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发言直率而锋芒毕露：“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保护古文物建筑工作上，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随即，吴晗针锋相对：“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北京古城的重要建筑大多是明代建设的，作为明史研究权威，吴晗对北京城比他人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浓重的感情。他为何如此坚定地要拆掉呢？或许作为副市长，更多的是考虑解决眼前现实的压力？
拉锯似的舌战，居然让牌楼的拆除拖延了三年。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是思想活跃，言论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人们尽可直抒胸臆，更何况交锋的是城市古建筑保护问题。没有谁会担心扣帽子、打棍子。
尽管是极小范围，极少数人的争论，但却关系到一大批国宝级建筑文物的生死，影响着日后北京市城市建设改造的走向。
2.“四门三桥五牌楼”是一个不能拆分的整体
来到前门的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两座巨大威严的身影。不管是男女老少，也不管是高官巨贾，在它们面前都会变得渺小，都会情不自禁地投来敬慕的目光。它们能够穿越过时间的封锁，能够一次次从粉身碎骨的灾难中重新昂然而立。
然而，它们却是孤独的。
如今，在泱泱古都，像它们这样卓然矗立的世界级遗存已经太少了。它们面临着日盛一日贴着洋标签的现代建筑群的合围，那是一波又一波潮汐，蚕食着老胡同、四合院，蚕食着城门、城墙、庙宇和牌楼。人们已无法辨认这座古城的真实面貌，对于今人来说，北京古城是一个遥远的梦幻般的存在。
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就像牛郎织女一样只能隔街相望。那是由无数汽车组成的星宿之河，喧嚣和杂乱让它们不得安宁，它们的相会也变得遥遥无期。
这段有点哀伤的叙述，只是怀念600年前，正阳门建设之初温情的镜像——“四门三桥五牌楼”，那是一个天造地设般的组合，一个凸显中华民族智慧与超级建筑技艺的瑰宝。
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原本是被东西两道弧形的月墙连在一起的，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瓮城。城楼与箭楼正中位置各开一座门（其他八座内城城楼和箭楼都是没有门的），东西月墙也各有一道门，这就是所谓的“四门”；紧挨箭楼下南边，原来是护城河涓涓流过，上面有正阳桥跨河而建，因是三座桥，故称“三桥”；桥南立有五间六柱五楼式正阳门牌楼，人们俗称“五牌楼”。于是就有“四门三桥五牌楼”一说，流传至今。
现在有必要仔细端详一下它的原貌，因为当下几乎没有人有幸一睹它们的真容，那实在是北京人的一大遗憾。
——正阳门是明清北京城内城的正南门，始建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原名丽正门，正统元年（1436）改称正阳门。是内城九门最早建成的门，也是形制最大、最为壮丽的城门。它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现存的城楼和箭楼是1900年焚毁后重建的，也是目前北京城内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城门。
——正阳门城楼建在砖砌的城台上，占地3047平方米，城台高13.2米，南北上沿各有1.2米高的宇墙。城台正中辟有券门（圆拱形），门内设千斤闸。城楼高两层，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式三滴水结构（即三层檐屋顶形式建筑）。城楼的楼上、楼下均四面有门。面宽七间（41米），进深三间（21米）。上下均有回廊。楼身宽36.7米，深16.5米，高27.3米。整座城楼的整体高度为42米，是北京所有城门中最高大的一座。
据清吴长元所着《宸垣识略》记：“正阳外门设而不开，唯大驾由之，月墙东西设二洞子门，为官民出入。”也就是说正阳门城楼的大门平时是不开的，为皇帝出行专用。
——正阳门城楼南设有箭楼，占地2147平方米，砖砌壁垒式建筑。顶部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顶。箭楼上下共有四层，南边为楼，北边为抱厦（正屋后面的房屋）；南侧面宽七间，宽62米，进深12米；楼高26米，连城台通高38米，也是北京所有箭楼中最高大的一座。箭楼设四层箭孔，每层13个（内城其余八门箭楼为每层12个箭孔），东西各设4层箭孔，每层4孔。
城台的正中也辟有券门，门内设千斤闸。闸门为铁皮包实木，布满加固铁钉，闸门宽6米，高6.5米，厚度9厘米，重约1990公斤。
开闸时，闸门升至门洞以上城台内闸槽中；关闸时，闸门从闸槽中平稳落下，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箭楼千斤闸，是北京乃至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大的千斤闸。但由于部分辅助结构件缺失，对千斤闸升降原理、机关的研究，尚待完成。
正阳门箭楼形式比较独特，一直被看成是老北京的象征。
——箭楼与城门楼之间为瓮城，宽08米，深85米，东西设有两座闸楼，于闸楼下开券门，门内也有千斤闸。
平时箭楼及东闸楼下的城门关闭，出入百姓绕行西闸楼下券门。
北京内城的瓮城内都各有一座庙，而唯独正阳门有两座庙，东为关帝庙，西为观音庙。正阳门关帝庙内塑像为明朝原物，清朝皇帝由天坛郊祭回宫时必在庙内拈香。庙内有“三宝”，一为大刀，一为关帝画像，一为白玉石马。
——箭楼之南护城河上原有三座石拱桥（其他城门则仅有一座吊桥），名为“正阳桥”，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曾是北京中轴线上最大的一座古桥。1919年因迎接“铛铛车”驶入，面积达1735平方米的正阳桥被拆除。为了保存历史的记忆，当时在青石路面上铺出了一层汉白玉的桥面轮廓线。
1992年3月修前门地下通道时，发现位于正阳桥东侧燕尾石堤上有一个镇水石兽。石兽卧于石基上，头探向河中，身披鳞甲，四肢粗壮，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神兽体量巨大，为京城所罕见，其身长2.85米，身宽1.6米。传说这尊神兽是龙生九子中的第四子，能吸水镇洪、驱逐水怪，确保两岸百姓和桥梁平安。文物专家侯仁之、郑孝燮闻讯亲自前来考察，确认为明代建桥时原物。经有关部门研究决定石兽原地保护，待将来古桥复建时人们仍有机会一睹它的真容，随后调整了通道方案。
——位于正阳桥南的五牌楼，是正阳桥牌楼的俗称，也是北京最着名的道路牌坊之一。明正统四年（1439）建成时为木结构，“五间、六柱、五楼”柱出头式；6根立柱均为通天柱（亦为冲天柱），每根立柱各有一对戗柱，每间上有两道额仿，仿间有镂空花板，仿上各以斗拱承楼顶；五楼均为四坡顶，正间额仿间镶“正阳桥”匾额，夹杆石上有石雕小兽。
为什么建的是“五牌楼”而不是“四牌楼”或“六牌楼”呢？当然，古人初建时首先会根据大街宽度，对通行便利和视觉审美进行考量，不过也应有对吉利的诉求。“五”在古人心目中是最好的数字，它囊括了金、木、水、火、土，也一下把东、西、南、北、中揽入怀中。
五牌楼在明万历，清乾隆、道光、同治年间先后多次遭遇大火。
1900年义和团火烧专卖洋药的“老德记”殃及五牌楼，该算是最大的一次了。五牌楼或翻修或重建，早已不是原装的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袁良当市长时，曾哄传东四、西四牌楼和这座五牌楼木柱朽腐，遂将东四，西四牌楼拆除，按原形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唯正阳门五牌楼未拆，五牌楼基本构造没有变，只因为混凝土加大了承载负荷而取消了戗柱，满汉合璧的正阳桥福额也去掉了满文。
正阳门建成于相对落后的冷兵器时代，作为那个时代的城市军事防御系统堪称完美。但是与其他八座内城城门相比，正阳门在封建帝制时代还兼有内向“仰拱宸居”，外向“隆示万邦”的国门和礼仪之门之功能。
民国时期，正阳门为现代社会发展所用，成为举办国货展览、观光与放映电影的场所，从封建帝都威严的国门转变为宣扬民菁国粹的公益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正阳门的功能由“实用型”转化为“文化型”。
1954年的前门大街及五牌楼1990年和1991年正阳门箭楼、城楼分别对公众开放，成为一座展示老北京历史文化的博物馆。正阳门抱着残缺之躯，仍然不遗余力地造福炎黄子孙，真是鞠躬尽瘁了。
3.朱启钤拆下正阳门第一砖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谁首先开启了拆改正阳门的先例，致使这座中国最完美的城防系统，最终落得个只剩两座孤零零的城楼呢？
民国初年，为了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当时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方案，得到批准后，于1915年6月开工。
当时朱启钤提出一揽子计划，包括：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
不可否认，正阳门一带是京城最为拥堵的地段之一。现代交通工具在清末民初一窝蜂地拥进北京，又一窝蜂地拥向前门。京奉（沈）、京汉铁路的起止点都设在这里，汽车、有轨电车、出租车，还有马车、人力车都要在这里汇集。拥堵已成为常态。
改建正阳门有两项任务：其一，拆掉城楼和箭楼之间的瓮城城墙；其二，改建箭楼。
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表示对朱启钤的支持，还特制一把铜质镀银镐，上刻“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于开工典礼日即用此镐拆去旧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朱启钤。
城第一块砖。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亲自赐镐，由交通总长拆第一砖，足见此事之重。应该说那时的政府还是深存对正阳门的敬畏之心，肯定是斟酌再三而为的。后来朱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朱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朱海北先生，将此把纪念镐赠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至今一直珍藏在那里。
拆掉瓮城城墙后，瓮城变成一个大广场，人们可以自由穿梭。朱启钤又在正阳门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分别开了一个门洞，人们可以由此进出内外城。
也就是在这一年，为了修环城铁路，朱启钤又一口气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4个城门的瓮城。这位交通总长的胆大可谓是前无古人。事有凑巧，整整50年后的1965年，为修建环城地铁，内城城墙也陆续被拆除。
朱启钤（1872-1964）算是博学多识之人，青年时期便热衷于洋务，北洋政府时期深得袁世凯宠信，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高峰，身兼众多要职，还曾出任代理国务总理。不可否认，民国初年他对北京市政和交通建设都有重要贡献。但是拆改正阳门却是极大的败笔，不仅破坏了正阳门的完整性，而且开启了一个恶劣先例：解决交通问题的要诀就是“拆”，这样既简单又立竿见影。此后“拆”风延续了几十年，几乎成为人们建设与发展的一种思维定式。
随着袁世凯的暴亡，朱启钤也在政坛陨落。1921年后他无官一身轻，曾遍游欧洲，巴黎、伦敦等众多古城的成功保护不会不触动他的神经，不过此时他的醒悟已经晚矣，消失的瓮城难以重生。那柄躺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银镐，至今已近百年，上面镌刻的文字不再是骄傲，而是讲述着一个时代曾有的愚昧。
箭楼在这次改建工程中改变较大：箭楼南侧增建了悬空眺台、汉白玉抱柱、栏杆。并在一、二层箭窗上方，加饰了水泥制成的西洋式的白色弧形华盖。原箭楼没有匾，改建时，在箭楼门洞上增添了汉文书写的“正阳门”横匾。箭楼下的城墙部分，东西两侧都加宽，并加建栏杆，增建了东、西“之”字形的登城马道。箭楼北面也拓宽了，形成了用混凝土仿汉白玉栏杆围起的宽阔平台。另外，这次改建，还在抱厦两侧各增加了4个箭窗，这样，就使箭窗的数量从原来的86孔变成了94孔。由于当时聘请了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担任设计师，因此，使这座古老的中式建筑融入了西洋的建筑风格——喜耶悲耶？
有人说，变得更漂亮了，中国古建筑应适时而变，才能有新的生命力；有人说，这是窝头上抹奶酪，风马牛不相及，是对中国古建筑的亵渎！
不管怎么说，正阳门变了，不再是原装、原样、原味了。
朱启钤的拆之风也刮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同样是迫于交通压力，先后拆掉正阳桥，填平护城河；“文革”中“扫除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又把正阳门城楼下的关帝庙和观音寺一并拆除。
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也是先后两次面临拆除之祸。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出决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并建设一系列具有时代纪念碑式的大型建筑。
一千多名规划、建筑精英从全国各地应召而来，他们以毛泽东建成“百万人广场”的指示为指南，大胆畅想，如何使天安门广场既要满足政治活动的需要，又要显示出社会主义大国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