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政治文化的符号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光复以来台湾舆论议题的演变，揭示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探讨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模式。在进入正文以前，试简要说明本书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和资料方法，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略作评述。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的台湾研究都具有未来学的背景，它们都在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眼前这个“漂流的台湾”将流向哪里？这种对未来的叩问往往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焦虑和对历史的困惑。台湾问题应如何破解？台湾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如此的一系列问号，将台湾的历史、今天和未来连接在一起，使台湾研究成为极富当代感和历史感的“中国显学”。
越来越多的台湾研究者在以下方面取得共识：台湾研究不能满足于所谓的应景式的对策研究，而应该将之置身于学有所本的学术渊源中；台湾研究不能满足于对台湾现象就事论事的分析和图解，而应该把台湾现象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历史与总体的考察。作为这种思考的延续，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研究的出现。台湾政治研究，这个曾被讥为最紧跟形势或被誉为最呼应时代的台湾研究领域，除了继续保持其对台湾的政治变化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传统，也开始将台湾的政治研究从制度层面引向文化层面，并在方法论上开始关注传统的政治学不太重视的历史变迁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研究，将政治学、文化学、历史学结合起来，印证了台湾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综合研究，是一门可以具有宽广前沿和深远内涵的新兴的交叉学科。
把台湾问题比作一条河，不同的学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现象和角度研究它，有的人描述它的浪花，有的人分析浪花下面的礁石，有的人预测前面的旋涡，有的人监测河流的水文，有的人分析它的生态，有的人关注它的堤坝，有的人考察它的支流，有的人追溯它的起源。笔者最初的梦想是研究这条河的河床，这条河床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地貌是怎样的？它的地质结构有什么特点？作为既是河床形成的原因又是河床形成的结果的河床的两岸，是怎样规定河床又怎样被河床规定的？河床的这一系列特质将怎样影响河流走向？最后，当然是这条河将流向哪里？但显然，无论从时间、学识和能力，做台湾问题的河床研究对笔者来说，都是自不量力的工程。务实的做法应该选择台湾问题这条大河做“浪花式”的研究，尽管“浪花式”的研究未必不需要功力和水准，但对笔者来说，可能是更适合的小规模工程。我选择的浪花，就是“舆论”。
如果说选择做“浪花式”研究而不是“河床式”研究是笔者无奈的退守，那么选择“台湾舆论”这朵“浪花”而不是别的“浪花”则是笔者有意的坚持，这种坚持来源于笔者对研究对象的如下评价：台湾舆论在台湾如此重要，但是对台湾舆论的研究却如此薄弱。
2007年5月6日，民进党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党内初选党员投票结果揭晓，谢长廷胜出，苏贞昌随即宣布退选。曾担任苏贞昌“总统”参选办公室发言人的民进党“立委”林育生8日上午在“立法院”向媒体表示，苏贞昌此役败北，究其原因，其实是输给三立，而非输给谢长廷。林质疑：“三立是扮演一个公正的媒体，还是打手与传声筒？这要社会来公断。”三立电视台《大话新闻》栏目亲谢远苏的立场人所共知，林的说法得到了蓝绿双方包括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吕秀莲以及《联合报》等台湾各大媒体的背书。此前，苏贞昌曾得到“总统”陈水扁和南部7位民进党籍县市长的加持，但是仍然不敌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栏目的杀伤力。台湾有的网络博客甚至认为三立电视台的《大话新闻》胜过一个民进党党中央。
事实上，三立电视台不过是台湾几十家电视台中的一家，《大话新闻》更只是上千个电视栏目中的一个。因此，不是三立电视台的一个栏目有多“了不得”，而是其制造和传播的舆论“不得了”。这个舆论制造的“蝴蝶效应”，在2008年卷起了一场政治飓风，影响甚至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
台湾舆论在台湾“改朝换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突出地表现在2000年的政党轮替。当时党权（执政党）、政权、军权、立法权、司法权甚至媒体的控制权（包括大部分重要媒体的所有权）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民进党为什么能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政权？民进党依靠的最重要的资源和武器就是舆论，正是在舆论战中（而不是表面上的选战，在这里选战反而是表面文章，真正的战争反而是舆论的较量）国民党败在了民进党手里。
台湾舆论根本改变台湾历史进程的标志应由此回溯至1987年前后，正是舆论的先行，催生了国民党1986年的“政治革新”，并导致1987年开始的“解严”、“解禁”。“解严”、“解禁”实际涉及三个主题：一是结束戒严，二是解除党禁，三是开放报禁，前两者事关政治体制，后者则关系到言论自由，台湾社会的转型由此不可逆转。舆论的开放与政治体制的开放相提并论，显示出舆论是与政党、政权同一等量级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解严”、“解禁”的三大主题最关键的还是解除报禁，如果不开放报禁，结束戒严和解除党禁就是一句空话；反之，如果开放报禁，即使当局不宣布结束戒严和解除党禁，自由的舆论仍将迎接政党政治和民主时代的到来。舆论所背负的民意力量，是政治改革的最终动力，舆论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也使之成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推手。
“解严”后的台湾社会，是一个舆论高度发达甚至是过度发达的舆论社会，但这一足以影响和改变台湾历史进程的台湾舆论现象，却没有引起学术领域对台湾研究的足够重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在大陆方面，台湾的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不仅没有台湾舆论的研究专着，有价值的台湾舆论研究的论文也是凤毛麟角；在台湾方面，尽管有许多有关舆论方面的研究论文，但迄今为止，仍没有对台湾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专着，更遑论对台湾舆论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
对台湾舆论研究的重视不够，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比如学科建设，舆论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都密切相关，但都没有进入它们的核心范畴和主流对象（少数研究者除外）。舆论一般被视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它在大众传媒研究中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一些研究台湾传媒的论着，也不把台湾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舆论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大众传媒研究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半径。
舆论的复杂性曾经让许多学者望而生畏。早在1904年，德国历史学家欧肯（Eucken）就对那些试图对舆论下定义的人提出忠告：“任何渴望理解和阐释（舆论的概念）的人，将很快意识到他是在与海神普罗修斯——此神能以一千种形态出现——打交道，它既能被看到，又似幻影，无能却又惊人地有用，它以不计其数的变换形式出现，而且当我们相信已紧紧抓住它时，它却总是从我们的指间滑落，它的漂浮和流动无法用固定的模式来理解……然而，问起来，每个人都确知舆论的含意。”
欧肯的无奈发展到20世纪50年和60年代，变成了一种悲观主义论调，人们甚至认为舆论是虚构的，属于思想史的博物馆，只能引起历史学的兴趣，学术界要求放弃对舆论下定义的声音越来越大。
但对舆论研究的轻视和忽视，还在于对舆论的歧视。这种歧视来源于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两大特点：一是舆论的表层性，二是舆论的假象性。
将台湾舆论研究比作“浪花式”的研究，也许不是笔者的自谦，而恰恰是舆论研究的特点。浪花的浮表性的确是舆论的特征。有关舆论的定义五花八门，但以下两个定义很有代表性：一个是中国舆论学者刘建明的定义：“舆论是一种表层意识”，它是“外在的、表面的，具有漂浮在社会空间的特征”；一个是西方舆论学者诺尔·纽曼（E.Noelle-Neumann）的定义：“舆论是社会的皮肤。”他们的定义都强调了舆论的表层性特征。
无论是“表层流动”还是“皮肤”，都说明了舆论属于社会现象的“最表层”。在一些人眼里，以社会现象的表层作为研究对象的舆论学，显然不是深刻的学问，所以舆论学常常被看作“肤浅”的代名词。
但“社会的表层流动”不需要监测吗？社会的皮肤，就不需要体温计吗？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哪一个不是从“体表”开始？但它们却成了中医学的基础工作。西医学的“症候学”，都是做“表面文章”，可哪一点影响到它的科学性呢？任何一次大地震前，都会在地表出现反常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人们可以预测灾难。舆论不是社会的心脏，却是反映心跳的脉搏，舆论如果真是社会的皮肤，怎么不需要把脉呢？
最表面的东西也许潜藏着最本质的东西，学术研究是否深刻，并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否深刻，而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将研究引向深入。越是从社会的表象入手，也许越能触摸到社会的复杂机理，越是能深入到事物的深刻本质。舆论研究有可能在看似“最肤浅”的学科中做出最深刻的学问。
除了舆论的表层性，舆论的假象性也令人心存戒心。那些所谓代表民意的舆论，真的是人民的声音吗？社会的真实等同于政治的真实，而政治的真实等同于舆论的真实吗？那些电视画面报道的台湾，那些由文字评论报道的台湾，就是真正的台湾吗？舆论作为“真实”台湾的复制品，作为凹凸镜变形后的异体，它是真实的吗？
如果把舆论现象当作一种史料，它可能相当大部分要归入到“伪证”，至少要归入到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说的“有意”的史料。布洛赫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种，前者是指史料提供者“有意”想让“史料”进行说服工作，让时人和后人接受提供者希望他们接受的信息，而后者则是“过去无意中留下的痕迹”，未必真实可信，但它却并不“蓄意”要影响人们的判断。
而舆论又是什么呢？笔者的定义是：“舆论是由多数人表达或向多数人传播或在多数人反应的对某一对象的共同关注。”舆论一定是公开的、有倾向的，而且一定是有意的，舆论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影响和左右人们的观点，按布洛赫的分类看，它全部要归入“有意”的证据。
布洛赫认为，如果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史学家就会成为史料提供者的思想奴隶，史学家应该自觉地抵制“有意史料”的束缚。如此，舆论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还有意义吗？舆论的历史研究如果只是一座建立在伪证、假证或者虚证、偏证基础之上的大厦，它能不倒塌吗？
但布洛赫告诉我们，伪证有伪证的价值。如果史学家只满足于为考证而考证的博学游戏，那么伪证的确是一钱不值，但仅仅考证出史料的虚假，史学家只不过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如果史学家继续深入下去，进一步探讨作伪的动机及其与时代的种种关联，将“伪证”作为反映提供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资料来加以参照，“其价值就无与伦比”。
可见，史料有真伪，价值无定论。“真”有“真”的价值，“伪”有“伪”的用处。对史料的处理不能停留在简单地“去伪存真”，“存真”当然要，“去伪”则未必。辨别真伪后，“伪”不能当垃圾丢掉，它还可以“废物利用”。史料的价值关键在于你怎么用“真”和怎么用“伪”。一个虚伪的社会，也许恰恰要用虚伪的史料来证伪，一个欺骗的时代也许恰恰要用欺骗的事实来揭穿。将史料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来源于你能够从史料中了解到它自身所愿意告诉你的更多的东西。
舆论现象正是这样一种可能一钱不值，也可能价值无与伦比的史料。如果我们能够从舆论的表象背后看到舆论被操弄的实质，并进一步分析：舆论的操弄主体到底是哪一种或哪几种力量？他们为什么要操弄？为什么能够操弄？他们操弄的舆论议题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这些议题有哪些变化？它的土壤是什么？它的社会历史成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容忍或纵容这样的操弄？这样的操弄又怎样影响了社会历史的进程？在这样的操弄下舆论建构了一个怎样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又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在操弄下建构的舆论世界到底离真实的世界有多远？
当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路不断叩问下去，舆论现象的史料价值就会在一层层的分析下不断显现并放大。证据不会自己说话，必须叩问，必须质疑问难，它才会吐出有价值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