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时你们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不提出意见呢？可见你们当时也是觉得斯大林是对的。现在你们觉得错了，应该批评自己，不要只批评死人！”
赫鲁晓夫知道周恩来说得在理，是在真诚地帮助他，但无奈地说：“你们那个党可以自我批评，我要是这样搞就垮台了。我年龄大了，快70岁了，还有几年呀？还容许我作自我批评？”
赫鲁晓夫一直难忘周恩来的批评。两年后，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来我国参加国庆10周年典礼，他幽默地对毛泽东说：“你们1957年派周恩来给我上课来了。”
周恩来真诚地解释说：“我们不是给你上课，只是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
巧用赞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周恩来运用赞美的轻武器，折服了罗杰斯及其助手们。
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的第一原则就是渴望得到赞赏。”可见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肯定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在别人的称赞中肯定自己的价值。赞美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友谊的桥梁。
在交往中，恰当的褒扬、风趣的话语会使对方心情愉快、神经兴奋，此时最容易表现出宽宏大度，豁达开朗，而不至于在一些可平可仄的问题上斤斤计较、争执不休，从而有助于一个人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在尼克松访华的过程中，周恩来就曾经运用赞美这种“轻武器”让美国代表团中的罗杰斯转怒为喜。
自尼克松执政以来，美国的白宫与国务院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就连尼克松访华代表团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
1972年2月26日晚宴之前，给罗杰斯等人当翻译的工作人员向周恩来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中美上海公报》大发牢骚，还说到上海后，他们要大闹一番。
周恩来仔细考虑了这件事，并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应该排在基辛格的前面，但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没有带罗杰斯，却带着基辛格来了，难怪他会有意见。
因此，周恩来一到上海，顾不得休息就去看望罗杰斯和他的助手。
来到当时上海最现代化的锦江饭店，周恩来乘着电梯徐徐上升，到13层停了下来。周恩来看到电梯标志牌红灯上的“13”时，拍着前额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西方人最忌讳3……”
周恩来意识到工作人员的疏忽，一定会让罗杰斯等人火上浇油。果然，当翻译带着周恩来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就听见美国国务院官员正在高声吵嚷。罗杰斯见周恩来前来看望，忙向助手们示意欢迎客人，这些美国官员才竭力装出极不自然的笑容。
怎样改变对方的想法而又不伤感情呢？周恩来的做法是，从赞美开始。因为他知道，赞美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友谊的桥梁，是一种理想的黏合剂。赞美表达了我们对他人的关注，赞美会给他人一个好心情，可以使对方由紧张、戒备到轻松、愉快。
周恩来先与每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握手，然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坐下，彬彬有礼地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你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几十年来，国务院做了不少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时候，贵国驻华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赞美的高手，就是沟通的高手。周恩来诚挚的赞美似春风化雨，很快使美国外交官员们的气消了大半。罗杰斯转怒为喜地说：“总理先生，你也是很英明的。
我真佩服你想出宴请我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招法，太漂亮了！一下子就把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
话题拉开后，周恩来没有放过弥补手下人的小小失误的机会，诚恳地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
见客人都在听他说话，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听了，乐得哈哈大笑。顿时，刚见面时的那种紧张气氛不见了，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全消了。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的助手们问道：“怎么办？还找麻烦吗？”
罗杰斯摇摇头说：“算了吧，周恩来这个人，真是令人倾倒。”
赞美，是对人的价值的直接肯定和积极评价，是对人的最有效的尊重，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听到赞美。恰当的赞美不仅能赢得对方的好感，甚至能消除他的怒气。
在这里，周恩来为了说服罗杰斯，先用赞美的方式消除了他的怒气，紧接着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趣机智地讲了个中国“怕鬼”与“不怕鬼”的故事，引发了众人的笑声，在笑声中淡化了罗杰斯的不满，取得大家谅解，完成了阻止罗杰斯发难的任务。
适时悲情
“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适时的悲情，阻止了红卫兵揪斗陈毅。
当情况紧急，十分混乱，一切语言都无济于事时，一个大人物的适时悲情，会让人十分震撼，让对方手足无措而不自觉地服从。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就用适时悲情阻止了红卫兵揪斗陈毅。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争先恐后，一起动作，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们喊出了“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
为证明本组织是“坚定的左派”，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还竞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对此，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挺身而出，进行耐心的说服和劝阻。
1967年5月2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反复周旋。
外交部“批陈联络站”的一位代表理直气壮地说：“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从他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
周恩来解释说：“本来‘五一’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做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不是学校，不是红卫兵，你们是外交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对周恩来的这一解释，造反派们显然是不满意的，一个造反派马上问：“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您讲清楚些。”
周恩来仍然耐心地说：“外交部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这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一个造反派钻空子说：“您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对此，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因为直接回答很容易被他们抓辫子，所以他说：“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一群人七嘴八舌说开了：“总理应当相信群众，现在外交部环境很好，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恩来仍然很耐心地劝说：“批判错误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有人问：“什么条件？”
周恩来回答说：“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
一个造反派头头模样的人站出来说：“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周恩来解释道。
这时，一伙人命令式地说：“请总理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武斗，你要相信群众。”
另一个造反派突然地问道：“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外院造反派？”
“现在还不能交给你们。”周恩来突然意识到对方在给他设陷阱，十分气愤地说，“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转身对大家说：“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不要在这里搞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我说了，陈毅同志现在正患肠炎，等肠炎好了，我再陪他参加大会。”
这时，一个造反派说：“总理，是不是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
“那也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交‘批陈联络站’也不行。”周恩来坚决地拒绝。
很多人嚷嚷：“我们就是要打倒陈毅！我们下定决心要打倒陈毅！”
一听这话，周恩来有些激动：“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随便把哪个人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该打倒，就打倒！”一个造反派狂妄地喊道。
周恩来气极了：“这样子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成熟，大会还是不能开！我现在跟你们商量问题，可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大家一看周恩来真的生气了，于是又和缓下来：“我们是对陈毅，不是对总理。我们相信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至于批判‘错误’，还要创造条件。现在，我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总之，开大会时我一定要陪陈毅同志来。”
两天之后，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周恩来又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当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过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
但由于有林彪、江青一伙的支持，造反派们有恃无恐，再次围攻周恩来，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致使周恩来连续8个小时不能吃饭，犯了心脏病。最后，周恩来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适时的悲情，让造反派们十分震撼，慑于对周恩来的尊重和畏惧，他们不敢贸然去揪斗陈毅，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揪斗陈毅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