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萧红焕发了更大的活力，遗憾的是，和萧军的关系变冷了。很多人都认为是和鲁迅有关，我也这么认为——几乎一定是的！未必真的发生什么，也许是什么都发生了，“只是在心里”。很多年前，我忘了从哪儿看到的一段，或许就是我的臆想：有一天深夜，两萧和几个朋友走在上海的马路上，萧红一高兴，提议说，“我们赛跑吧”，于是便开始跑……我至今都能听见她的半高跟皮鞋在柏油路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清脆的声音，她的笑声，她也许还会尖叫一声；她个子蛮高的，她在路灯光底下渐长或渐短的影子。
萧红临死前的样子，我想象着，并不觉得太难受。可是一旦想起她在上海的某个深夜，在马路上，她撒腿奔跑，我便觉得心里堵得慌……萧红的天性，实在是很开朗的，很容易就快乐的，她是那种“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的人，然而就这一点点阳光，上天对她也是吝啬的。
有一次她去鲁迅家里，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为什么笑呢？”
她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很好。非常非常地好。我想萧红最可贵的一点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她的淳朴和自然，她投向万物时如初生儿一般新鲜而好奇的那一瞥。她是永远的闺女，不管环境多么严酷，不管她是多老的一个老太太，有一天走在街头，若是看见了什么新鲜物件，她都会忍不住凑上前去，说一声：“咦？”
她这一点，和张爱玲是截然不同的，我难以想象她们会成为好朋友——真实的情况是，她们绝无可能认识，萧红写作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中学生；张爱玲写作的时候，萧红已经死了。
两萧在上海待了不到两年，这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两萧来说，鲁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亲一样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萧红还是个年轻女人，偏偏又容易动情……起先，他们住在法租界，离鲁迅家很远，为了方便见面，他们就把房子换到鲁迅家附近了。
鲁迅家里，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客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这些年轻人来到鲁迅的书房里，不拘站着，坐着，喝茶，抽烟……他们是什么都聊的，时局，人生，文艺，苦恼。鲁迅听着，附和着，或是给予他们一点意见。倘若他们说了什么笑话，鲁迅便笑了，放声的，明朗的，笑得烟卷都快拿不住了。
初始，萧红见到这一幕，以她那孩子似的好奇心，她一定会惊喜地在心里嘀咕一句：“咦，这个人也会笑呢！”或者是：“咦，这个人也会打喷嚏呢！”她大概是觉得很亲切了。
两萧常结伴来看鲁迅，每天都来……后来，就是萧红一个人来了。
萧红来到鲁迅的书房里，鲁迅也只是平常地问一句：“来啦？”
萧红说：“来啦！”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萧红便和许先生一起做饭，包饺子，包韭菜合子……两个女人一起闲话，许广平告诉她她从前的往事，她在女师大念书，怎么做家庭教师……两个女人之间，大概是什么都知道了，但什么都不能说。
萧军开始打萧红。自然了，他是从青岛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一直打到他们分手。萧军打她总有太多的理由，一说他在外面有了女人，可是他又不跟萧红分手，大概他以为，他对她负有救世主一般的责任，这责任是从哈尔滨的一条船上开始的，从此这责任就深种在他们心里，一直到萧红将死，她还在念叨她的业已娶妻荫子的萧三郎。
然而萧军在上海的打她，也许另添了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他是不会说的，也许他压根心里就不愿意追究。我想象这一幕，真是难受得很，后来鲁迅逝世，萧军参与了丧事的全过程，行弟子礼，他是走在第一个的。
情况就是这样吧，每天萧红都要去鲁迅家，常常一待就是一天；萧军知道她去哪儿，又不方便总问，或者就是问了，也未必问出什么来。他已经左右不了她了。这时候，也不知他看出来没有，萧红身上的那股子力量，和他的力量完全不同，很韧，很有劲道。她不复是从前那个柔弱的、顺从的小女人了。
萧红来到鲁迅家里，也不过是说点儿家常。鲁迅不在，她就和许广平说；许广平不在——然而许广平很少有不在的，她是家庭主妇；两人都在，她就和他们夫妇一块说。或有就是，她陪着海婴公子玩一玩，海婴最喜欢她了，因为她有小辫子，他最喜欢抓她的小辫子了。
她心情好的时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
鲁迅就会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做出评价：“不大好看。”
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红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说到她的靴子……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两人独处的唯一的场景，然而也只是说说衣服，鞋子，搭配——是啊，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在里头了。
说了一会儿，萧红看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楼去。第一，她不能耽搁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顾忌许广平的感受——如果这个家她还想每天出入的话。
站在萧红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这段时间她是很压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门赴约，许广平替她打扮，找来各种颜色的绸条装饰她的头发，其中一根红绸条，扮得萧红似乎不是很好看，鲁迅生气了，大声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她……”这一幕真是意味深长，在那不知是春天还是冬天的房间里，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有什么东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这一两秒，这艰难、隐涩、沉重的一两秒过去就好了。过去了，又是什么都没发生了。
后来，萧红便离开了，她去了日本，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为什么要离开呢？据说是“养病”，又有说是“精神上的苦闷”，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已经断断续续病了大半年了。她走了三个月以后，鲁迅就去世了。
这三个月中间，她跟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吗？
然而这些不说了，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上海的这两年，是萧红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两年——如果不能说是最幸福或是最快乐的两年。首先，她没那么穷了，至少有饭吃，偶尔还能穿上新衣服；第二，稍稍安定了些，虽然是短暂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结识了鲁迅，每天朝夕相处，成了她精神上、感情上的最大的慰藉，也成了她忍受萧军的铁拳头的最大的慰藉，成了她生活中类似于支柱的东西，成了习惯！
这两年对于鲁迅来说呢，也是一种慰藉吧？我想象他那位于大陆新村九号的二楼的书房里，虽然也能照进阳光，不知为何总有一种阴天的感觉，隐隐地有点儿冷：一家三口并两个老妈子，三层楼，一个院子……填不下，填不下，太冷清了。所以他是很喜欢年轻人来家里的，来他的书房里，欢天喜地，海阔天空。
内中就有这样一个姑娘，开朗，天真，聪慧。起先她或许有些拘束，话不多，熟了以后竟完全变了个人，叽叽呱呱，爱笑，她是什么话都愿跟他说——究竟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却总能把他从一大堆的书稿、校样、人事、烦恼中暂时解脱出来，使他知道他是活在人间。后来，她就每天都来了，差不多成了一家人。病中他一个人躺在书房里，眼看虚空，大约也意识到这是他的暮年，他是孤独的，他这样一个瘦弱的老人（他那时其实并不算太老）……身后响起熟悉的脚步声，他回过头去，顿时，满屋子的阳光啊，他打了个招呼：“来啦？”
她说：“来啦！”
鲁迅死了两个月以后，萧红回到了上海，先去万国公墓祭拜，这是1937年1月。半年以后，中日战争爆发。
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萧都曾做过努力，从上海到武汉，到山西，到西安……然而终不行了，他们是在西安正式分手的。这时，萧红已有孕在身。
在西安，萧红和丁玲曾有过一夜长谈，谈了什么未可知。我在想另一个问题，她为什么没有去延安——就像丁玲那样；而且，她的朋友圈都是这一类型的，有信仰，有追求；萧军也是从延安过来跟她汇合的……唯一的解释是，她和张爱玲一样，对政治既无兴趣，也不通。
而且这时，她和端木已互通情款了，我猜想。他们刚认识半年，这半年来，端木一直陪伴身边——当然不只他们两个，还有萧军，还有一群人，俗称“东北作家群”的，他们是从武汉一路辗转来到西安的。
在西安稍作停留，萧红就又回到了武汉，不久，她怀揣萧军的孩子，和端木举行了婚礼，这已是1938年5月了。据载，萧红对这次结婚是很平静的，在婚礼上，主持人让她发表感想，她说，她没有别的希求，只想过安定的生活。然而对萧红来说，安定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先不说那个乱世，兵荒马乱的，一颗炸弹没准就家破人亡了；单说她的性格，即便在和平年代，她也是难能有一颗安定的心的。
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家又想上路的那种人，一句话，她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词汇，是他们赴汤蹈火、飞蛾扑火，怎么求都求不来的词汇，慢慢地，它就变成了哲学的词汇。
两萧的分手，朋友圈里多有替他们惋惜的，然而对于萧红来说，我想这也是她性格的一个必然。她在生活上总有点稀里糊涂的，随意性很大，或有偶尔列个计划什么的，一二三四贴在墙上，执行不了几天就忘了的。就像一盆水泼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过是遇上谁就是谁，遇上萧军是萧军，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来她又遇上了骆宾基，生命的最后一截，就是这个年轻人陪她度过的。
人家对她一点点好，她就记着了，早已泯灭的对于生活的希望又起来了。这一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是先预设了人生是一场悲剧，她按着这预设往下走，不作一点反抗，很冷酷地看着自己往下掉；她对人性也不作奢望，也正因此，反能有喜悦和慈悲，有惊喜。她对于爱也是这样，她是可以去爱人的，而不单单是被爱。胡兰成避难的时候，她去乡下看他，忍痛替他的女朋友画像；私下里，两人还交流对这姑娘的看法，议论一下她的美。她回到上海，不拘自己是卖文为生，省吃俭用攒钱汇他，因为她体会他的难处，知道他更需要钱。她做完了她该做的，心里平安了，就去了结这件事，写信告诉他不再联系了，这以后就真不联系了。这以后，她就彻底地放下了这个人，其实是放下了所有的人——连赖雅都不算的。
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是比萧红更有力的人，咎在生命力不活跃；她对于这世界几乎是采取主动的态度——虽然是以被动的方式：避世，旁观，悲观，独处……然而这也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她是可以做到“文责自负”，敢承担，不推诿，不依傍任何人。我想这是因为她天性聪慧——少有人达到的聪慧——把人生的来龙去脉过早地看清楚了。
萧红却正相反，对于人世，我想她从来就没看清过，她就像一个小火炉，一个鱼跃飞身扑进这滚滚红尘，然而她这小火炉终究是不能烫伤任何人，她只是自顾自地烧着，伤了她自己。甚至对于爱，她也从来就没搞清爽过，虽然她一直在“爱”里头，她是太需要爱，也敢爱，却不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人家对她好，她心里有感应，于是就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她对人终究是有要求的，萧军太霸道，她吃不消，端木太绵软，她照样也吃不消；恁是换了谁跟她一起生活，慢慢地她心里总是有苦楚，有委屈……对于男人来说，她其实是很难侍候的。
世人对端木多有指责——自然了，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一个人独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从武汉到汉口，到重庆，到江津……惨是很惨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她亲爱的丈夫又不知哪儿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后来白朗等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与她们的内心发生共鸣的，他对于萧红的懂得和体谅，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改变。他是萧红在世的时候，少数几个看出她才华的人之一——另一个据说是胡风。这一点对萧红来说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写作上可能没那么自信，尤其跟在萧军一起的时候。
他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分，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萧红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当作自己人，一个同样有才华的自己人。后来萧红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那是萧红不识人。
萧红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端木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稀罕的，即便那个时代都难有；更稀罕的是，对世人对他的非议和误解，他能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我以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