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危机
翻开世界地图，我们会看见在亚洲大陆的最西端，有一处关键部位和非洲相连，那就是以色列与埃及的交界地带。试想一下，如果从地中海出发的船只想要进入红海沿岸的苏丹港，需要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经过印度洋，才能进入红海海域。从欧洲出发的船只想要进入印度洋，也需要经由非洲，才能离开大西洋的海域。人们不禁想象，如果在亚非大陆的交界地带开辟一条水上航道，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海不就变得容易多了吗？
十九世纪中叶，占领埃及的法国人勘测了地峡，用了十年的时间开出了一条航道，这便是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北边从地中海沿岸的赛得港开始，南到红海的陶菲克港，全长172.5公里，最多可以通行6.5万吨重的巨轮。苏伊士运河连接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往来的船只无需再经过漫长的航行，可以大大缩短海运路线，节省了航程和费用。从欧洲到印度洋的航程最多缩短了八千公里，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也缩短了近一万公里。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人们必须通过海运、陆运交替的方法，才能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实现货物运输。
从苏伊士运河开通的那天起，它就成了世界上使用最频繁的航线之一，每年承担全世界14%的海运贸易，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国际海运航道。因此，苏伊士运河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清楚，一旦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因此，欧洲的资本主义帝国妄图独占这条航道，中东和北非的国家也对它存有觊觎之心。
二战之前，埃及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苏伊士运河归英国和法国共同管理。1947年，英国军队从苏伊士运河撤兵，1952年，埃及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君主政权，成立埃及共和国，统治埃及长达148年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灭亡。之后，经过短暂的权力争夺之后，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成为埃及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纳赛尔的上台，与中情局的支持有着莫大的关系。早在1952年，中情局就开始关注埃及国内的动向了。中情局深知，埃及革命的阻力一方面来自国内的旧政权，另一方面则来自英国。当时的埃及当权者是受到英国人保护的法鲁克一世，要想单打独斗地和国内的政权、甚至是强大的英国对抗，纳赛尔成功的几率非常小。可是，如果美国为他提供物资和军事的援助，纳赛尔军队胜利的机会就大得多了。
当然，中情局并不是国际慈善机构，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中情局的局长杜勒斯设想，此时，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获得了埃及人民的支持，完全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如果中情局全力支持纳赛尔的行动，政变成功后，苏伊士运河势必落入美国人的掌控当中。
在中情局的支持下，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成功了，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新的总统。这时，中情局的特工小罗斯福找到纳赛尔，希望他能够用实际行动回报美国的帮助。纳赛尔对中情局的支持表示感谢，可是，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驻兵8万人，已经成为新政府最大的困扰，他希望中情局能够帮忙解决。小罗斯福深知，纳赛尔开始得寸进尺了，可是，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中情局之前的所有努力就要付诸东流，无奈之下，小罗斯福将纳赛尔的要求一字不差地转告给中情局的高层。
中情局当然不希望一次又一次地满足纳赛尔的要求，因为他们发现，无论他们给纳赛尔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都无法满足他的无耻和贪心。可是，中情局也不希望之前的努力白费，从长远考虑，中情局选择在纳赛尔身上继续投入。随后，在中情局的斡旋下，埃及、伊拉克和土耳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英国最后选择撤出运河地区，只保留了军事机场的使用权。
中情局再一次满足了纳赛尔的要求，满心期待纳赛尔能对其感恩戴德，没想到，纳赛尔又开始盘算新的计划了。就任总统之后的纳赛尔要求向美国购买武器，而且是在无法用现金交易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当然会一口回绝。纳赛尔将这一消息告知中情局，威胁道：“如果美国拒绝给我们援助，那我们只好向你们的敌人寻求帮助了。”
没过多久，埃及购买了来自苏联的武器。这令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非常不满意，他隐约地感觉到，纳赛尔即将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已然将中情局之前给他提供的帮助忘得一干二净了。更重要的是，埃及开始和苏联修好，甚至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美国看来，这比任何忘恩负义的行为都要危险。于是，美国停止援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
阿斯旺水坝原本是由英国参与设计并建设的，由于英国经济的窘境，资金支持全部来自美国。对纳赛尔来说，阿斯旺水坝就像是新时代的金字塔，是现代埃及的象征。在这个层面上，美国期待纳赛尔能够知难而退，没想到，他却选择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
1956年7月，纳赛尔对亚历山大广场上的25万群众发表演说，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利用运河的收入来修建阿斯旺水坝。抱着最后的希望，中情局对纳赛尔提出了他们的终极目标：帮助埃及共同管理苏伊士运河。可惜，纳赛尔选择了拒绝。
一直以来，苏伊士运河的经营权并不归属某一个国家，而是掌控在运河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多是英法两国控股的企业，每年的收入超过一亿英镑，而埃及在运河公司中只占有很小的股份。纳赛尔一直将这件事看作是民族的耻辱，于是，当外国领航员集体辞职时，纳赛尔找到本国职员接替了外国人的职位，并且接管了运河的业务。
埃及接管苏伊士运河，损失最大的便是英国和法国。英法两国的石油进口都依赖苏伊士运河，来自马来西亚的锡和橡胶也要通过此处才能抵达英国。如果运河变成埃及的国有财产，英法两国的船只在此通航时就需要支付高额的通航费，如果绕行非洲抵达欧洲，额外的成本极为高昂，而且航运时间也大大延长。于是，当纳赛尔宣布国有化苏伊士运河时，英国首相艾登就表示，英国势必要保卫自己的利益。同时，法国的报纸也鼓吹，要对埃及推行强硬政策。
可是，战后的英法两国都是满目疮痍，经济凋敝，根本没有能力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英法两国期待，如果美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军事上的支持，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于是，艾登建议举行英、法、美三国的高层会谈，商讨对埃及的处置方法。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艾森豪威尔本想联合纳赛尔，从而取代英法在运河区的地位，而且，正值大选期间的艾森豪威尔正想走“和平总统”的路线，从而获得连任的机会，他可不想被拖进战争，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涯。于是，美国对外发表声明，在经济制裁和缴付运河费用方面，美国不会和英法合作。
不过，这并不代表美国支持纳赛尔的做法。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中情局能帮助纳赛尔上台，自然也知道如何将这位刚上任的总统赶下台。只不过，在中情局秘密筹划如何对付纳赛尔时，英国、法国已经首先采取了行动。实际上，早在纳赛尔实施一系列新政时，就已经惹恼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国。纳赛尔政府公开反对英国在中东建立的军事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形成了埃及和英国的对立局面。后来，因为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埃及和对岸的以色列也起了冲突，1956年，埃及和以色列的矛盾愈演愈烈，双方甚至开始袭击对方的领土。于是，纳赛尔下令关闭了亚喀巴湾，阻止以色列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
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几个月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巴黎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已经被销毁，不过，从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会议上，英、法、以三国制订了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计划。
1956年10月，愤怒的以色列在英、法两国的煽动下袭击了埃及，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以色列就占领了西奈半岛。以色列进攻埃及的第二天，英、法两国以“不要影响运河区航运”为由，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马上离开运河区。纳赛尔当然不会将西方国家的威胁放在眼里，他迅速向西奈半岛运输军队，准备和以色列军队正面较量一下。谁知，这一切不过是英法以三国事先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给他们出兵埃及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当埃及军队向西奈半岛开进时，英、法两国便开始对埃及进行空中轰炸。
对于英法两国的行动，中情局已经获得了准确的情报。早在以色列对埃及发起进攻之前，身在埃及的小罗斯福不断向中情局总部报告说，以色列已经开始动员军事力量，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局长杜勒斯也估计到，以色列进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埃及。可惜的是，杜勒斯并没有将他的猜想报告给总统艾森豪威尔。
但是，杜勒斯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杜勒斯看到了英法入侵的前兆，却因为相信“作为盟友，他们一定会在行动之前通知我们”而放弃了继续侦察。早在1956年9月中旬，中情局就发现英法部队开始向塞浦路斯聚集，轰炸机和运输机编队也扩大了规模。此外，情报人员发现，法国和以色列的电台联系变得异常频繁。对局面的错误判断导致美国对英、法的入侵大为吃惊，华盛顿一时间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英法出兵埃及之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依然试图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危机，如召开国际会议、成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等。此时，英国已经做好了战前准备，随时可以发动军事入侵。
当英、法、以三国的入侵行动在国际上公开时，立刻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美国也因为英法试图复苏殖民主义而感到不满。于是，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英法两国停战。在政治上，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议案，要求英法立刻撤军；在经济上，美国则开始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汇率降低，同时停止对英国的经济援助等。此时，苏联也警告英法两国，必要时苏联会动用核武器。
1956年11月，在国际压力下，英法两国接受停火决议，之后，以色列军队也撤出了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由艾登组建的政府迅速垮台，英法两国的帝国主义势头也被美国灭掉了。从此之后，美苏两国成为中东地区，甚至全世界的主宰力量。对于埃及来说，纳赛尔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在政治上却获得了胜利——埃及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根据地，也成为抗衡以色列的主要力量。
盗取苏共的报告
现今，到俄罗斯游览的人们能够在莫斯科红场看到列宁、斯大林的墓地，却看不到苏联另一位重要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墓地。实际上，赫鲁晓夫之墓被安置在远离红场的新圣女公墓，而且，他的墓地偏居公墓一隅，非常僻静，一点都不像国家领导人的墓地。
地点选择颇显诡异，连墓地的构成都有着特殊的含义。赫鲁晓夫的墓是由黑白两色的大理石交错搭建而成，墓上方摆放着赫鲁晓夫的头像，小小的一个雕像，由青铜铸成。之所以选择黑白两色的大理石，是为了象征赫鲁晓夫功过各半的人生，而且，墓上只有他的名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没有墓志铭，也没有生平简介。
“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中国人曾经大肆批斗赫鲁晓夫。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曾经极尽吹捧，甚至说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为此，斯大林非常信任他，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可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却公开反对斯大林，清算他当权时的恶行，甚至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时过境迁，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建立了新的政治模式，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历史意义被重新解读；中国的“文革”结束，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也成为过去式。在今天的俄罗斯，当人们谈起赫鲁晓夫时，显然是赞誉多过贬斥，毕竟，赫鲁晓夫的确改变了一些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为俄罗斯民众创造了福利。
在斯大林时期，为了配合斯大林深夜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中央领导和加盟国的领导都必须调整到和他一样的作息时间，以至于公务部门上午都没有人上班。直到1953年9月，赫鲁晓夫才结束了这种工作制度，改为朝九晚六的正常作息时间。
赫鲁晓夫开放了克里姆林宫，使得普通民众也有机会一览它的神秘模样；他还取消了国家干部的特殊津贴，改变了干部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东西，老百姓却需要排长队买一袋土豆的日子。在政治上，赫鲁晓夫废除了干部终身制，提出了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每届必须更新，主席团成员最多连任三届等政策。当然，关于赫鲁晓夫的讨论焦点还是来自他的“秘密报告”。
所谓“秘密报告”，指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按照惯例，苏共二十大召开十天之后，正式宣告结束，可是，就在许多代表收拾行囊，准备打道回府时，突然接到了“召开重要会议”的通知，而且，参与者必须凭特殊通行证才能出席会议。
代表们大惑不解，不知道赫鲁晓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带着心中的疑问，所有人如期前往会场。当天的会议规定，外国共产党代表不得参加，与会者不得进行记录。所有的迹象表示，这将是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