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世明
当前，有关台湾民意数据绝大多数是由台湾政党、高校、媒体、民间社团的民调机构测验的，其中涉及两岸关系议题的民意调查结果有些是被操控，信度与效度不高，真实性值得商榷。而且，在调查中有关理论方法的运用上也存在着不少误区与问题。为此，本文重点考察了台湾民意调查的现状与问题，并以两岸关系议题中最受争议的国家认同为切入点，以台湾多家民调单位陆续公布的令大多数人困惑的民调结果为考察中心，考察传统民意调查理论、方法适用性以及解读与诠释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两岸特殊情境下的民意调查的角度来评估审慎思辨民调的价值与运用，并对如何科学地建构两岸民意调查体系和探索民意调查理论和方法中国化的路径，提出一个初步思考方向。
一、台湾的民意调查现状与问题
（一）台湾民意调查的现状
民意调查也称民意测验，在语言表述和具体操作上都始于西方国家。民意调查是指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以人们的意见、观念、习惯、行为和态度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效地收集和分析有关的信息，从而为管理决策部门制定有关的战略和策略提供基础性的数据和资料。岛内民调最早出现于1952年，当时由《台湾新生报》发起。1954年，台湾《联合报》涉足民调，并于1988年成立“联合报系民调中心”。在频繁的选举刺激下，民意调查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的情况下，从事民意调查的研究者与研究机构也日益增多，各式各样的民意调查不仅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与时间，也经常成为政治精英与一般民众谈论的焦点。
据统计，台湾目前有60多家民调机构，大致来说有这么几类，一是学术类的，就是高校、学术机构方面的，主要有政大、中山、中兴、世新等；二是专业的民意调查公司；三是媒体，较知名的有TVBS民调、《联合报》民调、《苹果日报》民调等；四是台湾当局的一些部门，主要有“民意研究中心”、“国发院民调”等，为了其政策的需要，会定期进行民意调查。另有一些是特定社团临时组织的民意调查，也有许多学者以个人身份出面接受委托，主要有民意调查文教基金会、年代民调、山水民调、三立民调、普罗民调等。有不少候选人在选举期间还会成立自己的民调机构，以指导自己的选战。此外，各政党也有自己的民调机构，比如国民党的“政策会”；民进党的“民调中心”、新兴民族文教基金会。还有就是传言中最准确、却从不公布结果的台湾安全部门。
除民调机构外，地下赌盘也是一种“民调”，且更具参考价值。据悉，地下赌盘主要集中在台湾中南部地区，反映的是中下层民众的声音。每到选举，各种地下赌盘开始活跃。地下的民调不具蓝绿色彩，往往所掌握的数据更广泛精确。在岛内民调机构中，立场较中立、较为可信的是《联合报》和《苹果日报》民调。《联合报》是台湾三大报之一，报道相对公正，为读者所信赖。《苹果日报》进入台湾时间不长，政党属性不明显，民调较为客观。此外，TVBS、年代电视台民调则被认为倾向泛蓝，而山水调查公司则是民进党的“白手套”。
按照一般的说法，如果一项民调的执行过程符合科学、客观、中立的标准，那么就能探测到真实准确的民意。然而在台湾的政治现实下，由于各个研究者所受的民意调查训练并不完全相同，且各个民意调查机构对于民意调查执行过程与质量的要求也互有参差，更为重要的是，各主办者的政治倾向和目的不同，以至于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不同的民意调查机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点，就相同的议题，对同一母群作调查，却有不一致的调查结果。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现在在台湾较常使用的是“追踪式民调”，技术上相当成熟，因此大部分机构做出来的数字其实都较具参考价值，民调差异主要因涉及各自利益，政党与绝大部分传媒都有预设立场并选择性公布结果。这反映了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存在不少问题，效度与信度不足以及公信力仍然欠缺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原因：
1.人为操作的因素大，民调因政治及商业势力的介入与滥用而备受困扰
不同的民调机构会在同一个议题上设计出大相径庭的题目。通过问卷设计做手脚。比如，先入为主的问题，肯定会影响受访人的意向表达。尤其是选前民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成为评估选举结果的一个风向标，也是某些政党用来拉抬选票而使用的手段。再如，混淆视听——恶意干扰对手，利用虚假民调干扰对手。在选举的过程中，政党在最后关头抛出的民调，大多有其特殊目的，可能是一种催票的民调，还有的时候有明显倾向性，是属于选择性的，目的是要促成弃保效应的这种民调。有必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台湾当局“陆委会”委托各民调机构就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所组织的民意调查，大多是在两岸出现政治争议、冲突或是台湾人在大陆发生意外伤害事件的背景下进行的，其结果是导致所谓“台湾人认同”偏高。这些都影响了民调的结果。再有，台湾的各种选举名目繁多，正因为如此，民调市场也顺势发展成为一种产业，民调成了挣钱工具。一些唯利是图的民调公司，只要委托方重金收买，“要什么样的结果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据岛内媒体披露，民调公司为达成既定目标，可在民调各个环节下手，且手法相当老道，不是业内人士，很难发现其中破绽。2011年引发轩然大波的所谓《自由时报》假民调事件，其实只是假民调现象的缩影。当时《自由时报》宣称对马英九与蔡英文辩论ECFA的结果进行民调，由于其公布的民调数据与多数其他媒体民调差距过大，引发各界质疑《自由时报》根本没有做民调并制造假民调。
2.在民意调查方法论与方法上存在的问题
（1）内在缺陷，存在着很强的选择偏好。所谓选择偏好是指在抽样程序中把这一类或那一类人排除在样本之外所表现出的系统倾向。如，据了解，目前台湾公布的选举民调由于多是用电话访问方式进行，使得受访者在年龄和教育程度上都受到限制。台湾大约1600万选民中，晚上6点到10点会在家里接听电话访问的选民，最多的是中老年人，而20到29岁的年轻人民调样本数经常不足。容易被过度访问的30到60岁群体，这部分具有教育程度高的共同特点，专科以上程度超过一半，明显高于台湾约20%的比例。下层民众的样本数有很大不足，导致样本代表性的不足。
（2）问卷题目的设计有意或无意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问卷的设计者本应超越意识形态或党派的偏见，尽量避免个人或所在机构的政治立场、价值偏好影响问卷的设计。但在台湾地区，民意调查的主办者往往违背这一原则，使得民调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公信力。具体而言，他们对客观公正原则的违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采用引导性的语句，引导受访者选取某一个或某一方向的选项。还有，采用具有倾向性的语句，即利用受访者对某些词语的好恶来增加赞同或反对某一个意见的比例，产生问题措辞效应。另有，利用“题序效应”（即受访者前面被问到的题目可能会对后面的回答有影响的现象）。
问卷所创造的“问题情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答题的倾向。其二，各民调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也是影响问卷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情境下，其问卷的题目就可能比较倾向带有证明性质和逻辑性质的问题导向，因此受测者在不知不觉中会以前几题留下的印象来作答。我们知道，台湾政坛如果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可以划分为泛蓝、泛绿两大阵营。
两大阵营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以及许多重大议题上的立场都有不少的差别甚至是严重的对立。在这种政治生态之下，一些民调机构也难免染上一点或蓝或绿的色彩。以本文提到的民调机构为例，《联合报》和《中国时报》、TVBS等向来被认为是立场倾向于蓝营的媒体，所以他们所做的民调较接近于泛蓝的主张。而“国策研究院”、台湾智库这两家机构，从其背景来看则明显倾向于绿营的立场，这种情况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台湾地区的民调时，有必要参考民调主办者的背景来解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民调结果所显现出的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塑造、被建构的。这种民调有可能是通过调查时问卷设计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字句、访员与受访者的互动与彼此对于问卷问题的诠释所共同建构的产物，并通过大众传媒，精英们塑造他们想要的公众态度。这也反映了台湾目前民调在专业程度以及伦理上还有待加强。
（3）在民意的传播路径上与解读的局限。民意调查结果通过大众传媒及时发布，加强了它的影响力。在主导民意测验的执行与结果报道上，新闻媒体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传媒大量采用民意测验、内容分析及实地实验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报道新闻，使新闻内容能更正确地反映与解释各种社会现象。虽然，媒体的介入极大加强了民意测验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但在媒体与民意测验机构的合作中，媒体的需求常常压倒民意测验机构的需求。激烈竞争的环境使民意测验机构争相提供对突发事件的第一反应。
虽然技术进步使采访和处理回应比以前更快，但由媒体和民意测验机构联手进行的民意测验大多注重满足媒体对即时民意测验的需要，而牺牲了可靠的取样原则。此外，在民意测验报道方面，新闻媒体有严格的限制，即只报道它们自己受委托进行的内部民意测验，而很少报道竞争对手进行的民意测验。其结果使受众被剥夺了权衡内部民意测验与竞争对手进行的类似民意测验孰优孰劣的机会，因而也就无法得出更明达和公允的结论。这是导致民意测验危机的原因之一。此外，要准确地理解民意调查结果中的内涵，正确的解读至关重要。由于政治过程经常涉及各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策利害关系人难免从本位主义的立场，来操作及解读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以实现个人的信念或政治利益极大化为职志，致使民意调查的工具价值可能凌驾于实质理性的目标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意调查的公信力就难免成为牺牲品了。因此，如果对民意调查结果只进行望文生义的解读，就可能会产生谬以千里的结果。这种情况提醒我们，在看待台湾当局所实施的民调结果时，一定要联系其政策主张来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