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是“家妓”和“奴隶娼妓”并行时代，自三国起至隋亡止（220-18），凡398年。什么叫“家妓”呢？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这样定义：“家妓，就是蓄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而不是在坊曲的。家妓大半是能歌舞乐曲的……其地位似介于婢、妾之间。”台湾李敖先生在《且从青史看青楼》中说得更为简捷明白：“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两种表述，其内涵是相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盛况空前，此后“男妓”悄然出现并逐渐流行。
第四阶段，唐、宋、元、明四朝为“官妓”鼎盛时代（618-1644），凡1026年。“官妓”其实是“奴隶娼妓”的变种，也是封建帝王专制制度的产物。那时养“官妓”成风，皇帝及官员每日沉迷于酒色之中，哪有心思打理朝政！
第五阶段自清代至民国（1644-949），为私人经营娼妓时代，凡305年。或是吸取了“红颜祸水”的教训，清代对娼妓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顺治十六年（1660）京师教坊司女乐改用太监，康熙十二年（1674）礼部奏各省春仪禁用伶人娼妇，雍正元年（1723）以后屡次诏谕，解放各省教坊乐等贱民阶级。私人经营的娼妓便逐渐兴起。
王书奴所划定的时代分区，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不过，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就个体而言，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女子，其营业方式是不会受这个限定的。私娼（私下单独营业而不向政府纳税的娼妓）、暗娼（在政府明令禁止嫖娼卖淫的情况下，暗中秘密营业的娼妓）哪个朝代都有，即使今天也不例外。
北京自然也不会是一片净土，经营性的妓院早在元代就已出现。
那时主要集中在内城，特别是西城西四砖塔胡同附近。砖塔胡同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有七百多年历史，因胡同里有一青砖古塔而得名。砖塔胡同在元朝时很是繁华，歌舞、杂耍、演戏及庙会，应有尽有。出现妓院也是情理之中，附近至今仍有粉子胡同和花枝胡同，该是当年妓院留下的痕迹。明朝妓院东移至东城地带，与东城的富商较多有关。
2.八大胡同成名于玩“相公”
八大胡同的妓院群落，最早出现于清初，至清中期兴起，真正名声大噪则在清末与民国初年，令内城的妓院相形见绌。
明代后期，官场养妓成风。官妓之兴也是朝廷腐败重要的表现之一。官员们沉溺于异性肉体的欢愉不能自拔，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这正是埋葬自己乃至朝廷的坟墓。
清世祖进京后大力整肃朝廷，明令禁止嫖妓，特别是禁止官员嫖妓。康熙、乾隆、嘉庆、光绪诸帝相继上台，均有禁止官员嫖娼的大法颁布。康熙的处罚最为严厉，为首者斩，从者流放边远疆域。官员们个个噤若寒蝉，哪敢越雷池一步。八大胡同虽然与清廷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只是一路之隔，但妓院生意清冷，始终难成气候。
机会来自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明令禁止内城开设妓院，妓院便纷纷迁至大栅栏一带。因为这里紧靠内城，又有繁华的商业街区，是妓院生长的温床。于是八大胡同渐成规模，有了雏形。但多年过去，皮肉市场的香火仍然不旺。因为富商有限，普通嫖客也只能小打小闹。唯有庞大的官员群体，他们人数众多，挥金如土，争风吃醋，可以平地搅起三尺浪。
清政府禁止玩女人，可没有禁止玩男人呀——那些耐不住寂寞的官员智商确实很高，八大胡同里终于催生了另一种奇葩——“相公堂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相公指的就是男妓，最初的相公多是戏子。相公一词，是古代妻子对丈夫的尊称，后来移植到戏曲中。到了清代，相公成了男妓的代名词。
乾隆五十五年（1790）掀起徽班进京浪潮，这些名伶大都扎根于八大胡同，他们的私寓叫“堂”。例如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景和堂、程长庚的四箴堂、谭鑫培的英秀堂，等等。名伶在堂里除了教授徒弟，便是接客交友，从事伺宴陪酒的有偿服务。当时旦角都由男性扮演，他们面目姣好，皮肤白皙，举手投足女人味十足，颇得官员赏识，“玩鸭子”开始盛行。许多堂便成“堂子”了，后来堂子就演变成男妓院的代名词。在那个时代，娼、优并列，也就不足为奇了。
韩家潭是当时堂子最为集中的地方。堂子与妓院不同，屋内挂着点有红烛的角灯作为幌子。想逛堂子的人，看见角灯径直往里走就是了。
那时，培养一个上等相公要比培养上等妓女费事多了。那些皮肤洁白细腻、相貌可人的优童大多从江、浙选来，他们需要从小培养。
除了学戏、学女人身形语态之外，还要以淡肉汁洗面，饮食睡卧的要求都极为严格烦琐。相公就这样一批批制造出来，像现代化的工业流水线。
王公贵族们终于找到空虚心灵和肉体刺激的双重填充物，纷纷走进八大胡同，优等相公炙手可热。
华胥大夫于道光八年所作《金台残泪记》，对当时八大胡同玩相公的盛景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朱茅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
其繁盛超出一般人想象，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许多人以为同性恋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翻翻八大胡同的旧账，玩相公在这里呼风唤雨了近两百年，恐怕在世界范围也算是叹为观止了。
3.坐上“过山车”的八大胡同
相公们在八大胡同风靡的时候，妓女们只能痛苦地蛰伏着，啜饮着贫穷和孤独。不过，她们终于等来了咸鱼翻身的机会：光绪皇帝登基后，对嫖妓官员惩罚的力度大减，只是拘留十来天，罚没几个钱。
这对那些达官贵人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于是，嫖女人之风骤起，很快，相公们黯然失色，八大胡同遂成妓女的天下。
赛金花、小凤仙惊天动地的故事，客观上为八大胡同进行了一次次极佳的商业炒作。至此八大胡同进入鼎盛时期，名冠天下。
八大胡同到底是哪八条胡同，时至今日有多种说法。在清朝末年北京民间曾经流传一首顺口溜暗指这八条胡同：
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
韩家潭畔弦歌杂，
王广斜街灯火明，
万佛寺前车辐辏，
二条营外路纵横，
貂裘豪客知多少，
簇簇胭脂坡上行。
较为普遍认同的说法，一般是指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王广福斜街、胭脂胡同、外廊营、皮条营。
其实，所谓“八”只是一种泛指。中国人喜欢这个数字，很多事情愿意凑成“八”字，例如，八宝粥、八大怪、八大金刚等。八大胡同是对大栅栏一带数十条烟花柳巷的统称。它的大致范围是：西起南新华街，东至煤市街；北起铁树斜街、大栅栏西街，南至珠市口西大街。而珠市口西街虽然也有大批妓院，也算是红灯区，但那都是“窑子”，肮脏破烂不堪，妓女也都是人老珠黄，只为社会最下等的脚夫、苦力所用，与八大胡同有着天壤之别。
八大胡同的青楼别院，就像封建朝廷一样是有着等级的，一般人初来乍到要是迈错了门槛，就会被老鸨扫地出门。等级依装饰的高雅程度和女子的才艺及素质而分，一般分为四等：“清吟小班”为四级之首，或曰“大地方”“大胡同”。此等烟花女子擅长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其秋波明媚，颦笑情深之态，令名流士绅、权贵富商趋之若鹜。“清吟小班”的妓女大都来自苏州、扬州和杭州，妓院一般设在整齐的四合院里，妓女有贴身女佣，嫖客大都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玩的地方，也是他们做事的地方，买官卖官、营私舞弊、拉拢勾结，小小庭院包藏着巨大的祸心。位于韩家潭胡同里的庆元春，就是当时着名的清吟小班。
“茶室”则为次于小班的二等风尘聚所，也叫“中地方”。茶室亦属于较为高尚的风月场所，室内的装饰、雕花艳染颇为讲究。至今从朱茅胡同的聚宝茶室，朱家胡同的临春楼及福顺茶舍，仍可看出当时茶室的华丽和精致。茶室这一等级的莺莺燕燕，其擅画精唱之艺，虽然不及小班艺女素质高，但仍不乏年轻貌美、识文尚艺之质。嫖客大都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
在古代，高等妓院还称为“青楼”，因为它们大都用青砖盖成，与达官显贵的居所相似。
三等妓院，别名“下处”，则无前两者楼院之美，室内装饰简单，烟花女子相对年龄较高，貌质一般，或者年纪较轻但长得不漂亮。嫖客主要是小商人、店员、做买卖的生意人。
至于最下等，也就是“窑子”，俗称“老妈堂”“土娼”。房屋极为简陋，仅有简桌铺炕。
头两等妓院是八大胡同一道亮丽的风景。清末民初，说逛胡同，就是逛妓院，与今天的旅游逛胡同大相径庭。那时，逛八大胡同不仅是寻花问柳，也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那些叫洋车去八大胡同的人，完全不用遮遮掩掩，反而透着一种“牛气”。着名学者、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在《北平年景》里说：“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梁实秋尚且极力推荐，可见八大胡同并不被视为龌龊之地。
位于陕西巷22号的西式二层小楼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至今风韵犹在。
在那个纷乱多事而又畸形的年代，八大胡同已不仅仅是情色淫窝，它成了很多高层人士手中的一张牌，一个实现各自目的的政治平台。
蔡锷将军反袁救国大计的实现，便是得益于八大胡同。
袁世凯、直系军阀曹锟想登上总统宝座，尽管是前后相隔八年的事情，他们贿赂议员，不选城内各大饭店，却不约而同地都选了八大胡同，可见八大胡同当时的影响力。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布尔对世界八大都市做了调查，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北京、上海为最高，堪称世界之最。如果按那时的公娼与居民比为1比200计算，再加上私娼，北平大约每20名妇女中就会有1名妓女，这实在是个惊人数字。
八大胡同的衰落，起自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北京改称北平。
大批政要商贾撤出，经济衰退，人气骤减，就连八大胡同的一二等妓院都支撑不下去了，纷纷逃离。
八大胡同就像坐上了过山车，从峰顶骤然坠落至谷底，风光不再。
据张浩所着《解放初期北京市禁娼工作述略》一文披露，到了20世纪0年代，北平各等级的妓院总数仍然有2263家。尽管大都是三四等妓院，妓女成色不高，嫖客也多是社会中下层，囊中羞涩，但市场仍在。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的妓院只剩下273家、妓女1268人。这些妓女大都来自北平周边地区，而且多是家中无米下锅，或是家里有危重病人，迫不得已。
掐指算来，八大胡同属于妓女们的一统天下，不过五六十年光景。它的急剧膨胀来势过猛，刺眼的光芒映照出那个时代的荒谬。而八大胡同气脉衰微得也过于迅速，像一个老妪，昨天还能吃能喝，今天就卧床不起了。
不管是相公时代还是妓女时代，它们的诞生和发展，都是社会的罪恶。不知道有多少青春和生命，被宦官商贾们的淫乐所扭曲或扼杀！
4.凌晨5时，改变历史的时刻
1949年3月的一天，共产党刚刚接管北平市不久，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和北平市委副书记的刘仁出现在八大胡同。妓女们以为共产党的大官也来逛妓院了，妓院起死回生或许指日可待。她们不知道，这是整饬以至关闭妓院的前奏，是彻底结束中国娼妓制度的信号，也是她们获得新生的一缕曙光初露。
那一天，彭真和刘仁来到陕西巷，看望了一个身染梅毒、童真未消的妓女，那一年她只有13岁！
也就是在这个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对妓院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1）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的情况，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每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核；
（2）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游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
（3）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讯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
（4）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旧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要向派出所报告。
与此同时，还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碍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架吵闹，扰乱社会治安。
妓院有了紧箍咒，这池藏污纳垢的浑水不再肆意泛滥。
派出所民警经常在八大胡同一带巡逻，盘查嫖客的真实身份。对于嫖客是公职人员或是学生的，则通知所在单位，责令所在单位对其进行教育或适当处置。有的则在嫖客的证件、货单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讫”的戳子……这一系列的举措，让许多嫖客怕丢脸而不敢再登妓院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