我侨民，且尝试作一演说，其中一节言曰：近日来，得许总督等诸官招待且知其一抱负正与吾欲所言、欲所兴之设施相符。由此可见，我东洋局面进一步发展之时机已然成熟。如诸君所知，我帝国三十年来深入研究西洋文物，采其所长，舍其所短，而我帝国之进步则是得以发现“物美价廉”地输入各国文明之秘诀，此亦为诸君首肯之处。于此应将既不损我东洋美德、习惯而又得引入彼等经世致用之秘诀大白于天下。当初世人解释为因非耶稣教之国而无从享受真正文明与福利，西洋各国人民皆信以为然；或误解为我东洋人徘徊于迷梦之中，几乎均为儒教国，文明之推广者，实应死心。然此皆为误解，如前所言，我帝国终归亦以儒教及佛教为根本，而能达今日新文明顶峰，虽是耶稣教国人，仍不免大吃一惊。尤其贵国同帝国乃是唇齿相依之关系，应察知同心协力之必要，且期步调一致而双双抵达日新文明之彼岸。故我帝国对清国尝试种种经营并欲大兴施设乃为顾全东洋大局，而非政略之物。毋庸置疑，此点想必诸君早已熟知。还望诸君体察此意，为兴亚政策多多尽力。
如同明治初年日本盛行由欧美先进国招募人士，以推进文化开发大业，日后由日本输送人才至支那，以日本之手开发亚细亚大陆之文明，对于实现大日本主义理想，稳定东亚政局，皆是最为紧切之要务。而此即为伯爵多年所持理论，且伯爵每逢机会便对支那朝野之人力加劝说，联系实际问题，致力于从迷梦中唤醒彼等。
然而彼等对此仅以美好辞藻赞赏日本之文明，惟有一事令其为之侧目，即台湾鸦片政策之成功。而对引入该政策堪称“食指大动”之人恐是许总督本人。
许总督拜访后藤民政长官之时乃是四月十一日。《台湾日日新报》报道其情状之时，作了如下记述：
当日下午，闽浙总督许应骙于领事馆访问长官。其行列犹如戏剧般的大阵仗：先鸣锣，再率护卫兵，一时不胜热闹。而于长时间之会谈中，“专卖鸦片一事尤其引得许总督注意”，伯爵就此问题言道：专卖鸦片原为下官之建议。参照昨年度之成绩，我台湾人口虽仅有二百七十万余，但年入几近四百十七万余元，假定福建人口为二千万，若依此法，至少收入一千万元左右应非难事，且若将此资金用于兵备、警察费等，于人民虽无关痛痒，于增进国利民福之上则为伟大之功。 许总督听罢后，首次促膝言曰：烟膏专卖一事，本官已着手筹划，但不知贵方方法如何，还仰说明。就此进入实际政策问题。鸦片政策乃是伯爵最为得意之方面。其说明指导亦极为详细恳切，曰：贵国若欲采用该制度，则需多加查究外国条约之关系，且为防外国人等之猜疑，公布之前务必保守机密。
云云，且予以“一一热心劝告”，对此许总督甚为满足，似乎皆一一首肯。盖如前述《笔记》之记述，“毕竟我长官谈话，主旨可说是国家主义，因同许总督平素所持之理财主义一拍即合，最终本日会谈适切亲密而终，可谓前所未见”。而在鸦片政策一事上，延道台等诸多清国官吏在伯爵热心研究推介后似已纷纷动心。
如后，伯爵一行遂冒雨辞别福州，行向马尾，之后又于十五日辞离马尾，十六日凌晨返归厦门。
十七日，伯爵一行行抵漳州，且同荣道台、杨副将军、刘知府、孙知县等进行会谈，之后伯爵又至本愿寺布教所作一演说，十九日返归厦门。同林维源再次畅谈之后，二十四日辞离厦门，翌日即二十五日经由海路抵达淡水港。
六、与林维源之交情
如上，伯爵对岸视察之旅就此结束。其时日虽然不足一月，且并非带有特殊目标之旅行，但鉴于台湾岛同对岸地方之密切关系，其旅行亦引来内外诸多注目。当时《台湾日日新报》乃报道曰：
长官此次外出差旅，非但引得支那官吏之耳目，且当地外国人亦多有关心。而伯爵与对岸首屈一指之富豪——林维源间之密切交涉则可称为此番旅行之副产物。林原为台湾之大事业家，于全岛极有威信，改隶以后返归厦门，之后又于对岸地方扶植势力。其虽为在野人物，但其声望却凌驾于总督、布政使之上。《台湾日日新报》评述此人之时，有报道曰：
原本林维源如世人所知，乃福建省之富豪，官位位居二品，自负尊大、从不屈居人下，如道台于就任之时亦先行拜访维源，后再披露新任，且复征求林之意见以助其施政，维源声望转而愈加宏大。盖维源声望如斯并非偶然。其非但斥巨资而立于实业界，才识亦非常人所能及，乃是支那人中屈指可数之人物，观人甚明，平凡之人极难与之抗衡。亦正因如此，至今尚无人能打动其而收于自已帐中。
然而此次后藤民政长官刚抵厦门，林便如前文所述立即亲赴领事馆拜访长官，海内外之人皆怀惊诧之念。盖林素有受领事之嘱托后方尽访问礼节之习惯。且此二人初次会面便如同久别遇故知一般。十九日伯爵自漳州归来后，林似乎早已急不可耐，翌日早晨便又再次来访。
当日会谈由台湾北部煤矿问题、理蕃问题开始，甚至谈及由甘蔗炼制酒精之事业，会谈渐入佳境，伯爵遂劝告林曰：贵家素来为富豪之家，应无任何忧虑之处，但若思及将来子孙之计，则不可草率视之。故而足下实有必要渡归台湾一回以整理家政。盖林维源之类的大富豪重新招回台湾，对于新领土之经济开发有甚大关联。对此，林乃答曰：阁下对我林家保护之厚切，实感激涕零。余亦时常嘱咐在台两小儿万事皆须仰仗阁下指挥，还望得阁下庇荫。
之后，两人之间又有如下寒暄：
长官：“良药苦口，全为二人所虑，在下当时常予以训诲、提醒，尽余所能照看之。”
林：“能得如斯面会及阁下恳切嘱咐，早晚必定渡台以恭叩辕门，常聆大教。”
而后，伯爵突言道：
听闻足下于鼓浪屿内有别墅一栋。是否有意赠于在下？
纵使二人关系如何亲密，但伯爵同林乃是近日方建交往。对方突然出言“能否将尔别墅馈赠于我”，想必林亦大吃一惊。然林竟乃一脸平静即刻答道：
如阁下需要，必将奉上。只是鄙人于鼓浪屿有三处家宅，可将阁下满意之一处相赠。不知阁下明日是否得闲？若无问题，则于该家宅内供设午餐，届时领事及翻译官可相伴勘查，烦请光临。
依据约定，四月二十一日正午，伯爵遂于鼓浪屿别墅拜访林维源，且接受其午餐招待。席间，林突然提起其他问题，并欲迫求伯爵之判断。依前述《通信》，当时情状如下：
现任总督施政甚得其宜，然前任总督时代，没收我大嵙崁领地则可谓苛察之政。窃以为此应非为广布善政之日本政府旨意，阁下如何视之？
其时情况如下：台湾归于日本领土之时，因林维源举全家逃回厦门，故大嵙崁、宜兰、桃仔园、大稻埕四处林氏所有土地家宅尽为军政时代之我政府没收，且之后返还手续迟迟未得进展，林方遂倾诉于伯爵。伯爵听罢乃即刻答曰：其时没收足下领地实为当然之事，因当时我帝国国人见足下举家逃亡而不欲为日本臣民，故认为足下之所谓敌人之形迹清晰显然；且彼时，该家宅已成乱贼聚集之根据地，遂以兵力占领之。故而与其说“没收”，倒不如说“占领”一词较为适宜。尔后，阁下情况得以探查明了，现任总督阁下乃以为返还其于足下更为妥当，遂定下该处理方式，不外乎将其返还阁下。此可谓我日本帝国政府之德政。
听罢伯爵之说明，林方才面露释然之色。然而，其对于日本政府认定其为“敌人”一事尚且耿耿于怀，乃思须以一言辩明之，乃曰：
诚如是，则是在下言说有误。然于此有一言须明辨之，即当时在下仅因携家逃亡竟被扣上贼名。盖当时携家逃亡者非唯独吾辈一家，其他如此为之者其数众多。且当时有将台湾改为民主国家的计划，四处发放檄文，吾辈亦接受其协议。然细致想来，即施民主之政，亦难抵抗日军，终无胜算。更何况即便欲效忠于清国，亦难从清国政府之命，即无奈之下终究不能服从于日本政府。与其坐而拥护民主国倡议者，倒不如脱而避难海外，如上情况还望明察。何况单从军费、兵力一点来看便已无胜算。故而吾等方才断然排除他议，逃至此地，且对遗留于台地之产业又加以处置以使无人能动之，尽挫民主国论者之气势。作此处置之时，内心仍欲私下对日本政府谨表心意，岂料因携家逃亡反而招致贼名。且未逃亡而留于台湾者之中，反而怀有逃亡之念却得以侥幸。彼等乃是所谓首鼠两端、观形势而定去留之徒。而此等贼徒非但未带贼名，反而得受日本政府之厚遇。此即为吾等欲言之事。不过观现任总督及长官阁下所施政令，在下多有感佩之处。吾等亦将渡台一回，以沐浴天皇陛下洪恩之余波云云。
如此一来，随着伯爵同林之谈话加深，愈来愈近于伯爵所谓“然否”二宇之意境。林对日本政府所抱疑惑似乎亦渐次消散。而对林遭没收之财产返还手续迟迟不见进展一事，伯爵乃含微笑答之曰：
诚如谚语所云，先近后远乃人之常情。阁下乃是林维源，故稍稍延后又有何妨？此实为不得已之情态，世间之事大抵如此。
听罢伯爵所言，林乃呵呵大笑答道：“此实是令在下困惑之极的话呐”，结束了此一问题。
接下来，后藤伯爵话题一转，谈起了最近刚开设的台湾银行厦门支行的经营及活动问题，并向林维源提出了以下请求：
据我所知，台湾银行除了自身拥有五百万元资本金外，尚从政府获得免息贷款。另外，不仅拥有发行纸币的特权，还有我台湾总督府的国库金作担保，不可谓不可靠。然欲在厦门开设支行，还需仰仗您大力协助。
事实上，台湾银行厦门支行能否顺利经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维源是否能提供后援。对于后藤伯爵的请求，林维源答道：
同台湾银行交涉至今乃知：法律章程上，合资一事暂且抛开不谈，股票所有权也至今悬而未决。有鉴于此，买办一事恐难以从命。
后藤伯爵紧接着说明道：股票一事，按现今手续收购的股票乃需缴纳票面额以上的高价，故待他日增股之时申请收购方为上策。
林听罢，觉得有些蹊跷，追问道：贵行早早开业至今，股票已然高于票面额，作何解？
后藤伯爵于是将“台湾银行乃依日本银行标准而设的特殊银行”等状况细说了一遍。林听后对于台湾银行的认识大变，对此事的态度也似乎明显好转。对于此事，前面提到的《笔记》中有如下记述：
总之，观林维源为人可知，如不是他敬仰之人亲自说服，任凭多少人前去说明恐怕也无法动其心。事实上，面谈后第二天，即使是面见过二三回的厦门支行行长赤羽，也是经由长官引见才开始知悉此人。林的为人可见一斑。
另外，对于别墅转让的问题，《笔记》的记述如下：
饭后，林维源依照约定，带领参观了府中三处宅屋（其中一处便是此接待室），且承诺将遵照约定把除正屋之外的另一处宅屋也附上敬赠。对此，长官答曰：所受阁下馈赠，并非私用，但求中央正屋也能一并赠与。林维源面露难色说道：原本赠之亦无妨，只因厦门所在家人近日返台，犹未得安顿之所，故请求主屋赠与一事予以延期。长官听罢，体谅其难处，没有深究，之后便离开了。
就这样，和林维源之间的交涉就此结束。巩固和对岸这位首屈一指的大富豪之间的关系，作为后藤伯爵这个月巡游的副产品，收获可谓非常之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支撑社会转动的表面上虽然是行政势力，但其实常常是像林维源这样不愿抛头露面的在野实力派在背后掌控。
七、利用北清事变
后藤伯爵的对岸巡游其实是遵照儿玉总督的“为了调查厦门事件的始末和制定将来对岸政策”中“即派遣后藤民政长官前往厦门福州两地，同许总督以下官吏及诸绅士建立联系以图彼此互通情况”之事，并非是特殊具体的任务。
其实，这只不过是为了实行酝酿已久的帝国南进政策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罢了。
可是，就在后藤伯爵归台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支那大陆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变乱。而这个变乱的出现，直接让实施南进政策的形势急转直下。
这个变乱就是发生在北清的义和团之乱。
北清变乱马上就要波及南清。当时正在东京的儿玉总督听闻消息后立即归台。商议之后，决定根据局势，借帝国恩威，在对岸扶植可靠势力。
儿玉总督在“厦门事件的始末”一文中将这段时间发生之事如下记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