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研究室，高鹏
一、“一中框架”新论述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框架”是在“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论述。这个词汇首次跃然纸面是在1993年8月大陆第一份对台政策白皮书《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上，当时主要是针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家的立场要求而言，并没有应用到对台政策论述之中。“一中框架”落实到对台政策论述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那就是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发展获得了难得的突破期与机遇期。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动能日趋强劲，为配合两岸形势发展需要，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12·31”重要讲话开始提出“一个中国框架”的概念，后来逐渐被广泛写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台讲话文稿以及对台政策文本之中。
2012年7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词中提出“一个中国框架的核心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从各自现行规定出发，确定这一客观事实，形成共同认知，就确立、维护和巩固了一个中国框架”。“两岸一国”的说法立即引起岛内热议与猜测。实际上，一个具有丰富政治内涵的词汇不应简单以宇面的意思解读。大陆对台政策始终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两岸一中”与“两岸一国”没有太大区别。贾的讲话重要的是释出善意，强调的是“两岸从各自现行规定出发”，确认的是“两岸同属一中，不是国与国关系”的事实，推动的是形成“一中框架”的共同认知。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这是中共首次将“一中框架”写入党的正式文件，再一次重申阐述“立场”问题，务实和包容地再次强调“求同存异”，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2013年6月13日“习吴会”，国民党方面首次公开正面回应“一个中国框架”。吴伯雄表示，“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主张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架构定位两岸关系，而非国与国的关系”、“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从民族认同讲，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增强民族认同，祖先无从选择”。
从国共双方对此问题的互动上看，2008年至2013年是“一中框架”新论述经历概念提出、互动、各自解读，到形成一定程度初步共同认知的阶段。尤其是2013年4月马英九在汪辜会谈2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新三不”，强调“不推动两个中国、一边一国、台湾独立”，与“旧三不”（“不统、不独、不武”）相比较，对于深化互信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产生积极正面影响。虽然仍然是从负面表述，但是值得高度肯定和鼓励。随后，“习吴会”上吴伯雄的讲话是经过授权的，不用过分计较是“框架”还是“架构”，关键是其首次正面表述和回应“一个中国”。
二、“一中框架”新论述具有启发性，有丰富的含义
“一中原则”、“一国两制”、“九二共识”、“一中框架”，是大陆在不同时期因应两岸关系发展形势提出的处理两岸关系的指导性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特征与对台政策运用上的功能性特点。
对于“一中原则”与“一中框架”两者的区别，大陆学者有比较深刻的论述。“一中原则”是反对“台独”和国际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产物，偏重于单方面主观认知，更强调政治的内涵。从宇面来讲，“一中框架”中的“一中”指的是“一个中国”，“框架”指的是事物的组织和结构。从内涵来讲，“一中框架”是在“一个中国”基础上形成的客观存在的东西，是指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面的宽范畴概念，比“一个中国”的内涵更加宽泛，更具有包容性。
“一中原则”突出的是原则性立场，是对“国家统一”无论过去时、现在时还是未来时的强制性表述，某种含义上也是对“国家主权”唯一性的要求，对于涉及“两岸处于国家尚未统一阶段”的特殊性、两岸“一中”政治涵义上的差异性等方面的阐述空间较窄。
“一国两制”突出的是“国家统一”后的政治安排，因在岛内被长期污名化，民众对此颇有疑虑，而无法获得岛内多数民众认同。在岛内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一国两制”的理论生命力受到多方面冲击。
“九二共识”突出的是两岸事务性、功能性协商所必备的政治互信基础。“九二共识”产生有其特殊背景，“不探讨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是未来两岸步入政治对话阶段的桎梏。在两岸分离、岛内特殊政治生态下，即使是“一中各表”等相对软性的说法也有被发展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隐忧。
“一中框架”不是要取代“一中原则”，而是大陆基于战略层面考虑，由“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而来的自然延伸，是为落实“一中原则”而产生的具有鲜明时代意义的相对具体的新论述。“一中框架”是从抽象的原则性概念落实到具体论述的理论创新，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中框架”跟“一国两制”并不矛盾，侧重的是其灵活性、发展性、务实性和可操作性。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并不接受，将其中的制度安排、政治争议先搁置起来，两岸可以一种更加灵活弹性的办法处理现实问题，其可操作性和想象空间将大幅增加。
“一中框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阶段性的政治思考。相对于原则性问题所具有的永久性来说，“一中框架”是一种中程性的政策阐述，虽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提，但是也有其功能性阶段任务的特点，“国家复归统一”的目标和立场是不会动摇的。
“一中框架”讲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根据两岸各自的现行规定”，并要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一个中国的框架”。这表明，大陆对台政策的整体思路从现实性的指导思想向建构性的指导思想转变。承认客观上存在的事实，是务实解决台湾民众所关切问题的前提，是大陆追求国家统一模式上的思维突破。
三、“一中框架”的积极影响和面临的挑战
“一中框架”的核心不仅强调“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中”、“两岸一中”的法理联结，更主要的是考虑到了“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分歧和固有矛盾及“两岸各自现行规定”的现实。这对于凝聚“两岸同属一中”的共同认知，凝聚“两岸一家人”的观念，塑造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理念，增强两岸政治互信，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一步压缩“台独”和“两国论”的生存空间，加大民进党务实调整两岸政策的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合情合理安排两岸政治关系提供理论支撑。
“一中框架”论述从首次提出到成为清晰的中央对台政策，经历了4年时间，未来也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可以说，“一中框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成为两岸寻求共识、建构新型连接关系的平台。当然，在“一中框架”的理论形成与实践过程中，也必须考虑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两岸的固有矛盾分歧、岛内的民意、民进党的反弹及美国的阻碍。需关注的因素有：
一是国共两党仅在“一中框架”上形成初步的共同认知。
“一中框架”还处于国共两党的初步共识阶段，既没有完全形成国共两党制度化的共识，也没有形成两岸共识。两岸在“一中”内涵上的固有分歧、在统一前途指向上的重大差别都相去甚远。国民党的“一中架构”仍然以“中华民国宪法”为根本，以维持两岸现状为目的。“一中框架”收缩了台湾方面“各表”的空间，压缩了国民党在“九二共识”问题上的利己解释空间，国民党及其泛蓝群众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适应性的问题。甚至，如果有选举压力，国民党极有可能在此问题上着力于“求异”，这将令两岸建立政治互信成为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二是民进党大陆政策难以根本改变。
2012年“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但是内容空泛，大陆政策是其败选的重要原因。败选之后，民进党面临大陆政策调整的压力，其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切断两岸关系。另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建立，“台独”空间越来越窄。面对现实，民进党只能继续两岸关系发展，对其大陆政策进行调整。但是，民进党会考虑绿营基本盘选票的得失，两岸政策难以根本改变。
民进党内部苏系、谢系、游系、“台独基本教义派”、党内青壮派开始争夺民进党两岸政策走向的主导权，尤其是谢系与大陆频繁接触交流，直接威胁党主席苏贞昌的大陆政策掌控力。这实际上是民进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其结果要在2014年地方选举后才能清晰。民进党需要在2016年“大选”前找到替代“九二共识”的新论述，新的大陆政策不能等同“九二共识”，在蓝绿矛盾是岛内政治生态主流的环境下，也必须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有比较明显的差异，这就促使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也必须与“一中框架”保持相当距离。
三是台湾民众有伤害台湾主体性的疑虑。
从政治社会化角度来看，自李扁时代，“两国论”、“一边一国”的“台独”主张令台湾的主流思想“去中国化”十分严重，直至今天，“台独”意识不但没有彻底消除，相反却有增无减，民粹政治、极端主义、分离主张仍然盛行，这导致岛内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的状态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从岛内民众的生活经验来看，“中华民国”无处不在，“中华民国”内化成“台湾”这个概念越来越深入。无论是民众的直接表达还是各媒体民调，都显示多数民众不希望“一中”影响台湾的主体性。甚至在绿营势力的操弄下，部分民众把大陆对台优惠政策理解为经济统战，把两岸日益扩大的交流交往视为洪水猛兽，任何在国际上有所谓矮化台湾的事件都会挑动民众心中敏感的“主权”神经。
四、仍需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中框架”论述对于新形势下的大陆对台工作，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建构，是具有十分智慧的思考。“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坚持的基本立场，“一个中国框架”有包容性，有广泛空间，体现和丰富“一中原则”，把台湾方面置于“一个中国”论述里面来，可以根据对台工作需要，宽窄把握，这样就扩大了两岸共识。但是，另一方面，“一中框架”的理论形成与实践也是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促进两岸在“一中框架”上形成更清晰的共同认知任重道远。
在理论建构方面，形成国家尚未统一阶段的“一中框架”理论体系需要学术界先行，突破传统的国家理论，加强理论创新，特别是“两岸特殊关系”的政治定位、“两岸政府治权、代表权”、台湾的国际空间如何务实体现需要深入研究。在法制层面，不仅仅需要研究“顶层设计”，还需要研究“两岸各自现行规定”如何适用，以及如何进行公权力的协调与对接以保障两岸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实践方面，随着两岸各界交往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如何在“一中框架”下积累两岸在政治互信、经济利益、文化社会共识等方面的正能量，避免两岸民众频繁接触交流中产生对于彼此的误解和心理鸿沟的扩大，都是急需学界提出思考和高见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