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文学之路
很多年前，我大约并未想到，将来会成为作家，且是一个地道的卖文为生者。我家族里也绝无这样的血统遗传——我父亲曾做过新闻，虽然都是写字的，但是这两种写字实在相去太远。作家，在寻常人眼里，大概是个很奇怪的职业，我也嫌它不够响亮，叫起来不像医生、教师、公司白领那样正常且有身份。
我想我是害羞的，也常常为我的职业感到自卑。“穷酸文人”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但是现在想来，文学是最适合我脾性的，单调、枯燥、敏感、多思，有自由主义倾向，不能适应集体生活，且内心狂野。
我是在很多年以后，开始写作时才发现这一点的。那就像偶然推开了一扇门，发现里头的房间构造、家具摆设、气味、人物都是自己熟悉的；抑或是误入一条交叉小径，起先是茫然的，可是顺着它的纹理走下去，却别有洞天，越来越自由。
不写作我能干什么呢？也许现在是个闲妇，温绵慈善，可是天生有颗不安分的心，时常抱怨着，觉得冤屈。我发现我不能适应任何工作，我懒惰，不负责任，对人际利益缺少智力，似乎也无热情。1993年，我在无锡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常往返于沪宁，跑进出口公司。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不会拟合同，也不会说行业术语；和客户交谈时，我会脸红；单位组织联谊活动，让我和老板跳舞，我推让着，怎么劝都不行。
我是害臊的。我的生涩让我不安。我意识到了，立意纠正着，可是很吃力。在这样的场合里，我无法做到讨人喜欢，我无能、笨拙。在办公桌旁呆坐着，望着窗外的蓝天，我知道自己是无聊的，可是那一瞬间，我安心、喜悦。我看《新民晚报》上一篇陈丹燕的美文，写上海街景的，那华丽忧郁的句式打动了我，一遍遍地阅读着，最后把它抄下来。
那时我还没有写小说，也无此志向。只不过一天天地混下去，也不知何时是尽头。隔一些时候，《江南晚报》上介绍上海发现了一个文学新秀，被称作“小张爱玲”的须兰。那时我正在读张爱玲，初读时并未觉得她的好，只觉得场面繁华热闹，各种俏皮、玲珑剔透的人物走来走去；及至后来，才注意到造词、节奏、章法和意境……一点点地揣摩着，叹为观止。
而与此同时，我母亲打来电话，告知我的小城正在选拔科级干部，需考试，择优录取。我母亲有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只可惜我没有继承她的野心和敏锐的政治触觉——她并未从政，却是个很好的干部人选，精明、上进、作风果断。
我母亲是遗憾的，因为我没有如她所愿成为官员，而当了作家。即便很多年后的今天，她也常常抱怨着，她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古以来文人就没有好下场。她很少读我的小说，因为读不懂，小说又过于清冷、沉郁，她不喜欢。不过她也承认道，这倒是很像你的。她喜欢热闹一些的，纠缠一些的，像爱情小说。她希望我能成为畅销书作家，我告诉她这是不能够的，性格使然。
我至今也未写过一篇像样的爱情小说，我是有顾虑的。一旦涉及两性关系描写，我总是犹豫再三。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是我父母的女儿，我曾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天天清白地成长。我愿意为他们保存一个完好的女儿形象。我不想撕破了它，这出于善良。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结婚生子，也许很多年后，我将是别人的祖母或姥姥，我希望他们在读我小说时，不至于太过难堪。羞耻心一词于我，主要是针对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我的父母、弟弟、叔叔……这其中有一种很微妙、暧昧的关系，作用于我的小说。我为这关系去写小说，恐怕终其一生也难以写明白。它是不可破译的，关于亲情，亲情里的男女……道德感。那紧张纠缠，然而单纯茫然的情感关系。它是混乱不清的，然而它终究还是亲情。
多年来，这关系困惑着我。我终于写小说了，起因却是另一个。1994年前后，我的女友们都纷纷恋爱结婚了。她们大多二十三四岁，曾和我一起静静地生长。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这几乎是我们一生中最光华夺目的年龄段，我看见岁月怎样在这代女孩子的容颜上密密地开出花来。腼腆地，饱含着思想地，一天天不动声色地绽放。
我觉得疼惜。一代少女就这样走过了她们的青春期，心平气和的。然而谁看见过她们那五光十色的、像肥皂泡一样破灭的幻想，谁听见了那里头的挣扎和尖叫？个个都是精灵，美好、清白、骄傲，只因为她们年轻过，花样年华，光泽转瞬即逝……她们恋爱了，很快谈婚论嫁了。
这真让人绝望。完全不能解释的，我沮丧之极。年轻时，我一直克制着不去恋爱，仿佛一恋爱，人就变老了，变得不纯洁，内心有很多伤痛。我害怕谈婚论嫁，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害怕的其实是长大成人，慢慢负起责任来，开始过庸常的生活。我想我是病态的，一直不肯面对现实。
1994年，我送单身的女友们走上婚姻的殿堂，我伤感至极，也因此而沉静，变得无所惧怕。我决定把它们写下来。这就是《小城故事》的写作背景，旨在祭奠那段芬芳和光泽的年华，也祭奠这年华里的女友和我自己。
这是我的处女作。
我的写作是仓促的，既无文学准备，也无思想准备，几乎是一念之间提起笔来。我从不以为，写作是我的必然之路。如果不写作，我现在肯定择业而居，也许是记者和编辑，也许是银行职员……总之，安居乐业的样子，然而很吃力。
可是活在这世上，谁不吃力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茫然的，辛苦，抱怨，为找不着自己在这人世的位置……也许我找着了，可是误打误撞，我自己并不知晓。我只是觉得，是写作纵容了我，它让我发现了自己的很多缺点，脆弱、疏懒，没有忍耐力、没有责任心。总之，在俗世意义上，我会很辛苦——我做一切都会觉得吃力，除了写作。写作把我的缺点无限度地放大了，我依赖它。是它安慰了我，让我铁下心来只做这一个人，而不是那一个。
我认真做起作家来了，是1994年春天，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积累，写作，等待成名。那时我只读很少的文学作品，《红楼梦》《围城》以及张爱玲的小说……完全因为喜欢，才翻来覆去地读，有点类似我文学的教科书。外国古典文学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小说也读，但是趣味相左，简直难以卒读。我中学时读《红与黑》，开篇就是十几页的风景描写，看了简直头疼，直接跳过去，读于连和市长夫人调情，心中充满欢喜。
我的趣味并不高尚，也因此，古典名着的好处我无法领略。很多朋友向我推荐《包法利夫人》，每推荐一次，我就重读一次，技法、结构、白描艺术、人物塑造……我知道它是好的，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好。我们这代作家，受惠于古典作品的很少；我们的作品因此而少技术性，显得轻薄。我想这是遗憾的，但也只能由这遗憾蔓延。毕竟，这中间隔了近两个世纪，即便着意弥补，也仍像长筒丝袜上打的补丁，歪歪曲曲的，更见局促。
另一方面，看现代小说就舒畅多了。那里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惊悚、怪异、完全不合逻辑、突然发出的一声尖叫……很像20世纪。我理解的现代性全在这里了：外表很平静，可是突然间一个仓促的小动作；走路时掉过头去，偷偷吐一下舌头；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摸一下自己的身体，自得其乐……完全是下意识的小动作，仓促、烦恼、无聊，可这是20世纪的骨骼，它潜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肉里，一不小心就会露出来。
我读现代小说，完全是心领神会的。像被人说中了一段隐秘，那里头的拐弯抹角处，被分析得清清楚楚——那真是可怕的，可是可怕之余，也觉得欣喜和放松。
我第一次读卡夫卡是在1990年，读的是短篇《判决》。在此之前，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现代小说，我也不知道卡夫卡是谁。我仅是把它当作短篇来读的。读完后，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是惊讶。我于其中发现了小说的另一个空间，广阔的，具有新鲜刺激的质地，就像一道豁口，隐隐露出暧昧的光亮来，然而这光亮是我熟悉的，也让我害怕。
从1994年始，我计划系统地读一些书，借以补血充气。我父亲去新华书店买来许多外国名着，大多是古典作品：《珍妮姑娘》《汤姆叔叔的小屋》……然而看了也就看了，没留下太深印象。当读到《百年孤独》时，反应则完全不同。我是一气呵成读下去的，从晚上读到凌晨。到了深夜，我合上书，舍不得再读了。三番五次地躺下去，再爬起来，到底忍心把它读完。
我的文学趣味是褊狭的，然而也是自发的。自此以后，我打消了系统读书论。我不想勉强自己。好书是读不完的，好的东西它在那儿，就如一道风景，它是我们生存的一部分背景。我们看见了，它才是；如果看不见，它就不是。也有一种时候，我们视而不见，那没办法。就如某类美女，长得很合分寸，瓜子脸，樱桃小嘴，柳叶眉……我知道她长得美，可是不艳羡，也不惊讶。古典名着总让我想起这一类的美女。
我的庞大的读书计划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惋惜的。我知道自己是贫血的，偏食，但不多嘴。就这么任性地一天天地瘦下去。迄今为止，我的常读书仍是有限的，《红楼》《水浒》，张爱玲和萧红……后来又加入了杜拉斯，还有另外一些人，总之，名单会越来越多。然而适合我的书还在那儿，从来也将永远在那儿，有的我已经碰见了，有的正待发掘。这是先天决定的，我无法更改。
我计划将来出一本读书笔记，记下我读小说的某一瞬间的顿悟和感动。此外，也想读些人物传记和史书，比如明史、现代史——但首先得文字风趣，少学究气；如有可能，我甚至想放下手边的写作，抽出一段时间来重温《诗经》和《史记》，还有明清小品文，唐诗宋词以及香艳的《牡丹亭》。读书于我，抛弃功利性的一面，主要还是为了趣味，追求文字给予身心的熨帖和抚慰。我不想拿它当工具书来读。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了虚荣心。
从前读书是有虚荣心的。初中读《拿破仑传》，高二读《叔本华传》和郁达夫的《沉沦》，只因为它们于我的同龄人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名字。
我像做贼一样偷读课外书，上课时读，回家关上房门读。有一次我母亲推门进来，我砰的一声把书扔进抽屉；她把书找出来，把它撕成两截；我哭了，后来把书粘起来，还掉。隔了一些时日，旧病重发，又开始偷读。其实那时读的不全是文学书，我后来走上文学路与这段时期也没有关系。老师来家访，告诉我父母我如何不听话，上课时读《射雕英雄传》，听不进批评，木着脸，还扬着脖子。
这是早些年的事了。到了1987年，我高一，开始读琼瑶和三毛，这两位都是流行作家，现在看来，谁也不比谁更文艺。可是我当时喜欢三毛，以为她是文学，我希望有一天能做成她那样的作家，留着长发，把脸遮盖起来，单露出大大的眼睛，盘腿坐在地毯上。琼瑶的小说也迷得不行，一本接一本地看，哭得一塌糊涂。
到了1988年，面临文理分科，我责无旁贷地选择文科。我的作文已经很好了，文笔流畅，喜用一些冷僻词，写起散文和叙事文尤其得心应手。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我的语文老师姓夏，1988年刚从师大毕业，一个帅小伙子，敏感、清高、善解人意，总之，有着文人的一切习性。
他给我们带来了新思潮，抱怨小城的闭塞和种种陋习，课时45分钟，他用一半时间来讲不相干的事：他的大学生活，他所接受的文明和教化，很多我从未听过的国外文人学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着作。我想，这于我是有益的。
教务主任有时会来察看各班级的上课情况。夏老师说，他要是来了，你们咳嗽一声。果然，有一次教务主任来了，后排的同学看见了，大声咳嗽。夏老师向我们做了个鬼脸说，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他课上得真是好，口才也好。他与我们打成一片，常常心血来潮带我们去郊游。他说，作文不是坐在教室里写出来的，得首先观察。就有调皮的男生说道，现在就带我们去观察吧。他想了想，笑道，你们分批出去，两人一辆自行车，不要大声喧哗，要是有人问起了，就说是自习课，出去买纸笔。
他就像我们的兄长。常有学生缠着他点评班里的女生。点到我时，他略沉吟一下，笑着摇了摇头，不置可否。我听了这一幕，也是不置可否。我是如此沉默，单调，让人无话可说。而作文里透露出的气息，他比谁都清楚。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姑娘，敏感、心思细密而丰盛——不说也罢。
有低年级的学生要看我的作文，他从六十多本作文簿里随手拽出我的。我不知道我后来的写作，是否与他的这随手一拽有关联，然而我表示感激，他曾给了我温暖和信心。
我们很少交谈。然而我知道他是不羁的，他厌恶小城，常常渴望逃离。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失踪了，据说逃课去了新疆。后来不声不响回来了。他很快就结了婚，这是1989年，他二十五岁。他铁了心滞留在自己的小城，做中学语文老师。
很多年后，他成了我妹妹的班主任。有一天他踱到她身旁说，某某是你的姐姐吧？长得很像的，她作文很好。我听了，也只是不介意地笑着。我想我是伤感的，十年过去了，这中间经过漫长的成长，变化。物是人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