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被委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等职，他尽心尽力，努力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很大贡献，实践了他“党让我做什么，一定努力做好”的诺言。
严慈相济
“现在我敬你一杯酒。”严慈相济，严辅之以慈，并通过慈使严为人接受；慈融于严中，并通过严使慈神圣化。
上级不能随意批评人，但是，如果该批评的时候不批评，反而显得有些矫情了。该批评的时候尽量批评，这样才能真正显示出彼此之间的关系亲切。亲切不是娇宠、更不是虚伪，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体贴。这种体贴让被批评者在事后如同沐浴在阳光下，茁壮成长。所以，对下属要能施以体贴的批评，这才是具有沟通魅力的上级。
周恩来非常善于运用批评艺术来帮助同志进步。周恩来批评人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批评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激励人，把工作做好。因此，周恩来非常注意批评的善后工作，严慈相济，严辅之以慈，并通过慈使严为人接受；慈融于严中，并通过严使慈神圣化。
20世纪50年代，某国芭蕾舞团来华演出。为了确保演出成功，周恩来在百忙中赶到剧场，亲自检查场地，连舞台上的每个角落都要细看一遍。当发现一颗钉子露出台面约一厘米时，他马上让服务员拿来锤子，自己动手把铁钉敲进木板，然后又试走一遍，这才放心。工作人员见此情景都非常不安，一个个低头不出声，他们紧张地等待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可是周恩来没有板起面孔，更没有大发雷霆，只是心平气和地说了一句：“跳芭蕾舞的演员一旦踩到这颗铁钉，脚尖怎么受得了？”这就是为那颗露出台面一厘米的铁钉，总理对工作人员的“批评”！
严厉，但是听起来亲切，就像慈祥的长辈对晚辈的轻轻责备，使在场的人感到深深的内疚，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以便提供援助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时，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他立即打电话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允许！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绝对地负责任。”受到批评的同志不免难过起来。
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恩来到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周恩来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恩来亲自斟满两杯酒，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慈爱地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
就这样，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气氛。
1957年4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有一项议程涉及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工作，但由于该部部长黄敬缺席，不得不临时停止这项议程。为这事，周恩来当着国务院全体人员的面批评会议科的工作不细致：“现在我们党正在整风，会议科也要在这次整风中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到餐厅吃饭，会议科的同志收拾会场上的文件。周恩来处理完文件后最晚一个走进餐厅，想等会议科的同志一起吃饭。
走到餐厅一看，会议科的同志没有来。周恩来一下子就明白了：一定是因为受到批评，大家没有心思吃饭了。于是他对服务员说：“去喊会议科的同志来吃饭！”
“快去吃饭吧，总理在等着你们呢！”服务员招呼着会议科的同志。
“我们不吃饭了，请总理不要等了。”会议科的同志回答说。
服务员只好十分为难地回复总理：“他们不肯吃。”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就跟他们说，他们不吃，我也不吃。我保证他们会来吃的。”
服务员真的按周恩来的话说了一遍。于是，会议科三位同志便进了餐厅。
周恩来一个人坐在餐桌旁，把他们的饭都盛在碗里等着。他们坐下来，一句话未说，光低头吃饭，也不吃菜。
周恩来知道他们情绪不好，便关心地说：“你们不能光吃饭，还要吃菜呀。”
他一边向他们碗里夹菜，一边问：“你们想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
大家一齐说：“当然想。”
周恩来说：“好，你们既然愿意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为什么吃饭不细嚼慢咽？像你们这种吃法，把胃吃坏了，还能为人民服务吗？”
当一位同志很快吃完碗里的饭站起来要走时，周恩来说：“怎么吃这么少？
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儿吃得多呢！是不是我在会上批评了你们，在生我的气呀！”
另一位同志回答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总理的工作。”
周恩来关切地说：“你们的工作量不轻啊，我经常看到你们加班，很晚才休息。最近需要提到会议上决定的工作较多，每周开两三次国务会议，给你们增加了工作量，你们要注意身体。”
几句话说得会议科的三位同志心里热乎乎的，餐桌上沉闷的气氛没有了。
一般说来，人们在听到批评时，总不像听到赞扬那样舒服。受到赞扬总令人愉快，会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受；而批评则会使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会努力奋进，有人会心灰意懒，也有人会恼羞成怒。领导者在工作中免不了要批评下级的缺点、错误，如果领导者既善于批评又巧于善后，效果就不同了。也就是像周恩来那样，一方面注意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批评方式，如对领导干部和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就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毫不掩饰地直接进行批评；而对一般群众、民主人士，则常常以间接、委婉的批评方式，达到既不伤感情，又能使人改正错误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巧于善后，周恩来批评人不只是痛痛快快批一通就完事，而是在批评完了之后关心他们、体贴他们、鼓励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解决，这样效果就特别好。所以，周恩来批评人总是让人口服心服。让人既感到一种威严，同时又感到亲切，一种关怀之情融于其中。因而，虽然是批评，也让人感到温暖、振奋。
善意批评
“我们不是给你上课，只是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面对周恩来真诚善意的批评，赫鲁晓夫也常常无话可说。
从善的角度出发，真诚帮助对方，指出对方的不足，虽然逆耳却是忠言，虽然苦口却是良药，对方也会心知肚明，坦然接受。
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来说，1956年可谓风起云涌。
2月24日夜至25日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突然把他以前口口声声称为“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全盘否定斯大林，苏共党内、苏联国内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哗然。
10月，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华沙和布达佩斯。波匈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的“老子党”作风酿成的。
因此，赫鲁晓夫的声誉和地位无论是在苏联共产党内部，还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危机。
赫鲁晓夫需要摆脱危机，期望中共方面能为他做些工作。11月，赫鲁晓夫要他的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提出：邀请周恩来访问苏联。
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也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提出邀请周恩来访问波兰、匈牙利。
其时，周恩来已订好了访问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家的计划。
从维护苏共党内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大局出发，经中共中央讨论，周恩来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
临行前，定下的策略是：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1957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开始正面交锋。
会谈中，在谈到处理斯大林的问题时，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斯大林是犯有错误，但他并不总是犯错误。评价斯大林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观点，不能抛开具体历史背景孤立地评价一个人。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我们认为是三七开，功绩是主要的，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
赫鲁晓夫强耐着性子听着。在座的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苏共领导对周恩来的这番话很是赞同，他们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功绩全盘抹杀的做法也颇为反感。
接着，他们又谈到了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间的关系。周恩来说：“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它们自己去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别人内政。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你们处理得不够好。我们认为波兰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波兰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赞成派苏联军队进驻波兰。波匈事件的发生，你们有责任。”
周恩来的批评是真诚而又善意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真诚地希望赫鲁晓夫能克服他身上的某些缺点，以提高和巩固他在苏共党内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地位，这也是当时国际对敌斗争的需要。
然而，赫鲁晓夫听不进去了，他粗暴地说：“东欧那些所谓兄弟国家的领导人，还有他们的夫人都是狗屎、坏蛋，像蠢驴一样。他们同西方勾勾搭搭，要了我们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
周恩来当即严肃地反驳说：“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
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一下子无言以对，但他马上又转移话题说：“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很多。”显然，赫鲁晓夫是在暗示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
周恩来说：“不少。有的国王的祖父是中国血统，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还不甘心：“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说：“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然而，争吵归争吵。周恩来此行的目的不是争吵，而是极力想帮助赫鲁晓夫认识错误，希望他的错误不再继续发展。因此，周恩来还是通过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对赫鲁晓夫进行规劝、说服。
1月18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往阿富汗访问。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等送行。
在去机场的路上，周恩来又诚恳地劝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部分错误，你们也有责任嘛！你说肃反扩大化了，你们每一级都有三人小组，赫鲁晓夫同志你那时是乌克兰第一书记，你管这个事嘛！你怎么能只责备斯大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