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陈星
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互动路径及模式一直是两岸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两岸关系中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互动模式直接影响到台海局势的发展方向及国家统一大业的实现路径选择。目前两岸经济关系已经随着和平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越来越紧密，但是政治关系却仍没有走出有限对抗的阴影，台湾民众和各个政治势力对两岸政治关系的认知分歧严重，两岸的政治互信依然脆弱，两岸就政治议题方面的协商也一直迟迟无法展开。可以看出，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政治关系有较大影响，但是与政治关系发展并非简单线性相关的关系。本文拟从政治体系间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逻辑及其相互影响特征的视角出发，对两岸关系中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互动模式进行简单分析。
两岸关系中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不同逻辑
两岸关系中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分别具有不同的运行逻辑，这种不同的逻辑是这两种关系之间不时呈现出张力的根本原因。一般而言，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无论在追求目标、实现路径还是受制约因素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不同，这些差异使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在绝大多数的时间点上都无法保持同步推进，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这种内在的紧张长期存在，并且交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不同政治体系之间整体关系变迁的基本内容。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扩张主要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支配下完成的，在有可能的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会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求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是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基本推动力。马克思早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以宏大理论的视角探讨经济关系的产生根源，概括性地描述出了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以及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经济关系发生及发展的基本路径。优化资源配置以获取利益的冲动一旦在适宜的情境下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以巨大的力量推动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加强，这也构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逻辑起点。以作为经济学理论分支的投资理论为例，一般投资理论主要从企业投资动机和目的探讨资本流动的行为，以区位角度分析企业投资的合理性，阐明企业的生产技术以及无形资产的流动方式和特点，从厂商优势、内部化交易等方面讨论投资的经济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上述经济规律表现得更加明显，资本往往跨越国家、地区和族群的界限，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
经济关系的这种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发展的一般性逻辑，即以资本优化配置为中心的逐利冲动要冲破一切的阻碍因素，不断冲破政治界限和政治障碍，使世界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实证中，各地无论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多大，对于经济交流与交往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都希望在经济交流与交往中发展自己的经济，形成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也意味着经济的发展相对政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一旦寻得机会，经济就会自发地发展起来，最终形成比较强的经济联系。
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与上述经济关系发展规律若合符节。大陆学者唐永红认为，两岸经济关系是两岸经济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不断调整参与全球化方式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两岸政治经济博奕与不断调整两岸经贸政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深受两岸政治关系约束的两岸经济关系有着强大的发展动力支持。两岸经济关系的建立是在政治关系松动情况下经济发展规律产生作用的自然结果，随着大陆两岸政策的调整，台湾岛内的投资冲破台湾当局的限制，通过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渠道涌入大陆，形成了投资大陆的热潮。而随着两岸经济关系的不断紧密，台商投资大陆不断从广度和深度两个面向上向前推进，两岸经济关系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结构也不断调整并变得越来越复杂，双方合作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两岸政治关系却是另外一种发展逻辑。大陆学者王沪宁认为，政治及政治活动的逻辑有其不同于其他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在进行任何政治分析时应当抓住三个基本变量：一是经济活动，一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问题与一定的经济与经济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受后者的制约；二是政治体系的活动。政治体系是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焦点；三是阶级集团的活动，政治体现一定的阶级关系是政治自身的逻辑，但是政治体现阶级关系并不一定是说政治体现的是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关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主要着眼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构的抽象层面而言，也强调了在微观层面上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有比较基础性的影响。在考虑到经济关系的基础性影响前提下，政治关系的一般逻辑是沿着政治系统的基本结构以及系统中利益集团和阶层结构的分化为基线展开，相对于经济关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就两岸关系而言，在经济、文化领域，合作可以超越“国家主权”之争，因此合作、和解可以成为主题或主旋律。但在政治领域则不然，政治议题中最核心的是国家政权问题，双方的“政治定位”中已经蕴含了在“国家主权”上的对抗性，除非统一，否则双方都无法超越这种对抗性。这种对抗性特征中包含了政治体系内部利益集团、政党及民众在基本政治认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想法，这些分歧短期内无法消除，双方的政治合作也无法像经济合作那样实现直线式的发展。
如果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经济关系发展的逻辑链条比较简单与直接，从一般性的情形来说，经济关系发展的直接指向就是经济利益的获取，这是经济关系建立的基本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联系的基本样态。但是政治关系的发展路径却复杂得多。从驱动力上来说不同政治体系之间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当然可以说是受政治利益的驱动，但是政治利益的概念定义却远比经济利益的定义复杂。从层次上说，精英个人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系统整体的政治利益显然并不一定重合，在通常的情况下，政治系统的结构会对精英的决策取向产生根本性影响，所以学界在讨论政治关系时往往将焦点集中在体系的层次而非个人的层次上。
大致而言，在分析政治关系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层次上展开：一是个人层次。这是最为基础的层次，诸如马英九和陈水扁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差别，构成了他们当政时两岸关系发展样态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利益集团层次。利益集团是当代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生态的重要层面，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集团结构的分化会对政治关系建构和发展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三是体系层面。政治体系在更大的结构当中的位置以及发展的历史，是政治关系发展走向的重大影响因素，两岸关系就是在内战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境下展开政治关系的重新建构，历史遗留问题即是两岸政治关系的起点，同时自然会产生重大的约束。四是意识形态层次。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关系和短期的政治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意识形态结构对政治关系的建构产生的影响是持久的。在两岸和平发展推进到今天这个地步，在台湾受“台独”意识形态影响的民众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建立仍抱持反对的立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看出，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只是局部的，政治关系的发展有着与经济关系发展不同的逻辑。
此外，政治关系的产生与发展与政治体系的互动的模式和过程有关，在互动中政治互信或者得到加强，或者受到损害，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关系样态，即有敌对、友好与合作等不同的政治关系存在。从上述意义上说，政治关系在实现路径上受到的影响因素具有比经济关系表现为多元性和复杂性，这是两者具有不同的运行逻辑使然。对于两岸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互动来说，这种运行逻辑的不同形成了二者内在的张力，也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背离成为可能。
两岸政经关系互动的特殊语境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这是两岸目前政治定位的一个重要法理基础，也是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展开的逻辑起点，并构成了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互动的特殊语境。易言之，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与变迁其实是两岸在内战遗留下来的历史和法理框架中寻求互动模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岸政治模式最起码有两个方面的意涵，一是两岸政治定位到底如何的问题，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讨论两岸政治关系，这方面的讨论更加注重于法理层面的探讨。二是两岸在政治上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两岸政治协商，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两岸的法律定位和政治定位进行重构，进而解决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语境，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一般政治体系之间政治关系的差别极大，两岸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互动模式也与一般性的个案有较大差别。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关系往往指在国际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之间或其他政治体系之间在协调与控制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过程中形成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以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全局利益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活动为基础。这种情况下的政治关系相对简单，但是两岸情况的复杂性在于历史遗留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双方正是在政治对立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摸索互动的模式与路径。
从两岸政治定位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来说，一个中国原则都是两岸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基础。由于两岸政治关系现状来源于国共内战，虽然1979年以后双方已经离战争的硝烟越来越远，但是两岸并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两岸的政治定位和法律问题，故而从法律上说两岸依然处于内战状态。这种情况下的两岸关系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政府继承尚未完成的状态。“两岸政治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国家层面、政府权力能力层面、政府行为能力层面”。“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权利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而尚未完成行为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在这种政府继承问题解决之前，两岸政治关系都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对两岸的经济关系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