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读书》这本书，曾经是面向中学生读者的一本书，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刊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本子，就是以它作为底本重新出版的。
那个时候，以开明书店和《中学生》、《学灯》、《新月》等杂志为基地，催生的很多文字和出版的书籍，现在重印，仍然是畅销的，有很大一部分，经过岁月的淘洗，已为历史证明是当然的汉文经典之作，朱光潜编着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夏丏尊、叶圣陶合着的《文章讲话》、《文话七十二讲》等，是不会有人轻视它的学术与实践价值的。这样的经典之作，自那个时代挥手而去，绝响已为现实。与之相类，《我们怎样读书》里收录的文字，亦为经典中的菁华，无不氤氲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文气息。
和这本书有着密切关联的，是位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它在一九一九年由经亨颐创办，十余年间，夏丏尊、朱光潜、朱自清、丰子恺、刘薰宇、张孟闻、范寿康等曾在这里任教，而到此讲学过的老师，就有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俞平伯、柳亚子、蒋梦麟、于佑任、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叶圣陶、张大千、李叔同等人，风云际会，一时大家云集，真是灿若星汉。拨过历史的尘埃，仅看看名单，就知道对于一所中学来说，这阵容却是怎样的气派和奢华了。这所中学，在夏丏尊、朱自清等人的散文中，不因白马湖优美的湖光山色，就少了它的笔墨，它有一种沉潜的、人文的力量在，仍然是静静地矗立在风景依旧的白马湖畔。
本书主编范寿康先生现在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位台湾国语运动发起人之一，享年八十八岁的“春晖不老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曾在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一九八二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春晖中学，深情地对师生说：“在这五十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追念着春晖以及这里的同学。”
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时候，范寿康主持校务，课余总会遇到学生“以学习各科究应如何入手以及课外究应参阅何种书籍”的问题向他提问，以应需求，他于是用了三年时间，在众多的专家文字资料中，按照中学必修科目分类，围绕学生所提问题，选辑题目编撰成册，并成为当时国内普及性的课辅读本。
从以上的背景再来看《我们怎样读书》这本书，它的好似乎就表露得愈发分明，书中所辑各科专门人士的阵容亦是颇为强大，几乎全为本专科的专家，而通才亦不在少数，梁启超、陈东原、胡适、何仲英、夏丏尊、沈涤生、王伯祥、丰子恺等，几近三十人，涉及为学、国文、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图画音乐等学科内容，最大的亮点，就是专家各自都有着自己的风采，于学问之途的阐述，或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完全是轻松自如的姿态，文字所传递出来的气息，很容易地就让人想起“民国范儿”这个流行词语。
胡适谈《读书》，条分缕析，自功用方法以至于博与精，不惜笔墨，娓娓道来，完全是一种侃侃而谈的放松。
何仲英讲《中等学生的国文学习法》，在谨严的学术讲述中，仍然不失做人的风趣，调侃胡适对于白话文创作成就的判断，强调国文学习的精神就是要有趣味。趣味的养成亦同样适用于其他科目，诙谐地说梁任公就是一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个东西，把里头所含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的只有零了。刘薰宇说《数学所给予人们的》，并没有如数字似的枯燥无味，而我们能感到的，却是作者笔下的文字诗意的韵味，哲学的智慧以及美学的舒坦。让我们来读读这样美妙的句子：“大，大至无穷；小，小至无穷；变幻，变幻至无穷。极纷繁的、不可计的，可以综合到极单简，极单简的可以推演到无量数，这样的、能动的、内心的美感不值得赞颂吗？”……书中有很多这样的读点，这些读点，不只显示着学人们深厚的学问功底，还显示着他们做人的趣味，无不体现出学人们的人格魅力。教育终究为人的教育，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至为重要，有怎样的先生才会教出怎样的学生。种种“民国范儿”通过文本的精神传递，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骨气、学养、才气等，是让人感受至深的。
这书中的文字，其实最初读者并不仅仅为中学的学生。专家所写，有的来自于《新月》、《学灯》等周刊，有的来自于《民铎》杂志、《安大学刊》等，并不局限着读者的群落，它只是在说做人与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我们现在看它，亦是觉得未尝不为一种常识的回归。这有如忽然有了人的根性的发现，是原始而朴茂的，能纠正了我们自以为高深的虚假繁荣的心理，而看到了做人与做学问的基础的源头。它解说着扎实的学问，实实在在，尽量摆脱着形式的拖累，而一去一种国学学习重形式而轻视内容的浮华，却从容地展示着凝炼的风骨，渗透着去形式化的坚强的力。书中的文字，于一门一科，它是专的，是很专业的了解与研究各种科目的实用指南，是掌握一门学问有力的工具，而就为学与做人，它又是通的。梅贻琦所谓教育要培养“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看它首编“为学的目的与方法”及以后各编，其间消息，亦如春雨润物，总觉得它还是在努力地尝试着培养一个有着完整人格的人，不懈地出着力，生命力亦随着时间的长河不断地延伸着。
《我们怎样读书》的重新出版，对于已是久违了“民国范儿”的我们来说，委实是一场温馨而美好的邂逅。
本书自一九三四年首次刊印，之后未见再印。由于年代较长，知识发展迅速，个别文章的阅读价值已不大。因此，此次重新出版，对原书的部分文章进行了删除和删减，并重新进行了编排。限于水平和见识，定有许多不当之处，请读者予以指正。
理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