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中武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出现了认同“中国”趋少、认同台湾趋多的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三大战略任务之一，因此对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便凸显其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政治文化、国家认同与政治社会化
国家认同属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也属于政治文化的部分内容，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为了说明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状况，在此先对政治文化、国家认同与政治社会化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解读。
1.政治文化与国家认同
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最早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来界定某一民族和社会对于某一政治系统及其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阿尔蒙德等学者看来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大陆学者王惠岩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他还概括性地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种态度和价值倾向”。台湾学者江炳伦则指出政治文化具有“对民众国家的认知与认同”、“国民之间的同胞感和合群的精神”等的指向。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民众在当时政治社会环境下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取向。政治文化概念的首创者阿尔蒙德试图用政治体系的概念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以政治体系的视角看，该政治体系（国家或政治实体）通过输入、输出和反馈等路径来取得体系内民众的支持，整合亚政治文化，获得民众的认可。
2.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出生时同其他动物一样仅仅只是一个生物体，只有生理上的需要和活动，随着人开始融入社会，就由自然动物发展成为政治动物，这需要一个认识政治生活、学习政治知识、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技能以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台湾学者彭怀恩在其专着中指出：“政治体系无可避免的要面临持续生存的问题，因此把现存体系内的政治文化代代传递……以到达‘模式维持’和‘目标达成’，这是涉及到政治社会化。”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等在《政治科学》一书中把政治社会化看成是“对政治态度和社会习性的学习——对稳定政府至关重要”；政治文化论的创始者阿尔蒙德、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正因为二者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了解政治文化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3.国家认同与政治社会化
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原本就是一个界限很模糊的概念，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专着《谁是美国人》一书中开篇提出Identity（认同）这一概念“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然而又是极其重要，“无处不在”而“躲不开”，对于认同（Identity）亨廷顿提出了四个面向：认同分为个体与群体认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有多重身份认同，较小的群体也是有多重身份认同；认同是自我界定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所导致的产物。这样的观点其实已经指出对于具有主观意愿性质的认同意义重大而又难以单方面地进行界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同他人的交往中去区别。认同不单单包括民族、种族、文化认同，延伸到政治学领域就变成政治认同，大陆学者鞠海涛认为政治认同包括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阶级认同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认同。这说明国家认同在政治认同中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决定国民的归属感，台湾学者江宜桦进一步提出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
通过对上述这些相关概念的解析，可以看出国家认同属于政治心理活动，是民众对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的认知与取向，也属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化导致的产品（结果）。在政治社会化稳定的国家和体制下，不太会发生国家认同危机，而一旦该国（或地区）的政治核心价值体系发生了异动，政治社会化出现多面向，传达给民众的国家意涵对立相反，则很容易导致民众在国家认同层面出现混乱状况，出现国家认同危机。
二、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状况及原因分析
为了说明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变化，这里引用香港大学民调机构对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调查结果，从2005年～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台湾民众分别为56%、60.1%、53%，认为是“中国人”的为7%、4.8%和3.1%，持双重认同（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34.3%、33.4%和40%。从这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出三组信息，一是认同自己为“台湾人”的比例至少在五成以上，二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比例一直呈现很低的状况并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三是持双重认同的比例约在33.4%至40%之间。对于为什么在此期间台湾民众会出现如此之低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确引起大陆同胞的惊讶与困惑。为了更详细地说明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和统“独”倾向方面呈现的趋势，笔者引用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连续做的抽样调查结果，对这两个图表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研究台湾民众政治认同倾向变化。
回答是“中国人”和“无反应”的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尤其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下降比例更为明显，回答“都是”的数值在39.6%～49.3%之间波动，而回答是“台湾人”的数值则呈显着上升趋势，从1992年的17.6%逐渐攀升到2011年12月的52.2%。
从总体趋势看，“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比率在1994年为38.5%，在1995年猛然降至24.8%，而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06年达到38.7%最高位，以后有所下降，到2011年12月时仍维持在33.8%的数值，意味着3个台湾人中就有1个台湾人持“维持现状再决定”的观望态度，对两岸的统一持“不独、不统”的骑墙态势；“永远维持现状”的比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2011年12月达到最高值的27.4%，同期“偏向独立”的比率为15.6%；“偏向统一”的台湾民众从总体上看呈现下降趋势，而主张“尽快统一”的人数一直都是较低的比率。
近十几年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呈现以下特征：一方面是认同台湾的民众数量呈上升趋势，认同“中国”的数量在不断下降，要求两岸统一的人数在减少，偏向“独立”（含永远维持现状）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既认同台湾又认同“中国”（持双重认同）的比例在台湾仍占有一定的数量，持“维持现状再决定”的人数与持双重身份认同的比例接近。这显示出在台湾有五成以上的民众认同台湾，只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民众仍认同“中国”。这些调查数据与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机构所得出的数据相似，同样说明目前在台湾，民众认同“中国”的数量在减少，认同台湾的数量在增加，给大陆同胞的印象是台湾在越来越远离祖国，这个现象被称为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危机。要解读这个特殊政治现象的出现，笔者认为应该从台湾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入手。
1.“解严”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两蒋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与大陆政权争夺正统，维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基础，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灌输给台湾民众的无疑是“中华民国”的认同。台湾淡江大学研究生粘美惠在其学位论文中写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在台湾实行的统治结构，采取的就是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也就是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形成所谓的党国体制。而体制中另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一个中国原则认知系统的建构，作为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基础。”台湾学者陈光辉、蔡奇霖也认为：“我是‘中国人’在解严前是这个问题的‘标准且安全的答案’”，而“解严后的自我认定都是朝着台湾人认同的方向变动”。另一个台湾学者王尧钧做这样的评价：“在经国先生开放大陆探亲之后，台湾多数居民对自己中国身份的持有仍然表示认同，且小因持有而感到焦虑。
直到90年代，继任台湾政治领导人的心态带动了新一波政治意识形态的转换，从此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歌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高唱‘自山’的本土电视台……此刻，拥有中国身份认同者，反而成为奸类，必须大肆加以挞伐。而诛灭异己只为了巩固那摇摇欲坠认同的结果，遂造成不同身份认同者之间交相指责，彼此攻讦，人人唯恐成为诛杀对象而不安，社会于是呈现歇斯底里的疯狂病态。”这里必须指出，台湾民众多年被灌输的国家观与大陆民众的国家观截然不同，台湾民众多年来形塑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符号与象征，这与大陆民众多年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观念有很大差别。从符号政治学的角度看，二者代表的符号不同，所指向的内在意涵也不同，在台湾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在大陆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二者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在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与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都不放弃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指向，这是国共两党在实现国家统一大业上的交集所在。
2.“解严”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在蒋经国去世后，有着“日本情节”与“台独”意识的李登辉上台，为了将国民党排除出台湾政权的核心、巩固其个人权力地位，开始实行分化政策。也就是这种分裂国民党势力的做法，使得一部分持有强烈统一愿望的原国民党人分离出来另立新党。可以说李登辉上台后实行的本土化政策和分裂做法，开启了台湾本土化与“脱中国化”的肇端。两蒋时期台湾的“刑法第100条”是起诉、审判“台独”分子、打击“台独”活动的法律依据，在李登辉的支持下，1992年5月台湾“立法院”对此条款作了修改，使得“台独”活动在台湾岛内合法化，海外“台独”分子纷纷回台，一时间“台独”活动甚嚣尘上。李登辉还提出“台湾主体性”建设，经过十几年来的推动教育，以“台湾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台湾意识”在台湾渐成一种显性的主流意识。关于李登辉的政治思想和作为，陈孔立教授做了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李登辉受过皇民化教育，对日本殖民者很有感情。他自己说：‘我接受正统的日本教育，当然也深受日本传统的影响’……公然鼓吹‘日本在台湾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在历史上好好记上一笔，一定要让台湾青少年知道日本人曾经在这里做过了不起的事情’。在亲日的同时，他又极力反华……主张要‘摆脱大中华主义’，从而摆脱‘一个中国’，直到摆脱中国。”可以说正是在李登辉的运作下，通过“去中国化”和扶持“台独”的动作，对台湾民众进行以凸显“台湾主体性意识”和“去中国化”为特征的政治社会化改造，开启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混乱的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