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知识社群的介入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鹤亭
两岸的政治分歧制约着两岸关系发展，“在目前两岸双方正式的政治商谈一时还谈不起来的情况下，可以先从民间开始对话，举办民间性质的两岸和平论坛，由两岸学者和有代表性的人士探索解决两岸政治关系、军事安全、涉外事务等方面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为今后开展两岸政治商谈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民间政治对话所涉及的对话主体、对话路径、机制及影响政策的渠道仍然是非常多元，对话主体各自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立场、利益、目标及政策取向等之间也存在相当纷繁复杂的主客观歧异。本文拟将两岸关系知识社群作为构建两岸政治对话的桥梁，因知识社群相对的科学性、客观性与中立性有助于厘清两岸政治分歧列表，分析各方的利益诉求；知识社群成员具有共同的规范性信仰和因果信念、一致的学术逻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对话的共同规则和基本共识，也能够将立场、权力、利益的干扰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知识社群所具有的共同的专业素养和政策志业能够诠释现实，并降低未来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从问题界定、议题框架、议题设定、建立共识、建议策略等方面介入两岸政治对话的过程，两岸关系知识社群可以发挥多重功能。
一、两岸政治对话的难题与焦点
首先，两岸政治对话进程中“一个中国”是前提还是“议题”，影响着对两岸关系现状普遍共识的形成。“一个中国”是两岸关系的法理事实和政治现状，政治对话必须基于事实。2008年以来，两岸事务性协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并取得丰硕成果，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两岸关系实现和平发展，正如胡锦涛所强调，“两岸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但在台湾内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仍有一定的市场。
其次，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分歧与模糊，使得其他各项政治难题的对话缺乏基点。两岸之间的诸多争议，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你是什么，我是什么，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在两岸政治定位问题没有明晰之前，探讨其他各项议题都有可能失去立足点和出发点。“九二共识”虽然就“一个中国”框架达成一致，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存在争议，而对其内涵争议的实质就是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也衍生出“中华民国政权”地位、两岸政治谈判对象及和平协议签署主体、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等系列相关难题。
第三，如何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两岸处在“各说各话”状态。尤其是大陆方面一再呼吁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建立互信机制等。然而两岸不间断的争议并不然预示着前景的乐观，两岸各方对“终止敌对状态”、“和平协议”的解读和考虑存在着各种歧异。大陆主张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适用内战终结的相关规范，程序上先确定这是“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内战将宣告结束”，进而通过协议双方共同承担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义务；台湾则认为两岸战争状态在事实上终结，程序上由两岸各自单方面宣称敌对状态终止即可，而且坚持协议前首先规范台湾的政治地位，以“对等的主体地位”来签订。
第四，台湾“国际活动空间”问题是两岸政治对话的敏感议题。自2008年以来，马英九提出“外交休兵”，两岸在国际社会恶性竞争的局面有所缓和，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仍是影响台湾民众政治心理的重要因素。这一难题虽然与两岸政治定位相关，但却包含多个层面的问题，如台湾民众的“国际活动空间”、台湾团体参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台湾参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等，可以通过两岸沟通协商、政治对话加以区别对待，对话的关键在于双方共同努力沟通协商，难点在于如何协调台湾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方式、“一个中国”代表权的统一性以及与既有国际政治规范之间的关系。
第五，两岸涉外共同事务处置是两岸政治对话中的热点和新议题。在面对共同的压力、困境或竞争者以及维护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两岸相关主体展开竞合，在推动两岸共同事务进展的同时自身也获得增益，如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曾经在西沙保卫战和南沙保卫战上的合作默契。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菲台争端等都说明了两岸合作共同维护和争取中华民族利益的迫切性，毫无疑问，两岸涉外共同事务领域的合作，将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和增长极，这应是两岸政治对话中的亟待探讨的热点与难点。
第六，两岸内政外交的有序安排及统一目标和路径的协商是两岸政治对话的隐含难题。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入，必然带来两岸政治对立的逐步结束，其表现也就是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内政外交逐渐有序化，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着两岸关系朝向和平统一的目标发展，正如“胡六点”所言，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两岸政治对话在达成一个中国原则与内涵、两岸政治定位等共识后，面向未来，一定会探讨两岸政治体系如何进一步互动的问题。
二、两岸政治对话的困境与分歧
在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大陆一再呼吁：“通过平等协商，可以逐步解决两岸关系中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但就两岸关系现状来看，两岸正式的政治协商和谈判滞碍难行，而较为宽泛而灵活的两岸政治对话之间更存在诸多分歧。
两岸政治对话的困境源自两岸政治互信仍然不足。如果两岸没有足够的政治互信与善意解读，也很难持续展开政治议题的谈判协商，当然政治互信与政治协商两者之间有一种相互影响乃至于互为因果的关系，两岸基于“九二共识”的互动，已经表明两岸可以促使这种相互关系进入一种良性循环。然而就以正式协商谈判解决两岸政治难题这一任务而言，两岸政治互信远未达到所需层次。首先是对“九二共识”中“一个中国”的意涵仍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大陆用“一个中国框架”一词取代“一个中国原则”更具包容性，但马英九“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主张在内涵上却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其次，台湾“朝野”之间、民众内部缺乏共识，对大陆存在诸多误解，这种政治生态牵制或限制了两岸政治互信的深化及政治对话的开启，民进党的两岸主张、台湾民众的“敌意”认知及对大陆善意的误读等，构成了不利的内部因素，也使得台湾当局缺乏开启两岸政治协商谈判的动力与魄力。
两岸政治对话在诸多议题上存在着诸如现状认知、目标追求、价值情感及实现路径等方面的分歧。
首先，两岸各方对两岸关系的现实认知不同。长期以来，两岸最棘手的问题便是台湾与大陆之间存在着法理事实与政治事实认知上的落差，从起点上就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以致两岸各执一端，各依其理，无法妥善地按照现行的法理和政治学学理来商讨两岸之间的关系，因而衍生出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其次，两岸对于两岸关系包括政治对话要达致的目标不同。两岸政治议题的探讨着眼于未来，存在着是走向和平统一、维持现状还是逐渐分离等最终目标追求上的分歧，还存在着是要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执政权的愿景歧异等。
第三，两岸探讨政治议题的方法论及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同。这个方面的分歧较多，包括要不要以“一个中国”为前提，是否要走“先分后统”的道路，两岸之间要不要讲求“对等”，是“先经后政”还是“只经不政”，是“一揽子”方案还是“切香肠”式处理等等。
第四，两岸在处理政治议题上的价值观念与情感倾向不同。大陆较多地考虑民族感情、爱国热情及“大一统”观念，表现为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珍惜，对分裂势力及其外国干涉力量的排斥，构成大陆人民在台湾问题上根本的思想感情；而台湾强调“台湾优先”和“主体性”，强调民主价值，也存在将“本土化”意识泛政治化，把“民主”、“民意”导向“民粹”化等问题。此外，两岸对谈判与对话中的诚意、互信、公正、对等的重视程度，两岸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歧异及政治文化结构性的差异等也会影响到两岸对政治议题的认知与目标。
面对这些难题与困境，两岸政治对话必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兼顾事实与情感，充分考虑和尊重对方的感受，平衡各方的权力、立场与利益，更需要建立起跨越两岸的议题联结，综合处理，融通两岸。
三、两岸关系知识社群介入的合理性
当代民主政治运行规则下，随着两岸交流互动的深化，非公权力的行为主体越来越影响到各自内部决策，促进了两岸合作，而且衍生出的问题也需要公权力的行为模式做出调整。但由于两岸处在政治对立状态，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面对两岸议题时，都会力有所未逮，这使得民间力量包括两岸的政党、非政府组织、产业、媒体、智库、利益团体、知识社群等具有了各自的能动空间，经由彼此的对话与合作形成在两岸间的跨界联结，对政府决策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甚至形成一种分享公权力的治理结构，进而由下至上地推动两岸正式对话协商。相对于其他民间政治对话主体仅具有代理人（agent）或行动者（actor）的单一角色，两岸关系知识社群还可以扮演问题发现者、信息提供者、利益诠释者、议程设定者、分歧仲裁者及决策建议者等多重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