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蓉蓉是个将军的女儿。活泼、漂亮，虽从小娇生惯养，却心地善良，她爱跳舞，爱笑，也爱哭，革命热情很高。为了磨炼自己，她不顾自己瘦弱的身体，什么活都争着学，抢着干，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没多久她担粪、耕地、耱地、送肥、掏羊圈、铡草等农活都会干了。冬闲了，老乡们常做些场院里的活或铡些草给牲口储备起来。只要碰到铡草的活儿，我都尽量避开，赶紧拿把扫帚扫扫碎草或从草垛上扒草。面对那把锋利的上下飞舞的大铡刀，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它常能使我想起15岁就英勇就义在铡刀下的刘胡兰。加上从小练琴对手的一种本能的护卫，所以对那把大铡刀我总是敬而远之。徐蓉蓉就不同了，没她不干的活儿。往铡刀下擩草是个技术活儿，又有一定的危险性，村里没有女娃愿意干，徐蓉蓉却非要学着干，越难越要上。一次，她主动擩草，村里的会计赵兴掌铡把，我和知青刘华干杂活。干着干着，刘华和赵兴闲聊起来，赵兴的脑子开始走神儿了，眼睛也离开了铡刀口，手中的铡刀却还在机械地一上一下有规律地运动着，徐蓉蓉的手不停地在铡刀下边晃着，忽然一摞草没摆齐，她也没在意那正规律运动着的刀片，就将手伸到铡刀下去整理。按操作规程讲，赵兴应该时刻盯住铡刀下的物件，确认安全才可按下铡刀，何况擩草的是个生手，又是个女知青。
此刻他却只顾说话不看铡刀，眼看一场惨剧就要发生了……也许是老天爷可怜正在脱胎换骨的徐蓉蓉，不忍心让这么好的女孩儿失去什么，就让背身扫地的我鬼使神差地猛一回头，看到了铡刀下的那只手，又借我的口大叫一声：“哎呀！手！”掌铡的赵兴反应也快，立刻停住了手中的铡刀，刀片悬在半空，我们跑过去将徐蓉蓉的手从铡刀下抽出来，庆幸手还在手腕上连着，只是血流如注，一寸多长的口子，翻着红肉。我们都吓坏了，徐蓉蓉反而没哭，还笑着安慰我们：“没事儿，没事儿。”大宝队长派人和车将徐蓉蓉迅速送往镇卫生院救治。总算是没伤到骨头和神经，缝了十多针，打了消炎针，拿了点药。医生嘱咐：“暂时别干活了，好好养着。”养伤期间，不爱说话的赵兴碰到徐蓉蓉，眼神里总是流露着无限的歉意，而徐蓉蓉却像没事儿人似的，整天还照样乐呵呵的，好了伤疤忘了疼，该干吗干吗。
那时，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的精神生活还是挺丰富的。“二里半”这个小山村不知沉寂了多少年，可自插队知青来了之后，村子里一天天热闹起来了。每天晚饭后，知青住的窑院里常常是人满为患，我们白天干完活儿，晚上就开始吹拉弹唱，各显其能。老乡们把平时不舍得用的灯油装在马灯里，提到知青院中，挂在门栏上，树枝上，为排演节目的知青照明。“红灯记”“沙家浜”“白毛女”“老两口学毛选”“兄妹开荒”等等不断变换排演的节目令老乡们大饱眼福，知青窑洞内外成了老乡们聚会的场所，成了村中的小舞台。老乡们有史以来亲眼看到了什么是“京剧”，什么是“舞蹈”，亲耳听到了什么是“音乐”，显得既好奇又兴奋。与此同时，我们知青们也吸吮着这片土地上的古老文化，陕北民歌优美豪放，是民族音乐的瑰宝。我们向会唱民歌的老乡学唱原生态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兰花花》《陕北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都是那时学会的。每天知青小院里的欢歌笑语声不断飘荡在小山村迷人的夜空中。
不仅文艺活动大受老乡们的欢迎，田间地头，因陋就简的体育运动由于二里半村的北京知青为老乡演出现代京剧《沙家浜》。左二为徐少峰，左三为张蕙兰，左四为迟双成。
知青们的参与也令老乡们开阔了眼界。“摔跤”是老乡们，尤其是年轻人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一次劳动休息时，几个年轻后生在田头比画起来。生产队长的弟弟二宝近一米八的个头膀大腰圆，是村里的大力士，又是公认的摔跤能手。那天只见他左扳右扛，手脚并用，连着摔倒了几个人却仍旧锐气未减，站在那儿虎视眈眈地叫道：“哪个还上？”几个后生看着前面几个人被摔得龇牙咧嘴，谁也不敢吭气了。这时，刚从别的知青点合并到我们这里来的李连生搭腔了，别看他平时因为人生地不熟，不太爱说话，此刻看着二宝的嚣张气焰，却慢悠悠地说：“我试试吧！”大伙立刻把诧异的目光全投向了他。李连生，一米六的个头，又瘦又小，可能是长期营养不良，脸色灰黄。这样的身板敢和二宝比画？大家都忍不住替他捏着把汗。二宝斜眼看着他，鼻子哼了一声。在众人疑虑的目光中，李连生径直走到了二宝眼前，微微地弯下身子，拉开了撂跤的架势，就像老北京跤王甄三儿那样，围着二宝转圈。二宝哪见过这架势，不知他要干什么，只好伸开两只手，随时准备像抓小鸡一样抓住李连生扔在地上。突然，一大一小两个身体碰在了一起，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只见二宝仰面朝天被重重摔在了地上。恼羞成怒的二宝立刻蹦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又冲向了李连生，还没等他站稳，李连生脚下一使绊，二宝又摔了个大马趴。几个回合下来，二宝没占到一点儿便宜，反倒累得气喘吁吁的，而李连生则呼吸平稳，双手抱肩，微笑地看着他。见状，众人立刻全给李连生鼓起掌，二宝也从地上爬起来，无奈地说：“服了！服了！你是咋把我摔倒的呢？”李连生得意地说：“这是技巧，使蛮劲儿可不行。”
知青们不光给这封闭落后的小山村带来了欢乐，更带来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当时那些正读书的小孩子们将知青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刻在了心里。以至于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个30多户的“二里半”村出了十来个大学生和研究生，还有一家老乡四个孩子中有三个是大学生。更有一些当年的孩子当了教师和小学校长，以及在乡、县、延安等地分别担任了领导职务。
二里半村有一个叫赵爱珍的女孩子，小名叫爱子。退休前她是延安姚店小学的校长，我们回村探亲时，她面对记者的采访，泣不成声地说：“北京知青到陕北来，影响了我的一生，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他们，我今天只能是个没什么文化的普通农妇。我永远感谢他们。”
40多年前，大批北京知青来到了陕北，给陕北农村输入了新鲜血液，带去了知识文化，也带去了现代文明。而陕北的乡亲们也用他们淳朴善良的爱给了这些知青无限的温暖。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转眼已进入了花甲之年。但我们仍忘不了那片苍凉而又温暖的黄土地，因为在那里，在乡亲们的呵护下我们度过了人生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那片土地，那些乡亲，总是时而萦绕在梦中。在筹备了多日后，我们终于在2012年6月18日踏上了去延安的列车，去寻找我们曾经走过的足迹。
经过9个多小时的行程，一行人早上5点多钟到了延安（原来这段路程至少需要两天）。车还没停稳，我们就聚在了车门口，紧盯着窗外，想看看如今的黄土地是个什么样子。天还朦胧着，虽然还看不清外面的景物，但我们的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心中涌起抑制不住的激动。不知谁喊了一声：
“延安，我们回来了！”一踏出车门，黎明中延安高大漂亮的火车站映入眼帘。
出了站，坐上了接我们的汽车，沿途景象更是让我们兴奋不已。延安已变成一个繁荣、现代化的城市，记忆中的延安没有了，唯有高高矗立在山坡上的延安宝塔在告诉人们这里曾是革命的圣地。
前来接我们的二里半娃娃，曾经是我们身后的“跟屁虫”，如今延安供电公司的副总——石娃子，他真是出息了啊。时代进步了，城市发达了，农村现代化了，人也面貌一新了。本来石娃子接待我们纯属个人行为，但延安供电公司的领导听说是当年的北京知青回乡探亲，便主动地承担了我们整个行程的接待。这份情，这份爱，使我们一行人感到受宠若惊而又分外温暖。他们的热情款待代表着陕北人民对北京知青永远的深情，永远的爱。当天晚宴上，电力公司张总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句句饱含着陕北人民对北京知青的深情厚谊，对知青返乡探亲的热烈欢迎。我们这一行人都已是退了休的花甲之人，既无权又无钱，陕北人民还是这样热情地招待我们，真令我们感动万分。
在延安逗留的两天里，供电公司的领导不仅安排好了我们的食宿，还派人派车带我们到延安革命博物馆、宝塔山、枣园、杨家岭、南泥湾、黄河壶口瀑布等旅游胜地参观游览，再一次勾起了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种种回忆。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我们还观看了延安歌舞团等文艺团体演出的大型歌舞“信天游”。这台歌舞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集灯光、舞美、民间剪纸、舞台艺术为一体，充分展现了陕北民歌与舞蹈的精华，歌颂了陕北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淳朴与善良。看完这台歌舞，更加深了我们与陕北人民的感情。
第二天，我们去黄河壶口瀑布。未见瀑布前，已听到隆隆的水声。正赶上夏季，水流很大，似排山倒海，似万马奔腾。来到瀑布下，抬眼望去，只见汹涌的波涛从悬崖峭壁猛扑而下，激起漫天的水雾，气势磅礴，震耳欲聋。望着望着，我忽然惊奇地发现黄河水怎么不黄了？升腾的水雾也变得透亮，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了炫丽的彩虹。这情景，使我禁不住想起了40年前：我随县文工团来到黄河壶口为守卫部队的战士演出，趁演员化装时，我独自来到了壶口瀑布，对着滚滚而下的黄河水，我抑制不住青春的革命激情，放声喊唱着《黄河大合唱》中的歌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歌唱完了，激情过去了，演出时间也快到了。再一看，雪白的演出服已被黄河溅起的水雾喷成了淡黄色，还附着许多污水点。如今，黄河还在咆哮，还在奔腾，但退耕还林等政策的持续实施终见成效，那混沌浑黄的黄河水已经换了容颜。
途经宜川县城时，我们又受到了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河娃子——又一个二里半的娃娃，也是我们当年的小“跟屁虫”，原任宜川县某部门的领导，跑前跑后地关照着我们，还陪同我们参观了黄帝陵，一直把我们送到西安。在宜川县城车站一下车，我们就开始眼花缭乱，分不清东南西北。
原来贯穿全城的一条石子路早已不知去向，只见高楼林立，商铺成群，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据宜川县领导介绍，宜川现在有12万人口，全年仅苹果一项收入就达13个亿，百姓生活也早已脱贫致富啦。
当年，我曾在县文工团待了3年多，本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我随文工团走遍了全县的沟沟坎坎，看到过这片土地上最贫瘠的地方，也见过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离开这里时，我是带着不舍和遗憾走的。虽然在宜川的几年，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们尽力了。我们曾用我们的青春和技艺为这里生活在贫困中的父老乡亲带去过一丝欢乐和些许笑声。
在县城，我们还抽时间拜访了原县文工团的几位老同事和老领导。他们退休后都生活得非常好，退休金丰足，住房宽敞，还经常发挥自己的特长参与县里组织的文艺活动，享受着晚年的幸福，看到这些，我们真是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前行的下一站，就是我们朝思想，多次在梦中出现的二里半村了。沿途，透过车窗玻璃，我们看到山坡上郁郁葱葱，植被茂盛，整个高塬仿佛被紧紧地裹在一件翠绿的外衣中。所经过的村庄也大都被树丛掩映着，偶尔露出的红砖绿瓦在阳光下闪烁着光亮。高原上已不见了农作物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果林。这个季节苹果正开始挂果，每只苹果都被套上了一个黄色的纸袋。数千亩绿色的果园，数万计的黄色纸袋，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犹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据一直与我们随行的电视台记者介绍：陕北高原日光充足，气候环境和土壤条件都适合种植苹果。这里的苹果个头大、果肉又脆又甜，非常受欢迎。云岩镇所有的村现已全部种上了果树。村民全成了果农，不再种庄稼，都买商品粮吃。每年苹果成熟时，果商都到果园里来收苹果，三块钱一斤，有多少要多少，果农每年的收入是很可观的，真正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车子来到了二里半村口，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感到陌生，感到茫然。这还是二里半村吗？那熟悉的窑洞呢？那村口的涝池呢？怎么都不见了？眼前是一排排高大的砖瓦房和阔气排场的门楼。大家正在疑惑中，忽然听见围过来的老乡呼唤着我们的名字。啊！那正是我们日思夜想的父老乡亲。
亲人相见，热泪盈眶，紧握着手，紧搂着肩，叫着彼此的名字，望着对方的泪眼。还有比这更加感人的场面吗？正在果园里忙活的乡亲们听说我们回来了，也都陆续赶回了村里。40年前我们所认识的乡亲，上到90岁下至50岁，依然能够很快辨认出我们，并准确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很多人甚至还能记得我们的特点和爱好，以及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点滴小事。比如：徐蓉蓉爱哭（这不，从进村徐蓉蓉的眼泪还没断过呢），徐少峰喜欢将馒头捏瓷实了吃，那样筋道（徐少峰至今仍保持这一爱好），张蕙兰来村的头一天就掉到了水窟窿里……老知青与老乡们团团围在了一起，拥抱在一起，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完的离别情。毕竟时光荏苒，一晃40年啦！
激动人心的认亲之后，老乡们分别把我们领到了他们宽敞的大院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