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钟叔河二十七岁，因为他的独立思考而被打成“右派”。当时《新湖南报》办得很不出色，“布告牌”“黑板报”之类的批评不绝于耳。钟叔河和他的夫人朱纯，及另外几个人，当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报纸的质量不满意，提过一些意见又不被采纳，他们听说由民盟主办的《民主报》要复刊，大家商量也许调过去更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其实仅仅只是商量而已。但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他们几个人被诬陷为与民盟右派集团共同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新湖南报》社“反右”办公室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印制的《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小册子中，列举了他在大鸣大放时对“民主、自由”等问题的意见一共有四十八条，其中“关于自由”，他说：“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绝对的自由。”“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说，精神上的自由，有时比物质上的自由来得更重要。”诸如此类的言论，当然是“右派”言论了。当时报社的领导对他说：“你错就错在有思想。”他本来要被送劳动教养，但他得知中央“反右”文件上还有一句“如本人不愿意接受处分，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当时钟叔河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两岁，一个一岁，另外还有一个在肚子里，老父亲是民主人士，年纪已七十好几，母亲也年老多病，他只得申请回家自谋生活，从此被报社“双开”，开始了他的极其不平安，但也是极其“有兴趣”的一生。
苦难使人纯净
钟叔河被“双开”以后，开始自谋生活，中学时候他学过“用器画”，也就是“机械制图”，没想到这下派上了用场，他的机械图画得很漂亮，马上就在街道工厂找到了工作。一九五八年初他的户口和档案到了街道，对“右派”分子要实行管制，不允许做那么舒服的绘图工作，厂里立刻把钟叔河贬去做搬运工，拖板车送货。朱纯则被派去工厂的食堂打杂。钟叔河每天运货的路线从北门到南门，几乎纵贯整个长沙城。拖板车是重体力活，开始时他不习惯，一天下来小腿疼得要命，但不到一个星期就渐渐适应了，到底当时年纪轻，往往睡一觉就恢复了所有的疲劳。长沙的气候四季分明，冬天寒冷，而夏日的气温经常高达四十摄氏度，汗水滴到水泥路上很快就被蒸发了。钟叔河冒着严寒酷暑，每天从早到晚一趟一趟地卖苦力。他所在的工厂厂长有意识地折磨这些“右派”分子，工厂中午管一餐午饭，只是一些小菜和一个咸蛋，而且规定一过中午十二点，就取消咸蛋。为了那个咸蛋，必须赶着点来回拖两趟板车。钟叔河就是这样，忍受着屈辱和歧视，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存。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生活越来越艰苦，配给的粮食不断减少，饿着肚子仍然要干很重的活儿。有个跟钟叔河一起拖板车的“右派”，名叫王展抱，老婆对他恶言相向，家庭生活非常不幸，实在忍受不了来自各方的凌辱，加上食不果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有一天他对钟叔河说，这么苦的人生，活着实在没什么意思，不如一了百了，不用继续受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钟叔河劝他说，再坚持一下吧，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拖板车上坡快要到达顶点的时候，难就难在最后那几步，坚持一下也就到头了，要相信，所有极端的倒行逆施都不会太久。但那个人到底没能坚持住，第二天还是上吊了，为了发泄他的满腔愤懑，死前先踢烂了自己家的灶头。
一九六〇年，钟叔河最小的孩子才三岁，有四个孩子要养活，生活担子实在是太沉重，没有法子，他和朱纯商量，既然实在养不活这么多孩子，与其大家绑在一起受苦，还不如把最小的孩子送到孤儿院去抚养。朱纯小时候就是在国民党的孤儿院长大，孤儿院送她读的书，让她成为能够自立的人。她以自己的经验，以为共产党的孤儿院应该能让孩子安全长大，受起码的教育，也许孩子还能有好一点的前途。孤儿院远在内蒙古，他们托一个老师顺路把孩子带去。送走孩子的那天，说不出的心酸使得钟叔河跟在人力车后头跑了很长一段路，孩子也似乎知道自己要被父母亲离弃而嚎啕大哭。
那些年钟叔河亲历许多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的惨状，在拖板车经过的路上，他见到过饿死的大人和孩子的尸体，还亲眼看到有人饿得在吃别人呕吐出来的东西。生活的苦难不能阻止钟叔河读书。每晚回到家，钟叔河就着油灯紧闭门户，读遍了旧书店能够买到的所有知堂老人的书。他从友人处得知知堂老人还健在，就到家里附近的小店中买来几张一面粗一面光的极薄而劣的红色横格“材料纸”，并借来一小瓶墨汁和一支粗劣的毛笔，给知堂老人写信，谈读书的心得，请教问题和索书。他信中写道：“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想，去写。”知堂老人的思想力量和文章之美，大大地安慰了这位年轻的“楚囚”。当接到回信时，他心中的快乐无以言说，这大概是那些苦难日子里最好的精神食粮。也正是因为不断地读书，才使他在精神上无所畏惧，使他超越自己的苦难而放眼世界。他深知人类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但最根本的问题却归结为两个：如何对待自然，如何对待人。无论是“反右”，还是紧接着的“大跃进”，他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他坚信，倒行逆施违背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所酿成的天灾人祸不可能长久。
果然如钟叔河所料，“大跃进”后饿殍遍地，不得不开始允许人们“大种大养”，上自由班，日子慢慢地容易过一些了。钟叔河和朱纯都进了一个街道工厂做工。当时他们的工资每个月才十八到二十元，养不活一家人，只得自己另找事情做。只要能赚到钱，什么事情都做。刻蜡纸，给学校刻讲义，画教学挂图，农学院、医学院的关于植物、人体器官的挂图他们都画过。后来发现做教学模型更赚钱，又学做教学模型，以后发展到做翻砂用的木模，还学会了自己绘图，自己设计。朱纯聪颖、坚韧、开朗，早年孤儿院的经历，使她有极强的生存能力。这对患难夫妻坦然面对一切变故，做一行，钻一行，几年之内，居然成了“同行”认可的内行。当时有规定，街道工厂的技工最多不能超过六级，而朱纯成了五级木模工，钟叔河成了六级绘图工，他们凭能力和人合伙开了一家模型工厂。钟叔河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自己做的两个非常精致的木工刨子，是根据一本德国《细木工作业》书上的图照着做的。知识不但给人精神食粮，同样给予人求生存的本领。
钟叔河和朱纯在工厂里能够独当一面，家庭历史又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就被摘了“右派”帽子，本以为生活会渐渐好起来，谁知道更大的劫难还在后头。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钟叔河知识面广，又比较好客，很多人喜欢上门聊天。“文革”开始后，他看到红卫兵破四旧烧毁书籍，觉得非常荒谬，对人说：把《红楼梦》《史记》都烧掉了，以后还会要印，岂不浪费人力物力。这话被人检举揭发，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钟叔河在厂里绘图时被抓走，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被判了十年徒刑，押送茶陵湖南省第三劳改队劳改。钟叔河说，在看守所的一年，是最难受的一年，二十四个人挤住在六张上下铺上，每张铺都要睡四个人，吃喝拉撒全在房里，刑事犯和政治犯都关在一起。在那种极其恶劣的环境里，极度压抑产生的人性恶、人性的变态，都最大限度地展现。为了多吃一钵饭，有的人甚至可以忍受去喝别人洗脚水的侮辱，那种生活是对人的尊严最大的亵渎。到劳改队后，开始是挖土，种茶树，后来因为制茶需要各种机械，钟叔河又一次凭着绘机械图的技术而分到劳改队的机械厂。在机械厂，他绘制了各种各样的机械图，并且设计了铸造车间的四吨行车。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他才被提前一年释放。在被关押的九年间，他的老母亲去世了，是朱纯为之送终，也是朱纯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为了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钟叔河至今还保留下一张他设计的行车总图，还有两个用竹子做成的茶叶筒。有个茶叶筒上刻着竹枝和“斑竹一枝千滴泪”，是钟叔河在劳改队中做好，托出狱的人带出来送给朱纯的。“不借毛泽东这句诗，是表达不出我滴着血泪的心意的。”钟叔河说。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五年离休前的十几年时间里，钟叔河在湖南出版社工作，他排除了众多的干扰，在并不十分畅顺的环境中，完成了若干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值得表彰的书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实际上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重任。而在他自己的人生中，他完成了对苦难不幸的超越，对个人情感的超越，对自己生命的超越，让自己近乎悲剧的人生迸发出绚烂的光辉。他出于对人的尊严的渴望，通过他所编辑整理的古籍，把悲剧转化成为悲剧意识，表达出对人的终极存在的关注，对生命的思考和憧憬。其中的睿智和机敏，代表了当代中国职业出版家的良知。钟叔河对湖南这个地方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湖南的地域和文化在历史上都不是开放和自由的，人文环境封闭落后，保守势力异常强大，敌意和压制的条件造就了湖南人的反抗，但往往因为太过压抑而造成了反抗的偏激。在敌意的环境中冒出来的人才，大多不能超脱偏激的窠臼，就是所谓“矫枉过正”。在这样的地方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大智慧才行。曾经有人对湖南出版界讽刺说，湖南出了三种人，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这三种人中，两种与钟叔河有关。不管怎样说，对于那一段非常时期优秀的出版家们所作出的努力，历史终究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今天，钟叔河早已离休，住在一栋高层的二十楼。平时他很少下楼，但仍然有不少人登门拜访，谈书、谈编书、求他的文章。当初他读古文时抄录过若干短文，供外孙女诵读，被找他约稿的编辑发现之后，拿去发表，前后发了四五百则，现已辑成《念楼学短》和《学其短》两书，分别在湖南和安徽出版。而钟叔河写的杂文、散文、随笔一类的文字，他自己谦称为“编辑应用文”，收在《钟叔河散文》《念楼集》《书前书后》《偶然集》中。他的文章多有周作人的文风，含蓄蕴藉，半虚半实，经得起玩味。而现在他还在为《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写作短文，每个星期一篇，已经写了三十多篇，他觉得还有些意思，其中多是借题发挥，讲几句自己的话，大约在不久也将结集出版。人民大学出版社约他修订重印周作人的《知堂书话》，虽然当初他校订得非常仔细，但要重印，他又再重新编校一遍。出版社并不会为他重编而增加稿费，但他力求做得更好，更如自己的意，而且他自己也在重新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不少快意的享受。钟叔河对周作人推崇不已，他认为周作人的思想极其深刻，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很透彻的理解和批判，而且他经历了几个朝代，越到晚年，他看问题越是清楚，文章也越写越好。钟叔河手头正在做的还有一项巨大的工程《周作人散文全集》，有八百万字，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天的钟叔河，对自己的人生已相当超然。但他对经历过的一些荒诞的故事细节，却依然记忆犹新。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只是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一个缩影。二十二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有如眼睛一眨，但对于个人，或者说对于一代人来说，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生活在一个受伤害、被侮辱的毫不严肃的时代，思想和行为完全没有平衡可言，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局外，而且也不存在任何的逃避。有多少才华横溢的人被那种荒谬的政治戏弄、摧残、击倒，在个人的经历背后，藏匿着人类的悲喜剧。
对于生活，钟叔河算得上一个胜利者。从书籍成为商品起，从事书业的人成千累万，而能够于文化思想史上留下痕迹的并不很多。钟叔河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划上了厚重的一笔，虽然为了这一笔，他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二〇〇四年六月《传记文学》）
钟叔河函究蓑衣饼
赵相如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接到来自长沙钟叔河先生的电话，说是最近重看《儒林外史》，其中有马二先生去游杭州城隍山（吴山）时，吃了蓑衣饼，他反复查了几本书，都查不到蓑衣饼是什么样的食品，他就想起了我这个朋友，问我是不是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能否帮助查问一下。我立即翻开《儒林外史》，在第十四回里查到“马二先生……看见有卖的蓑衣饼，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这句话，我从这句话的前后连起来判断，这蓑衣饼不是主食，可能是茶馆备下的小食品之类，但这蓑衣饼究为何物，我又专门翻查《儒林外史鉴赏辞典》，内里有该书一千多条词语的注释，却偏偏没有“蓑衣饼”。情急之下，我向一位饮食服务行业的领导求教，他先是一愣，然后热情地说可以帮助问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