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的精细之规，不仅是从商业层面考量，更重要的是稍有偏差，就可能由良药变毒药，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这就是同仁堂奉行不移的“仁行天下”。
乐松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熏陶长大，他的言行无不体现着乐家的基因。然而，敏于思考、视野开阔、勤奋善良等特质，又使他在乐氏庞大的家族中脱颖而出。1948年，由他担当同仁堂掌门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
3.乐松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新中国
然而，乐松生掌门并不轻松。
1948年，国内已是战乱多年，民不聊生，像众多老字号一样，同仁堂也是门可罗雀。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仁堂成立了工会。工会要求与资方洽谈解决劳资双方矛盾。乐家派出一个个代表都与群众代表谈崩了，工会要求乐松生出面。谁知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尽管有争执，但最终都很满意。
这次谈判显示出乐松生解决棘手问题的出众能力，他能够及时捕捉到与职工的契合点，巧妙地解开纠缠着的死结，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乐松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10月4日同仁堂选举新的经理，乐松生没有想到当选的竟是自己。他激动异常，感到职工与资方完全不是敌对双方，大家是同乘在一条船上。
当乐松生对新中国的一个个疑虑被打消后，心如大海四面临风，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拥抱这个新社会。
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捐赠了一架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房屋十分紧张。乐松生主动将“乐家花园”提供给部队使用。乐家花园原本是清礼亲王府的花园，这里有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假山……后来，又将全部房屋、物品以及园内的数十只梅花鹿折价，半卖半送地交给了华北军区。乐家花园后来又改建成学校，就是现在的海淀区名校——八一中学。
什刹海的前海附近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里面古树参天，花香四溢，还有规整的四合院和四梁八柱，磨砖对缝的中国传统式房屋。为了帮助政府解决房屋困难，乐松生将这座宅院的大部分捐了出来。它一度曾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1963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全家迁居此处，现在这里已经辟为“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这个占地约000平方米的院落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乐松生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中药的改革上。1953年乐松生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邀请北京大学药学系教授郑启东共同研制了银翘解毒片、香莲片、牛黄上清丸、女金片四种新药，开创了中药西制的先河。
当公私合营运动开始时，工商业主们分成两大阵营：生意好的、规模大的，心有抵触，不愿意把祖业拱手交出，让白花花的真金白银流进公家的腰包；而那些亏损或是规模小的，巴不得赶紧合营，让国家为自己兜底。同仁堂，全国中药业的老大，自然应属抵制公私合营之列。
乐松生不是那种丢不下坛坛罐罐、蝇营狗苟的人，他善于把握大势，果断抉择，1954年毅然递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成为全国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大型工商企业之一。乐松生之举，在全国各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一艘私营航母顶风破浪，驶进一片崭新的海域。
乐松生与上海的荣毅仁成为全国工商界的标志性人物，并双双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他们带动下，掀起了工商企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乐松生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政商两界的明星人物，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也是众望所归了。
他的就职不仅是同仁堂的荣耀，也是前门地区的荣耀，是前门这块商业沃土养育了乐松生。商人从政，给人们释放出一个强烈而明晰的信号：新中国将是社会各界共荣的大家庭，提振经济会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4.前门经历了一场痛彻心扉的改造
1955年，前门地区失去了往日的平静，那些店主或是企业老板也失去了往日的矜持与持重。喧天的锣鼓、冲霄的鞭炮震耳欲聋，似乎在任何一个角落，随时都会突然爆裂出这样的声响。显然，处于运动高潮中的人们，对声音分贝的承受能力大有提高。
这是同仁堂宣布公私合营后，所产生的蝴蝶效应。随之而起的，是月盛斋、都一处、全聚德、一条龙、瑞蚨祥、内联升、张一元等一干商业大亨相继宣布实现公私合营。那些中小店铺的公私合营浪潮更是风起云涌。
无可否认，这是对前门延续几百年的经济制度的彻底颠覆。那些含辛茹苦经营几代人的店铺，突然间就不属于自己了。相信有一些人无法理解，有的会躲在被窝里暗暗哭泣，甚至哭爹骂娘。但当旋风席卷而来时，你只有顺势而行，像乐松生那样张开双臂，迎接这场痛彻心扉的洗礼。
1953年8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换言之，中国在整个过渡时期要实现“一化三改”。
“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改”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即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毛泽东估计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三年恢复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要到20世纪0年代初，才能完成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然而，这个改造并没有按照事先设计的循序渐进方式进行。它一旦启动，就形成了摧枯拉朽的浪潮，人们的革命热情难以估量，更难以阻止。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采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共发0年。这就使得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相分离，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就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工商业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并于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20万人的、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彭真市长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出席了大会。
1月21日，上海和重庆同时举行了欢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会和游行。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在全国8个主要城市拥有24个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荣毅仁此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部副部长，1993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场改造的顺利远远超过人们预期：到1956年底，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7年8月7日，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评论说，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历史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前门就这样走进一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
四、五牌楼，魂归何处
1.关于北京牌楼去留的舌战持续了三年
1955年，北京传出一条令人惊愕的消息：始建于明朝正统四年（1439），位于正阳门箭楼南的五牌楼将要拆除！
所谓惊愕只是在极小的圈子里——那些极力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的历史学家和建筑学家们。他们为保留所剩不多的街头古牌楼，已经据理力争了三年。特别是前门的五牌楼，是京城跨街最大的牌楼，堪称国宝。
寻常百姓对此并不知情，甚至也不关心。普遍认为，新中国贵在“新”字，北京古城已是破烂不堪，应该除旧布新。尤其是有碍交通，更应该拆掉。那时的北京不过200万人，总体文化水平并不高，更何况还有相当多的文盲。你很难让他们站在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维度去看待拆与不拆，去审视五牌楼的去留，更不能要求他们借鉴世界各国保护古城的经验，作出利弊决断——很多人连北京的城门还没出过呢！
不过，有一位着名的历史学家就力主拆掉。他学富五车，是中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头衔——北京市副市长，是讨论研究有碍北京建设的古建筑去留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名字——吴晗，应该被北京人铭记。因为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北京的解放和建设上，他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与吴晗意见相左的代表人物是着名建筑大师梁思成。他不仅是中国建着名历史学家吴晗筑史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古城保护的旗帜性人物。
早在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破竹之势大举南下，毛泽东、周恩来就派人到清华大学找到梁思成，要他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解放军南下作战保护文物之需。梁思成写的第一项就是“北平全城”，他认为北平城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破坏。
1949年10月，作为北京市首都建设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参加了开国后首次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会议。会上，尽管他是极为孤立的少数，仍然不遗余力地主张：为保护北京古城，中央行政中心不要放在天安门一带，而应放在郊区，五棵松或者复兴门外三里河。梁思成还断言，如果把行政中心放在天安门，今后会有一系列棘手问题难以解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扩展天安门广场，在研究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以及中华门时，梁思成都极力反对，并挥动着手臂说：“长安左门是我的左臂，长安右门就是我的右臂啊！”在拆除现场他一次又一次流下泪水。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刚直不阿的传统，他们为坚守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不会为“五斗米折腰”的。
作为史学界泰斗级人物，吴晗同样坚定执守着自己的人品和学品。有一事例尽可直窥他的心灵底色：鉴于一些人委曲求全，不敢讲真话，1959年9月，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他，接连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和《北京晚报》开辟《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
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正是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发端的，吴晗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最终于1969年10月在狱中罹难。
可以预料，在牌楼去留问题上，吴晗与梁思成各执一词，他们的碰撞肯定会火星四射。
早在1952年5月，北京市就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此问题由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影响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议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拆除牌楼。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在多次会议上，梁思成与吴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争论。
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时任文化部文物局长的郑振铎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梁思成的夫人，同样是着名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则从艺术层面谈及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