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理论最成功的实践是在比较政治领域的运用。阿尔蒙德和维巴（S· Verba）在其《公民文化》一书中将政治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区域型（parochial）的政治文化、服从型（subject）的政治文化与参与型（participant）的政治文化。所谓区域型（parochial）的政治文化是指该地区本身还没有发育成成熟的政治共同体，缺少专门的政治角色的分化，社会成员没有独立于他们地域性的宗教和社会取向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体系的整体以及体系内的权威、制度和规范等，社会成员没有或缺乏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更谈不上对体系内的决策及决策的实施施加影响。所谓服从型（subject）的政治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成员对政治体系中的角色、结构、权威、规范以及自己在政治体系输出方面的责任等有较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而对于政治体系输入方面的取向以及社会成员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自我取向却非常低。政治体系的成员与体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服从关系，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一般存在于中央集权型的政治体系中。所谓参与型（participant）的政治文化是指公民对政治投以关注，并且认为大众参与可予期待且有效用，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作为整体以及体系的输入方面和输出方面都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作为政治体系成员的权利、能力、责任及政治行为的效能具有积极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一般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使公民抱有不过分的参与热情，对合法的权威亦有充分的尊重。但是，任何社会都不会只有单一类型的政治文化，而是诸种政治文化的结合。
阿尔蒙德和维巴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并不具有普适意义。事实上不同的政治体系、同一政治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同一政治体系的不同阶段，其政治文化都有不同的特点。本研究将借鉴政治文化的分类理论，针对台湾政治体系的特点，通过研究台湾政治文化的不同变量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台湾政治文化的转型。
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分类理论令人瞩目地采用了“输入”和“输出”的概念。所谓政治体系的“输出方面”是政治系统理论中的概念，它指的是政治系统中公共政策的贯彻和实施；而政治体系的“输入方面”与“输出方面”相对，指的是从社会向政治体系流动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向官方政策的转化。阿尔蒙德概念用“输入”、“输出”和“转换”将政治过程划分为政治体系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三个阶段，环境是三个阶段的起点，也是终点。本研究将借鉴“输入”、“输出”和“转换”这三个概念，用以分析政治文化与舆论的互动过程，并根据台湾政治文化在“输入”、“输出”和“转换”过程中内容与结构的变化，总结台湾政治文化不同时期的特点。
阿尔蒙德不仅是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者和比较政治学的开拓者，也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领军人物。行为主义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注重动态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与政治过程的研究；一个是注重静态的政治制度、政治文献和政治形式的研究。
在行为主义政治学之后，贝蒂（Bertrand·Badie）以当代“解释人类学派”的创始人格尔兹（Clifford·Geertz）的文化的符号学定义为基础，结合历史和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提出了政治文化的符号学研究理论。该理论试图通过文化符号诠释各个政治体系的独特性，探究既具有控制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变动的功能，同时又由一个社会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代码（cultural code）。这种“文化代码”成为研究一个社会的社会对象（如权力、共同体、法、规范等的独特意义和取向）的一把钥匙，使研究者可以解释一个政治体系的独特性和政治变动的特征。该理论把文化看成一个社会的成员们所熟知的、使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意义体系。而文化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因此对文化的研究需要历史的方法。但是，作为表现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的“文化代码”具有基本不变的特性，因此，通过历史的方法，可以区分出可变的和不变的部分。
政治文化的符号学理论启示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政治文化看作是不同的意义体系，在这个意义体系中，有其社会历史所形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代码，这种代码像语法一样控制着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变动的功能，找到这种政治文化代码，我们就可以找到解读这个社会政治文化的钥匙。这种政治文化代码就储存和附丽于一个个政治文化的符号当中，一个个政治文化符号构成的符号体系就是政治文化的意义体系，政治文化通过一个个符号表现出来，人们也通过一个个政治文化符号进行沟通和传承。因此研究政治文化符号可以发现储存和附丽其中的政治文化代码，而发现了政治文化的代码，就可以找到解读政治文化历史变化的钥匙，而政治文化又是解读政治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历史现象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从这一连串“钥匙的钥匙”的关系链条上，找到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
本书采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符号的定义。索绪尔认为符号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某种东西，它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能指”是指人们感官可以感知到的部分，如文字的字体、语言、图像等，“所指”是指符号所包含的内容和概念。
“政治文化符号”是笔者提出的新概念，没有现成的定义可选择，笔者的定义是：政治文化符号是政治文化的象征形式，它同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具有一般符号的所有特点，是符号家族的一种特殊符号，其特殊性在于其“所指”总是指向政治文化，因此，它是政治文化的指称物或政治文化的形式。
按此定义，舆论议题可以转换为政治文化的一种符号。我们可以从台湾舆论议题的演变入手，解读台湾政治文化的变迁，并借鉴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将索绪尔的关于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历时和共时、结构和功能（符号系统）等理论，运用到本研究中。
至此，笔者已将本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所借鉴的重要理论全部予以界定和说明。接下来，将陈述本研究的思路和框架。
第四节思路与框架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从台湾舆论议题入手，解读台湾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并通过考察台湾舆论议题与政治文化互动关系的变化发展，来揭示舆论与政治文化互动框架的一般模式。
台湾舆论议题是本书的直接研究对象。从光复以来，台湾舆论议题难以计数。仅以《联合报》为例，其创刊至今，保持每天至少一篇社论的惯例，以一篇社论仅讨论一个议题为保守估计，50余年来，仅《联合报》社论设置或参与的舆论议题即有二万余条。如果加上《联合报》其他版面的评论（如有《联合报》小社论之称的“黑白集”），其他报纸的社论、评论，其他媒体（广播、电视、网络）的议题，以及由非媒体提出的议题，抛去其重复部分，光复以来台湾舆论议题的数量堪称天文数字。仍以《联合报》为例，如果仅将《联合报》涉及的舆论议题罗列出来，字数也将百万字以上。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台湾舆论议题，本书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分类。如果我们被台湾舆论每一个具体的舆论议题牵着鼻子走，我们的研究很容易陷入“最变幻无常和最具欺骗性”的旋涡。固然，对某一个具体的舆论议题的细致研究并非没有价值，作为样本的解剖同样有助于发现一般的舆论规律，但是如果我们从更长的时段对舆论议题进行考察，将会发现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的舆论现象及其变化。自从1958年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写了有关“长时段”的着名论文，越来越多的史学研究者认识到：“历史的发展时快时慢，但推动历史的内在力量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借鉴历史的长时段理论，将台湾舆论议题放在60余年的时间里考察，我们发现有两类议题：一类议题生命期限非常短暂，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即使有的议题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甚至持续数月之久，但是此后就销声匿迹，不再被人提起；另一类议题其生命期限却非常长，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久不衰，不断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甚至经过半个多世纪仍历久弥新，好像慢性关节炎一样，一到合适的气候条件，就反复发作，不断提示人们它的存在。
所谓舆论议题的生命期，指的是舆论议题被持续关注或反复关注的时长。一个议题看似在某个阶段其关注消失，可是它在下个阶段又被关注，说明这个议题在此前并没有走到生命终结，只不过是生命的蛰伏。虽然舆论的议题千差万别，但我们发现前述两类议题却各有其共同的特点。
生命期短的第一类议题绝大部分属于诉求型议题，诉求性舆论议题一般源于某个事件或一个问题，由此产生明确的中短期舆论诉求，随着事件的解决或问题的消失，舆论的议题也就不复存在，舆论的活动也由此终结。
而生命期长的第二类议题绝大部分属于认同性议题。认同性舆论议题，一般源于情感、观念和价值的分歧，它只有在人们的情感、观念和价值上得到统一或者这种情感、观念和价值不再值得人们关注，它才会终止和消失。它不一定要有明确的舆论诉求，其舆论的爆发主要源于认同的歧异。它可能有确切的诱因，比如拆蒋介石像；它也可能有明确的诉求，比如让陈水扁当选；但是舆论产生的基础还是源于人们在认知上的难以统一、在情绪上的不能共鸣以及在评价上的无法一致。由于人们在认知上的分歧、在情感上的鸿沟以及在评价上的对立，往往无法在一时一地予以短平快地消解，甚至可能在少数人的操弄下，或者在偶然事件的催化下越积越深，越演越烈，使人们在认知上更加南辕北辙，在情感上更添新仇旧恨，在评价上更会针锋相对。认知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和评价问题，无法像前一类议题用诉求的满足和时过境迁来短时间解决。比如，拆了蒋介石的像，“拥蒋派”会心甘情愿，而“倒蒋派”会就此罢休吗？再比如，陈水扁当选，泛绿就会偃旗息鼓，撕裂族群的议题就不会再出现吗？显然，认同的歧异，如同历史难以愈合的伤口，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隐隐作痛，而它的每一次发作，往往都是揭开伤疤并撒上盐，为下一次发作埋下伏笔。
第一类议题不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它可能是其他台湾研究领域，比如台湾社会生活史的良好素材。它尽管同样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从中可以找到许多有趣或有益的结论，但对本研究（仅仅对本研究）来说，它不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素材。尽管我们承认它在一时一地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能进报纸的社论，如果不是一时之选，至少也是一天之选，可如果将之置于60年的历史框架下，它对历史的影响力就微不足道了。这些多如牛毛却又如过眼云烟的议题是本研究急于撇开的对象，因为只有不被这些纷乱的旁枝错节所迷惑与干扰，我们才能静下心来，把握60年来一直在台湾舆论中频频出现的议题，这是些60年来一直活着而且传下来的议题，这是些60年来一直在左右台湾社会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