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台湾研究会，周丽华
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具有不同内容和本质属性。一般来说，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促进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而经济关系的密切和深化又能进一步增强和巩固政治关系的基础，促进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然而，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作为不同维度下的两岸关系具体形态，由于其各自的发展蕴含在两岸关系曲折前行的进程之中，受到各个时期两岸关系特性及政策思维的影响，总体呈现“政经分离”、“政冷经热”的不对称形态。本文拟通过政经关系的互动理论，剖析两岸政经关系的具体生态，厘清两岸政经关系互动的脉络主线，寻揭其演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试图描绘出其演进轨迹和延伸路线。
一、沿循与游离：政经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两岸政经互动
两岸政经关系的互动，总体上沿循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政经关系相互作用的动力路径，但亦蕴含了其本身固有的发展特性与模式，并不完全沿循政经关系理论的范式，呈现沿循与游离相互交织、不对称发展的特有轨迹和路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一经典关系理论深刻阐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唯物史观。然而，两岸关系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产物，具有独特的属性，无法完全适用原侧重于国内政治经济互动关系研究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需要一个间接转化的过程，经由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能量传递与效用波及，转换观察和研究的视角，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本文中的“国际”一词指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不特指主权国家之间）来揭示两岸政经互动理应呈现的演进轨迹和发展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学科，可以定义为“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行为主体之间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一般形式和普遍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其研究的核心为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互动形式和一般规律，力图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途径和机制作出明确而扎实的理论阐述。
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所谓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互动是指国际关系中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即政治框架制度与国际经济利益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或者说，经济增长是有其国际政治根源的，而国际行为体间政治关系的发展，亦受其国际经济格局及相互经济诉求的左右。国际（外交）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作用，致使国际政治经济相互融合，一定程度上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关系”。
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还是新兴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政治经济相互影响作用的理论架构，虽然话语体系与观察视角不尽相同，但无不描述着政经关系互动的经典路径，即政治关系可以影响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经济关系又能进一步增强和巩固政治关系的基础，促进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然而，纵观两岸政经关系的互动进程，并不完全符合上述政经关系理论中的互动规律。两岸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了“两会”的协商谈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推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大幅发展，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广泛而有深度的经济交流合作虽然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但事实上，两岸政治对话和协商尚未开启，政治互信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两岸政治关系的进程与快速发展的两岸经济关系明显不相对应。政经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两岸政经互动，虽然沿循着政经关系理论的基本规律，但也一定程度上游离理论规制的一般轨迹，呈现出两岸间特有的“政冷经热”的发展模式与运行态势，交织为理论沿循与游离共存的演进图景。
二、不对称性：两岸政经关系发展的现状
在前20年发展的基础上，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两会”恢复协商谈判，不仅实现了两岸“三通”、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还实现了两岸人员、资金以及物品等的双向往来。随着两岸间各项经济协议谈判渐次展开，尤其是2010年两岸正式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经贸交流驶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车道，经济合作制度化基本成型，实现了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与此相对应，两岸政治关系发展未能取得突破，政治议题的协商对话迟迟未能开展，政治互信基础尚待巩固，台湾执政当局对于政治关系的发展心存抗拒，两岸政治关系呈现“欲突还僵、相对滞后”的境况。
（一）经济交流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继2010年正式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之后，2011年1月，两岸在“两会”框架下成立了“经济合作委员会”，专门负责ECFA签署后两岸经贸事务的协商，成为两岸经济合作、协商处理相关事务的重要平台；2012年8月，“两会”举行第八次高层会谈，签署了《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与《海峡两岸海关合作协议》，这两项协议的签署标志着ECFA后续协商取得重大进展，消除了两岸投资管道障碍，为两岸货物进出、物流管道的畅通提供了保障；此后，两岸又签署了《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2012年底，两岸指定的中国银行台北分行与台湾银行上海分行已正式启动办理人民币清算业务，两岸资金往来更加快捷便利。此外，两岸在互设办事处方面也取得进展，2012年11月，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台旅会）上海办事处正式设立，12月，台湾外贸协会相继在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如今，“两会”互设办事机构已提上议事日程，台湾“行政院”通过了“大陆地区处理两岸人民往来事务机构在台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条例草案”，随着两岸经济交流中各项协议的签署和落实以及相关办事机构的成立，经济交流机制化、制度化建设更加完善，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两岸贸易额快速增长
从总量上看，二十一世纪以来，两岸经贸联系日趋紧密，贸易额逐年增长。2012年两岸经贸总额达1689.6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29.55%，其中台湾出口大陆1321.8亿美元，占同年台湾出口总额的42.90%。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地、第一大顺差来源地、第一大出口地及第二大进口地，经贸关系极为紧密，而且两岸合作的领域和层次正在不断拓展，涵盖了经贸、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诸多领域。
3.陆资赴台，实现双向投资
长期以来，两岸投资呈现单向模式，即台湾资本可以来大陆，而大陆资本入岛却受到限制。2009年4月，在两会领导人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双方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达成共识，台“行政院”随后核定“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及“大陆地区之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许可办法”，并于6月30日公布实施。此后，台湾依据“先紧后松、循序渐进、先有成果、再行扩大”的原则，以“正面表列”方式分阶段开放大陆资本。历经3次修正后，已累计开放陆资投资项目408项，其中制造业204项，开放比例为96.68%；服务业161项，开放比例为50.95%；公共建设43项，开放比例达51.19%。与此同时，台湾还放宽了两岸货品贸易的限制，持续增加开放大陆产品进口种类并大幅减少对大陆出口产品的限制。据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今年4月公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开放陆资以来，台湾已累计核准371件陆资投资案，核准投（增）资金额6.42712亿美元。仅2012年，核准陆资赴台投资件数为138件，比上年增加35.29%；投（增）资金额共计3.28067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50.11%，投资金额涨幅巨大。陆资赴台投资标志着过去单向投资的模式已被突破，实现了真正的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二）政治关系停滞不前，无法适应两岸经济关系发展
1.国共高层交流密切、形成机制
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探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达成共识，是两岸政治关系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2005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邀请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胡连会”打破了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坚冰，两党领导人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达成“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一致意见，这是两岸首次就政治层面的话题达成共识。“胡连会”开启了两党领导人高层交流的范式。此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等多次访问大陆，国共论坛、博鳌论坛上多次举行了“胡连会”、“胡萧会”、“胡吴会”。今年2月，习近平以总书记身份邀请并会晤了荣誉主席连战，“习连会”象征了国共高层定期交流机制的传承与延续。两党高层往来密切，交流顺畅，为进一步累积政治互信，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强烈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连战、吴伯雄等在大陆发表了积极思考和促进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谈话，引起了巨大反响，但有关讲话，特别是连战最近所提“一个中国、两岸和平、互利融合、振兴中华”十六宇原则，被马当局相关单位澄清，所谈内容并未得到马英九的授权，只代表个人，国共党际交流在两岸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在台湾被人为地降低，连战、吴伯雄等人的努力也被冲淡了。
2.马英九当局婉拒两岸政治对话
马英九上任后秉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谈判策略，与大陆展开经济社会层面的协商谈判。他曾公开表示：改善两岸关系必须分阶段推进，在两岸经贸领域实现正常化、解决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后，才能谈签署和平协议。他在执政周年接受台湾中视记者专访时指出：“要谈的议题优先顺序非常清楚，三原则就是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政治议题在经济性议题谈判时尽量不要触碰，以免造成困扰”。对于马英九当局的态度和策略，大陆予以充分的理解。大陆认为，两岸政治关系涉及两岸政治定位，既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两岸关系演进产生的问题，纷繁复杂，属于深层次、难解决的问题，需要双方累积相当的互信，需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找寻破解之道。而且国民党重新执政，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才能稳固政治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国民党上台后的四年，两岸才能签署15项协议。2012年，马英九再次当选，各界对马英九没有连任压力的情况下开启两岸政治对话充满期待，但马英九依然婉拒，一再表示经济是发展两岸关系的优先议题，两岸政治谈判的议题时机并不成熟。近期，他在接受《中国时报》强调：两岸现阶段仍有互设机构等更迫切的事，且台湾与对岸的政治对话时机仍不成熟，过去五年经验证明两岸可以和平稳定地发展下去，若要在政治上做什么，台湾的时机没有成熟，虽然外界有许多人一再表示两岸应进行政治对话，但没有人真正说清楚具体该谈什么，既然大家没有一致的意见，“那又何必急”？
3.两岸结束敌对状态、签订和平协议障碍重重
2011年10月17日，马英九在“黄金十年”记者会上公开表示，在“民意支持、国家需要、国会监督”的前提下，未来10年中“审慎斟酌洽签两岸和平协议”，在“大选”的关键时刻抛出如此敏感的政治议题，引发岛内震撼和各界高度关注，遭到民进党的猛烈攻击。马英九原想借此协议扩大两岸“和平红利”效应、主导两岸议题话语权，反被民进党诠释成“进入了统一进程、确定了急统时间表”，影响了民意支持度。三天之后，马英九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对三前提做出进一步解释：“民意支持”与“国会监督”指不排除民调、“立法院”决议或“公民投票”，“若公投没有过，就不会签和平协议”。马英九“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说辞虽然唤回部分深蓝民众的投票热情，凝聚了基本盘，但所提三条件十分苛刻，附加“公民投票”更是抬高了门槛，为两岸和平协议设置了人为障碍，也为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带来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