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北京文物古迹的保护还要从北平的解放说起。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平津战役随后打响。为使北平城及城内古迹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中共中央采取了“打谈结合、以打促和”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和谈，一方面积极做好不得已攻城时的各项准备，包括请梁思成等人绘制地图并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文物和古建筑的方位等。
与此同时，北平城内的进步民主人士也发出了和平过渡保全北平的呼声。1949年1月，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吴佩孚夫人张佩兰等在北平媒体上呼吁保全北平文化城，并“奔走呼号，恳求双方军事当局，顾此名城，避免在市中作战，为人类，为国人，为后者，全其文化。”1月16日，在傅作义召开的北平名流学者座谈会上，徐悲鸿等人再次表示了保护北平文物古迹免受伤害的愿望。
在大局所趋下，国共进行了三次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正式谈判，并在1949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谈判中签订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月底，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城和文物古迹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然而，虽然北京城与城内的文物古迹避免了战火的直接毁坏，但却因年代久远而难逃自然衰老的规律，加上在过去50年中普遍缺乏修缮，到新中国成立时，即使是清代最重要的皇家建筑也往往破旧不堪，如清末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中，主体建筑佛香阁大木架构倾斜，屋面残缺，长廊画中游的彩画也大面积脱落，模糊不清，亟待修复。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组织成立了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进行文物普查及保护等工作。在1958年首次全市文物普查中，共普查、登记文物古迹8060处，其中寺庙666座，古建筑616处，为初步掌握北京古建筑的分布和保存现状，开展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和古建筑专家积极寻求保护措施，使一批重点文物古迹单位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和管理。195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规定凡是列入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任何部门不得任意处理或拆毁，孔庙、东岳庙、智化寺、钟鼓楼、北海团城等39处古迹被列入名单。1961年，故宫、雍和宫、北海、团城、颐和园等18处古迹又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名单并予以公布。保护之余，国家还从紧张的财政中挤出经费用于古建筑维修。据初步统计，新中国成立前10年，北京市用于古建维修的经费约为60万元，包括故宫、颐和园、雍和宫、天坛、国子监等在内的文物古迹均得到了初步维修。与此同时，还广泛为古建筑安装避雷针和灭火设备，对占用并危害古建筑安全的单位进行管理或腾退，达到消除安全隐患和保护古建筑的目标。保护和修缮之余，国家也非常重视对这些文保单位的利用，因为只有正确的利用才能达到更好保护的目的。于是，皇家园林普遍延续了民国以来的公园身份，环境得到大力整治，使民众的游览更加便利，身心得到更大愉悦；寺庙由僧人管理，并部分向游人开放，以延续香火。除此之外，以鲁迅故居为例的部分古建筑被开辟为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不但达到对古建筑整体保护的效果，而且附加了教育功能，是此阶段古建筑保护中值得注意的一点。
然而，与古建筑修缮相比，这一时期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还是被投放在北京的城市建设之中，于是无论从经费还是从用地上，古建保护与城市发展间均迸发出不可回避的矛盾。是整体保护另建新城，还是重点保护改造京城？以梁思成为首的古建筑专家们和政府展开了关于城市规划与古建筑保护问题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包括城墙、牌坊和桥塔在内的大量古迹消失。尤其是1958年随着全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为发展生产，政府有组织地或人民群众自发地拆挖古建筑砖石、砍伐古树来修建道路、厂房和生活用房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大规模拆除北京城墙及人们自发从天坛的外坛墙拆砖取土等行为，都使北京的古建筑面临了新一轮危机。
总而言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北京市以官方为组织机构的古建筑保护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完成了对一批重点建筑的初步修缮工作。然而，受保护理念及城市发展所限，此阶段受到保护的古建筑基本仅限于历史上重要的皇家宫苑、寺庙等，而曾经营造老北京城市风格并在市民生活中的扮演重要角色的民房、街道、牌坊、城墙等却面临消失的命运，这不得不说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这一时期古建筑保护工作的特点。下面就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管窥此时期古建筑保护修缮的历史。
一、皇家园林获新生——颐和园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颐和园北返文物鉴定、提选和分配工北返文物：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国民党政府通知故宫博物院将博物院最有价值的艺术品速行南运，以策安全。经挑选，南运的文物达1.3万多箱，故宫多年来习惯把这些文物叫“南迁文物”。但文物刚刚运抵南京，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于是，这批文物就再次分三路西进，南路取道贵州，中路经长江到重庆，北路从西安、宝鸡入川蜀。抗战胜利后，这些文物开始陆续运往南京朝天宫。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即从这些文物中精选出2972箱运往台湾，并以这批文物为主，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南京的万余箱文物开始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的人习惯称其为文物的“北返”。随着文物的北返，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撤销，设立了南京办事处。
作的全部完成，北京市公园管理委员会开始着手对颐和园石舫、敷华亭等进行修缮。尽管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财政仍十分困难，各级政府和群众的慷慨解囊还是拉开了对这座名园长达半个世纪的修缮保护大幕，充分体现了颐和园这一古迹的重要价值。
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始建于公元1750年，时值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它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既饱含中国皇家园林的恢弘富丽，又充满田园野趣，处处流露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蕴。它的总面积达290公顷，由万寿山、昆明湖构成基本框架。其中昆明湖占去四分之三的面积，前湖以辽阔取胜，后湖以幽曲见长，湖借山色，水映天光。湖畔的佛香阁、长廊、石舫、苏州街、十七孔桥、谐趣园、大戏台等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胜古迹。
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清政府挪用海军军费等款项重修，并于两年后改名颐和园，作为慈禧太后晚年的颐养之地。从此，颐和园成为晚清最高统治者在紫禁城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心，见证了诸多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如1898年，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变法失败后，光绪被幽禁在园中的玉澜堂等。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再遭洗劫，1902年重修后，继续发挥着供最高统治者日常居住、坐朝听政、颁发谕旨、接见外宾的功能。
清朝覆灭后，颐和园曾作为溥仪私产对外开放。1928年被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正式接管，成为公园正式对外开放。然而此时园内的建筑物已年久失修，花木凋零、杂草丛生，呈现出一派荒芜的景象。因地处郊外无任何公共交通，加之票价昂贵，所以门前冷落、游人稀少。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界专家对颐和园做了一次彻底清查，逐步开展了抢救性修复工程。1951年，修复了石舫、敷华亭、转轮藏、7座桥梁、画中游及石栏。1953年，对佛香阁进行了清末以来第一次全面整修，倾斜6厘米的大木构架被重新拨正，全部阁顶重檐挑顶重修，补齐了琉璃瓦，重新描绘金龙和玺彩画，贴大赤金。这次工程竣工后，佛香阁30年没有发生过渗漏。只有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佛香阁的挂檐板被震落，建筑依然完好无损。在整修佛香阁的同时，德和园、听鹂馆、涵虚堂、排云殿等主要建筑也陆续得以修缮。1958年，颐和园开始邀请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在修缮一新的德和园大戏楼演出剧目。自1908年慈禧死后，整整50年，这里又重新响起了鼓乐之声。
全长728米的长廊，是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作为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以优美的造型和廊上1.4万多幅彩画闻名于世。新中国成立之初，长廊彩绘已有50多年疏于修缮，画面油彩剥落，模糊不清。1959年长廊大修工程启动，这是自晚清以来长廊第一次全面修复。由于长廊采用的苏式彩绘工艺，主要由工匠们言传身教，内容题材并不固定，随意性强，且彩画图案难以保存，缺乏参考资料，究竟该如何修复成了一个难题。当时颐和园的一位工作人员忽然想起他去杭州出差时曾带回的一张杭州游览图，于是这张游览图上的西湖风景就被绘制在长廊上。经多方招揽的能工巧匠大展身手，许多模糊不清的彩画被描摹一新，时隔半世纪，长廊风采重现。后来，长廊又几经修缮，现在人们看到的彩画，大部分是1978年绘制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颐和园的修缮保护工程又掀起一片高潮，这期间的主要工程有：万寿山后山四大部洲、苏州街等景观的恢复；昆明湖湖底清淤，重新开闸放水；园内西堤整治等。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1世纪，从2003年起，陆续复建颐和园西北角的耕织图景区。《耕织图》本是绘画名称，起源于南宋，绘画内容以农村耕、织生活为主，是历代帝王劝课农桑的重要形式。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都绘制过耕织图，乾隆以《耕织图》绘画为蓝本，修建了耕织图景区，成为清漪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首重农桑的治国之本。耕织图景区从1750年开始兴建，第二年内务府织染局由地安门迁到这里，同时圆明园的13家蚕户也搬迁过来，开始了在清漪园的耕织生活。每年九月，织染局还要在蚕神庙里祭拜蚕神。1860年，耕织图景区被英法联军纵火焚毁，慈禧重修园林的时候建起了围墙，耕织图大部分被划在围墙之外，建筑也已荡然无存。在荒芜了144年之后，耕织图景观再现于世人面前，标志着颐和园西北区已基本恢复了清漪园时期的面貌。
2005年3月31日，作为“人文奥运”文物保护项目重点工程之一，投资000万元的颐和园佛香阁景区修缮工程在酝酿筹备两年后正式启动。此次修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颐和园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
相比上世纪0年代的修缮，替换了当年因财力物力不足而使用的一些不符合原貌的材料，如多处地面铺的水泥方砖被换成“金砖”，恢复了曾经的青砖古韵。此次修缮工程严格采用传统工艺、传统材料，修补、添配受损、缺失的斗拱构件，修补、加固所有建筑的内、外檐装修，并对彩画中不符合历史原貌的内容进行了重新绘制、修整。至2006年11月，修缮一新的佛香阁景区恢复到慈禧时期的旧貌。
在万寿山前山中部，有一块万寿山昆明湖石碑，它立于1751年，是乾隆兴建清漪园的纪念碑。
2000年，又一块汉白玉石碑在东宫门内竖立起来，它是颐和园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
两块石碑相距咫尺，却跨越了249年的沧桑岁月，而蕴含其中的文化精髓则一脉相承，穿越时空，绵延不绝。
二、龙潜福地飘梵乐——雍和宫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解放事业的成功，宗教和民族团结事务开始提上日程。作为内地的藏传佛教中心和连接内地与藏族宗教人士的纽带，雍和宫的保护工作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在各项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拨款，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了对雍和宫的修缮，可谓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物修缮事业中的大手笔。雍和宫究竟具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能够受到如此重视，这还要从300多年前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