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民调理论方法与审慎思辨理论方法比较与反思
对台湾来说，虽然说民意调查的公正性和可信度由于上述的问题经常受到质疑，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一种比较权威有效的手段。所以在现代的政治运作之中都采用这种手段。民意调查的可信度与效度如何，关键在于专业能力与专业伦理两个方面。其中，专业能力是指调查过程中所涉及的问卷设计、抽样方式与实施调查等技术问题；专业伦理是指从事民调工作者必须持客观与中立的立场来进行民意调查。这两者必须配合，才有可能做出准确的民意调查。即使如此，面对各阶层民众的复杂心理，仍然很难保证民意调查的准确性。
我们需要的是反思民意调查的理论与方法，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对于两岸关系这样特殊议题的测验上，如何使之更具效度与信度。由于传统民意调查理论方法在诸如上述在抽样方法、问卷设计、访员素质、访问过程、资料处理与统计分析方法以及表达与传播上都存在不足，所以，它在关注民主、征询民众意见、促进民主政治所追求的平等价值的同时，直接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也造成了所谓的“理性的无知”，妨碍了民主政治所强调的审慎思辨原则，也就缺失了对于不同政策选项正反意见的认真思考和选择。对公众意见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柏拉图是第一个指出公众意见在政府过程中位置的人。在《理想国》中，他主张普通人不具备理解政府复杂性的能力，因此政治之重要的事情不应当受公众态度的影响，因为真理已经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能力。
林德斯·罗杰斯深信公众在智力上和情感上不适合扮演盖洛普意见调查民主要求的角色，不信任公众的能力和公众意见的合理性。美国着名的政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意见》和《幻影般的公众》等着作中，提出大众意见易于屈从于感情，而感情易于受精英宣传的诱导。李普曼挑战了传统的民主理论及其理念：认为知情的和理性的公众把意见建立在事实上的精心考虑上，他主张一般的人很少有时间考虑国家的事务，他们宁愿读喜剧也不愿意考虑重要的政治议题的辩论。这也反映传统民调理论与方法在强调公平与广泛参与的同时，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偏误。比如，有关“国家认同”议题并非一般大众能力所及，如果为了大众广泛参与而不顾思辨的内涵与质量，必将影响民意的客观性与有效性。从最近几个有关台湾民众赞成“独立”升高以及“台湾人”认同比例新高以及“中国人”认同比例新低的民调结果看，个人认为这样困惑的结果是有其民意调查方法论与方法上的不足。这很可能只是虚的数字，而非实的人头。对大陆而言，则应该在研究台湾民意时注意到传统民意调查的局限性以及两岸特殊情境，从民意调查的方法论与方法上寻求突破。
采用审慎思辨民意调查则是有利于克服传统的民调局限性较为可取的思路。审慎思辨民调指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一些民众，这些民众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然后更进一步让这些民众相聚一地，面对面地讨论，如此可以提供公民成为一个理想公民的机会及动机。传统民调范式更强调平等与更广泛的参与性，它更重程序，而不重视公民之间的审慎思辨，也不重视公众共同意见的逐渐形成。从理论上来说，审慎思辨民调的提出主要是要联结民主改革中互不兼容的两个重要元素即平等与审慎思辨，使公民能够真正参与讨论，提出各种不同意见。由此来看，审慎思辨的民调与传统民调差别在于审慎思辨的民调主要的目的并不只是在于预测民意，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这个过程提供一个思辨的场所，尝试了解在一个信息充分以及民众能够审慎思考和互相辩难的理想状况下所呈现的民意。促使一般民众能够在平等与具有知能的情况下，与其他民众或专家进行公共讨论。也使得公民能够聆听与思考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建立公民互动的互敬与互信。公开的意见交换，使得参与者必须要提出别人可以接受的理由，也必须要相当程度地考虑到公众共同的福祉以及建立论点的说服力，这将有利于公民从自利取向往公共利益转向，进而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避免现有的蓝绿对峙，族群冲突。这样的意见理性、客观，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
三、建构两岸民调体系的路径
基于两岸特殊的情境，在有关两岸关系争议较多的议题采用审慎思辨的民调方式比传统民调更可取，它强调共识，平等、公开与包容、信息透明、相互尊重和主动参与，目前应可结合超然的两岸民间团体、学术单位以及媒体的力量，针对两岸共同关切的问题，探索建构两岸民调体系的路径并举办审慎思辨民调。
（一）发展烛立的民意调查机构
在西方，除了政府部门自设的民调中心外，更多的是独立于政府的商业调查公司。有时政府为了使一项调查结论看上去更为公正，没有偏私，也会委托信誉好的商业调查公司进行调查。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要求政府与其主办的所有民意调查研究机构脱钩，其核心在于解除利益牵连。既然民意调查的生命力在于客观性、真实性，那么就要求民调机构具有独立性、中立性。今后，我们应该鼓励和培育更多的民间“中立”的民意调查机构。“中立”机构可以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免于来自权力的压力和影响，确保信息不被筛选，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性。要建立横跨两岸的独立性的民调机构，这些机构成员可以是高校、媒体或者民间社团之间，例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大学民调中心和《联合报》之类。也可由民间民调机构如资质较佳的零点研究集团与台湾相关机构合作，主要负责与两岸有关的民调。这也体现了审慎思辨民意调查的基本理念。即要找出一个客观、中立且能为不同立场接受的机关或团体来举办，针对大家共同关切而具争议性的问题开始，举办审慎思辨民调。这样的民调机构，在进一步规范方法运用与方法论指导上，应比单方面的民调机构更有公信力，结果也有更高的信度与效度。一则凭其民间与学术机构性质，容易取得台湾社会的认可；二则因其具备专业性优势，也能够提供准确、完整的情况供中央决策参考。
（二）重视和培养民意调查的专门人寸
民意测验机构必须提高调研人员的素质。一个民意调研人员必须有很强的职业道德，其业务素质必须达到较高的层次，具有心理学、应用社会学、数理统计学、大众传媒学、计算机科学等多方面的学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民调结果的科学性。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有关调查机构与研究机构必须经常性地开展学习和交流活动，也存在着推动形成和壮大有两岸特点的专业民意研究人才群体的必要性。
（三）提升专业程度，使用科学、规范、先进的民意调查方法
首先，在方法论与方法上，如上所述，因为两岸特殊的情境，加之传统民意调查理论方法的局限性，本文认为更宜结合审慎思辨的方法来对有关的两岸关系议题进行测验。审慎思辨的民调方式针对较具争议的两岸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有助于来探寻更真实、更优质的民意。
其次，运用传统的民意调查方法，关键的是在问卷设计上要合理准确，不能让问题本身带有偏见性与引导性，否则会使调查的结果产生偏差，所做出的调查结果也是不真实的。要强化规范操作。任何一次调查都必须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不能在程序的执行中加入任何人为的偏见，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民意调查结果的真实可靠。而且对于调查员的态度，对于询问的时间与技巧，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同时，要注意到，民意调查可以分为许多环节，而每一环节都会有可能产生误差。要尽量减少误差。以电话民意调查为例，其在执行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误差包括抽样误差、涵盖不足之误差、无反应之误差、访员误差、受访者误差以及来自测量工具（如调查问卷）所导致的测量误差等等。以上因素都是一个完整的民意调查评估体系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再次，要引导台湾民众正确认知民调过程与结果。首先，民意调查如果要提供“公共意见”的某种反映的话，在调查之前就必须先有一个在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中就特定议题进行的意见形成过程。其次，对民调的分析解读，其实比数据本身更重要。同一组数据，不同倾向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所以，公布民调结果时，要选择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学者、专家给予解读。民调机构成立后，应重点开展对两岸关系议题的民调及解读。诚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关于民意调查和民意的一番话所说，“民意”，是由“公共领域”形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公共意见”并不是某种在统计学意义上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它并不是单个地被问、单个地回答的个人意见的总和；就此而言，切不可把它与民意调查研究的结果混为一谈。
因此，民意调查机构在调查前必须先有一个在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中就这一特定议题进行的意见形成过程。例如在国家认同上，必须在民调中了解台湾民众所认知的“中国”是何种意义，例如将大陆所提出的内涵单项地加以测试，以便更精确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其实，台湾民众往往把“国家疆界”（主权）与政府管辖范围（治权）相混淆。他们把大陆等同于中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当然就不是“中国人”。当然，有些问题的意思简明易懂，民意调查前不必先在动员起来的公共领域中进行讨论。但如国家认同等重大的问题，民意调查结果欲对决策有参考价值，需要两岸社会展开认真而审慎的辩论。这里也蕴含了审慎思辨民意调查的理念。
最后，我们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调查技术为我所用，以提高我们的调查装备手段，提高调查效率及资料品质。如引进电脑辅助调查（CATI）。CATI是使用互动计算机系统辅助调查者完成电话调查的基本数据收集任务。最复杂的CATI系统可以提供从抽样到数据分析的全程辅助。先进科学的调查手段为获得准确真实的民意调查结果提供了保障。
总之，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需要巩固台湾民意基础。两岸关系的主体是人民，所以民意的变化，老百姓怎么想，想什么，相当程度上是决定两岸关系的本质和发展走向。“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中共对台政策的精髓，这个方针事实上是抓到了两岸关系的本质。这是做台湾人民工作、争取民心、巩固两岸关系民意基础的一个基本点。今后，有组织地开展两岸关系议题的民意调查，大陆民调机构应多突破、多思考，在民调的方法论、理论、方法、机构、组织人员上建立两岸民调合作体系，更应就两岸民众对于两岸交流关系的认知，台湾民意形成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动因，及时跟踪台湾社会民意的发展变化，深入探寻民意演化的本质规律和潜在动因以及两岸民情民意调查研究的方法论等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客观准确把握台湾民意的脉络。在制度和队伍建设、调查方案设计、调查项目实施以及调查数据的开发利用等方面逐步推进并扩大工作成果。开展两岸民意调查相关研究、培训与交流合作。在民意调查的理论方法上加强训练。不断引入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提高民意调查的信度与效度。同时，推进两岸民调机构的实施与合作。这应成为今后对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学术研究自身以及在对台工作中的发展均具有长远的意义。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