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冲击波”也影响了东盟各国的两岸政策。东盟各国纷纷转向承认新中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1974年，马来西亚与台湾“断交”。1975年，菲律宾和泰国先后与台湾“断交”。1975年4月，越南实现统一，支持台湾的南越政权消亡。台湾与东盟各国的政治关系遭遇“大挫折”。但双边的经贸关系却有了发展，主要表现在台湾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1987年7月，台湾当局放宽外汇管制后，其对外直接投资骤然增长。而东南亚地区成为对外投资的热点地区和重点地区。台资在四个东盟各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对外投资额中均名列前茅。据东盟各国官方的统计，1987-1989年，台湾在东盟四国的直接投资超过40亿美元。其中，泰国批准的投资额，从1987年的3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8.42亿美元。台湾成为泰国的第二大投资者，仅次于日本。马来西亚批准台湾的投资额，则从1987年的9720万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7.8亿美元。台湾仅次于日本，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投资者。同样地，台湾在其他东盟各国的投资额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如造纸及纸浆、纺织、塑胶、鞋类、木材制品等。
这一时期，台商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急剧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台湾岛内资本相对过剩。1980年，台湾的贸易顺差为0.77亿美元，1985年增至110亿美元，1987年达到190亿美元。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台湾外汇储备大量积累。1987年外汇储备便超过7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岛内资本的相对过剩是台资涌入东南亚的前提。二是台湾岛内资本投资和经营环境的恶化，加速了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迫使新台币大幅升值。1985年以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约升值45%，对台湾加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构成了严重影响，也使得台湾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显。劳工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地价飞涨。在此背景下，台湾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不得不将企业的发展从岛内转移到劳动力、土地成本都较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当然，台湾企业转向东南亚地区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利用东南亚地区享有的普惠制度和出口配额，以确保和扩大对美欧市场的出口。三是台湾当局调整政策，取消外汇管制，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的经济方针，规划海外投资的长期发展战略和政策。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台湾当局尤为重视，于1987年5月制定并颁布了《促迸东南亚地区投资工作方案》，鼓励台商到东南亚地区投资。1989年7月，又公布了《1990年会计年度加强对五大新兴地区经贸拓展计划》，规划了以投资为主，以投资带动经贸的策略，大力推动台商在该地区的投资。台湾“经济部”还设立“海外经济合作发展基金”，为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和技术援助。四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台商赴东南亚地区投资，东南亚国家也适时调整外资政策，兴建了诸多投资重点区域，并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的环境。如泰国在税收方面做了较大调整，对那些能够开发当地资源，并且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台湾企业豁免了3-8年的所得税；马来西亚对外资的股权限制有所放宽，台湾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前5年可以拥有100%的股权。此外，马来西亚在雪兰莪和吉打两地，菲律宾在吕宋北部、碧瑶等地区规划和开辟了“台湾工业区”。不仅如此，东南亚国家还十分注重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以改善投资环境。
借助双方经贸关系的加强，台湾试图深化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实质关系。1970年台湾成立了半官方组织“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简称“外贸协会”。这一协会在与台湾没有“邦交”关系的国家中设立贸易推广据点，弥补了与各国终止“外交关系”后所留下的若干空间。台湾与东盟各国相互派遣机构，以维持所谓的“非官方”关系。新加坡独立后，一直未承认新中国，与台湾也不“建交”，但与台湾的关系较为密切。早在1969年3月，台湾就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1979年8月，新加坡驻台北商务代表处挂牌成立。1971年6月，印尼在台湾设立“驻台北印尼商会”，台湾则在1972年在印尼设立“驻雅加达中华商会”。1974年8月，台湾在马来西亚设立“驻吉隆坡远东贸易旅游中心”，1987年元旦马来西亚在台湾设立“马来西亚友谊及贸易中心”。1975年10月8日，菲律宾在台湾设立“太平洋经济文化中心驻马尼拉办事处”，1976年，菲律宾在台湾设立“亚洲交易中心”。台湾在泰国设立“驻泰国远东商务处”。1978年9月，台湾在文莱设立“驻文莱远东贸易文化中心”。
由上可知，冷战时期台湾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演变深受冷战国际格局和美苏争霸态势的影响。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与东盟各国都追随美国，在“反共反华”的道路上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军事安全关系。之后，美国主动打开中国大门，寻求与新中国接触。东盟各国也转向承认新中国，并陆续建交。台湾地区与东盟各国的政治关系遭遇较大挫折，但经贸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台湾当局借着不断紧密的经贸关系，试图深化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实质关系。
本章小结
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而言，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是一个兼具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的问题。问题的产生源自上世纪70年代台湾“外交”的大溃败。台湾当局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邦交国”数目急剧下降、主要国家与台湾“断交”。台湾“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和“国际空间”的大幅萎缩，冲击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合法性”，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高度关注。蒋经国当局开始检讨“汉贼不两立”的“外交”政策，先后提出了“实质外交”和“弹性外交”，但并未收到很好的效果。李登辉上台后在国际上大搞“务实外交”，追求“双重承认”，凭借台湾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所谓的“民主成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陈水扁当局推行所谓的“烽火外交”，以攻为守，四处点火，但却未能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马英九上台后，主张两岸“和解休兵”和“活路外交”，维持了台湾“邦交国”的现状，而且还在参与国际组织、国际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迸展，在国际上也展示了“和平缔造者”的良好形象。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对于两岸而言，具有极为重要但有所差别的意义。台湾当局起初关注“国际空间”问题，更多的是源于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随着台湾政治转型的推迸，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则被视为大陆是否尊重台湾“尊严”、两岸是否“平等”的重要方面之一。对台湾当局而言，台湾的“尊严”，以及两岸的“对等”是第一位的。而中国大陆关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主要源自于这一问题对于两岸关系发展乃至未来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陆方面已经体认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以开放的态度、积极的措施，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框架下，通过两岸协商，寻求合理解决。
东南亚地区是台湾当局开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区域，也是分析和探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一个重要对象领域。冷战时期的台湾地区与东盟各国关系深受美苏争霸态势演变的影响。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东南亚国家大多追随美国、奉行“反共反华”的敌对政策，一些东南亚国家与台湾保持着“邦交”关系和密切的军事安全关系。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主动打开大门，寻求与新中国接近，东盟各国也纷纷转向承认新中国，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尽管如此，双方的经贸关系却有了较大提升。台湾当局借着双方不断密切的经贸联系，深化了与东盟各国的实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