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沉默的螺旋”理论证实了舆论沉默现象的存在，它最大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对舆论沉默现象的分析工具，而是它引导人们关注舆论的沉默现象，并启示人们不断在不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新的且可能更适合的针对舆论沉默现象的解释工具。舆论的沉默现象证实了舆论与民意的背离，它发现人们不能从舆论的声音大小就简单判断民意的分布。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真实的意愿（民意）没有表达出来，或者稀里糊涂地附和别人表达出来，甚至违心地被扭曲地表达出来。这样，一部分声音沉默了，而且越来越沉默，而另一部分声音被放大，而且越来越大声，这种真实民意与公开舆论的反差与落差，除了人为的操纵外，应该有更深的社会历史、心理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本研究将以台湾舆论的沉默现象作为案例，试图打破“沉默的螺旋”理论及其修正者仅仅在传播学领域内找答案的框框套套。以往的研究者主要从个人、性别、年龄、性格、教育背景、收入地位、大众媒介、人际传播、议题（熟悉的介入程度）、意愿的表达方式、意愿表达的环境等变量入手，本研究将尝试用政治文化理论来解读台湾舆论的沉默现象。
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修正，主要是将更多的变量还原到历史现场，以解释舆论沉默现象的发生。但这里最核心的变量还是舆论的议题，所有的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传播学变量、社会学变量、文化学变量和历史学变量，都只有针对特定的舆论议题才有意义。不同的舆论议题会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事实上，无论对于舆论学还是历史学，舆论议题都应是研究舆论沉默现象时最关注的目标，舆论学探讨什么议题会沉默，从而对传播做出指导，而历史学探讨什么议题开始沉默，从而可以从社会关注的变化，透视其社会历史的变迁。
提到舆论的议题，不能不提及舆论学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那就是“议题设置理论”（agenda setting），也有研究者称之为“议程设置理论”。
议题设置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众媒介具有议题设置功能，其重视与不断强调的议题，会影响或改变人们对议题重要性的判断。大众媒介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比如反复报道、显着标题、黄金时段、头版头条等，将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强加给它的受众，并潜移默化地使“媒体的选择”变成人们心目中的选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媒介议题设置的影响，从而按照媒体的设定建构自己脑海中对世界的形象。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关于报业威力的一段名言，被反复引证用以比喻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
1972年，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发表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这是议题设置理论的第一项系统成果，麦库姆斯和肖也被誉为议题设置理论的创始人。
但“议题设置理论”的理论先驱更早应该追溯到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李普曼认为由于现实环境过于庞杂和短暂，人们在驾驭它之前不得不用简单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这个被重构的虚拟的环境正是联结人们与现实环境的中介。报纸的作用正是给我们提供“外部世界”的观点以便形成“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而这些图像被人们误以为是生活中的世界，人们根据这样的图像而真实地行动并产生真实的结果。李普曼对媒介的一句经典名言传诵至今——“它（媒介）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
“探照灯”的比喻告诉人们，媒体可以将它自己对世界的关注变成我们对世界的关注，它照亮哪里，我们的目光就追随到哪里。舆论议题就是舆论关注的所在。议题设置理论在引起巨大反响的同时，也不断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修正。一个最重要的修正，就是人们发现媒体不仅可以将其报导的主体（subject）之显着性移植到民众的脑海中，还可以将主体属性（attributes）的显着性移植到民众的脑海中。由此，麦库姆斯和肖在1993年将自己的原先的理论修正道：“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
其实，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不仅有两个层次，还有第三个层次。媒体不仅可以通过议题设置，影响甚至改变人们关注的对象（主体）、关注的角度（主体属性），还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人们关注的指向（主体及其属性与其他事物的联结）。媒体的议题设置可以使人们从关注的主体及其属性中跳出来，将关注指向其他与主体及其属性可能事实相关也可能毫无相关的其他方面。本研究将重点考察台湾舆论的议题设置怎样把议题指向台湾的政治文化。
媒介的议题设置理论最大的局限就在于它把该理论限制在媒介。固然，媒介是现代社会中最活跃的舆论主体，但事实上舆论的议题不仅有大众媒介在设置，还有其他包括各种利益与压力集团以及意见领袖在内的舆论主体在操纵。
“议题设置”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打开了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从而使舆论研究有了更集中的研究主题与更广泛的研究领域。由议题出发，在回答“谁在设置议题”、“怎样设置议题”、“议题是否有效”等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议题设置理论不止事关媒介自身的议程作业，而且涉及对媒介的使用和理解、受众的接受与反馈、社会的控制与反弹、文化的选择与重构等一系列问题。议题设置将媒介、受众、利益集团、社会、文化、心理等所有内容都联结在“议题”这个交集点上，从而构成媒体与媒体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媒体与受众之间、媒体与利益集团之间、媒体与政治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这样几乎无穷的关系组合。换言之，社会上任何关系组合都有可能在议题设置上找到其关系的联结点，从而可以形成无穷的假设，可能在无限的变量中进行对比研究、交叉研究、历史研究、综合研究等一系列研究。小到一次选举中的候选人的议题比较或一个事件的媒介的议题比较，大到对一个社会长时段的议题分析，都可以进行或理论或实证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可以把各学科的方法比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方法结合其中，而且可以超越媒介研究本身，比如“政党的议题设置”，就已经属于政治学领域，“社会的议题选择”就属于社会学范畴，“议题的心理投射”就是心理学的天下。议题设置理论不仅是媒介研究的一次自觉，而且被各门学科广泛地接受，并将研究领域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不仅为舆论研究，而且为一切与舆论相关的研究开掘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和无穷发展的源泉（比如同一个媒介同一个议题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可能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议题研究的论文层出不穷，而且常见常新的原因。
由此，议题设置理论应该从“媒体的议题设置理论”解放出来，成为“所有舆论主体的议题设置理论”，任何可以制造、参与、影响或改变舆论议题的舆论主体，包括但不限于政党、政府、组织、个人，都可能像大众媒介一样，具有议题的设置功能，它们的行为都可以得到议题设置理论的指导或解释，并成为议题设置理论的研究对象与适应范围。这种扩大了的议题设置理论，使本研究可以从台湾的政治文化，来考察其对台湾舆论议题的设置影响。
前面我们不断提到政治文化的概念，现在轮到对政治文化进行定义。
政治文化这个概念，首先是在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一词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此后，这个概念很快取代了传统政治学中常见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国民性格”等意义相近、但难以用实证性方法予以研究的术语，成为西方政治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路辛·派伊（Lucian Pye）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存在的一个主观的政治领域，它给予政体以定义，给予制度以纪律，给予个人行为以社会关联。美国的杰克·普拉诺（Jack C.Plano）在其所着的《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则把政治文化解释为“每一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得来的关于政府和行为模式的聚集”。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倾向将政治文化从主观领域延展到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物质性”层面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将政治文化定义为“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尽管对政治文化定义非常多，但还是阿尔蒙德（Almond，G.A.）的定义最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阿尔蒙德在其代表作《公民文化》中指出：“政治文化”一词中所包含的文化概念与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之中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有差别，“我们仅仅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对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属于心理层次的政治取向。“它包括：（1）认知取向，指的是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的执行者以及政治制度的输入输出的知识和信仰；（2）情感取向，或者说是对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执行者及执行的情感；（3）评价取向，指的是凭借信息和情感对典型地包含价值标准和尺度的结合的政治目标所作的判断和评价。”1986年，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本书采用阿尔蒙德的定义，即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属于主观心理层面，包含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等三大元素。所谓政治认知，属于政治的认识论范畴，指的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所谓政治情感属于政治心理范畴，指的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人们在政治活动过程中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各种政治客体所产生的好恶感、爱憎感、美丑感、亲疏感等心理反应的统称。政治评价，也称“政治价值取向”，属于政治的价值论范畴，指的是政治主体理性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以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为表现形式，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政治道德规范在内的价值观念体系。
政治文化具有如下特点：一、主观性，政治文化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二、内在性，政治文化渗透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政治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三、稳定性，政治文化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四、延续性，政治文化通过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得以传播和沿袭，使一国文化有可能代代相传，也使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呈现出长期的差异性。这与舆论的公开性、表面性、动态性、一时性恰成对照。绝大多数对政治文化定义的解读，都把舆论排除在外，这也就是为什么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会忽视舆论现象研究的一个原因。但舆论的上述四个特点恰恰可以和政治文化的上述四个特性形成表里相映和长短互补的紧密联系。特别是从历史阶段来看，舆论往往成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表现形态，有些学者干脆把舆论划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代表人物是派伊，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予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为论述方便，本书不采用此定义，但派伊将舆论与政治文化紧密相连的观点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