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氛围中，梳理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地位必须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这样的欧洲近代哲学史的线索出发，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必须把马克思置放进与海德格尔这样的现代哲学对话的框架中，这似乎已经成了某种学术习惯。然而，本书认为，马克思超越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的关键在于，他从现实社会生活的内部重新给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成机制。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是支撑他思考像人、自由等抽象话题时的哲学思想，而是支撑他思考以现实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问题时的哲学思想。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要想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必须全面打通从斯密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发展线索。本书正是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对与理解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有关的三个主要的经济哲学方法论流派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各自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期通过对比，来凸显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书对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进行了历史性的诠释，对其中涉及的一些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涵有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客观地说，在当代西方学界所盛行的反本质主义的学术氛围中，马克思以探索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为核心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确受到了不小的学术挑战。西方学界的不少学者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论与近代形而上学本质论不加区分的前提下，盲目地把马克思的观点也列入到需要被放逐的本质主义阵营中。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确提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譬如欧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莫菲指出，马克思等人的本质主义观点只是对应于一个技术发展处于低水平状态、物质生活的再生产基本上是通过重复的实践来进行的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由于组织社会生活的话语秩序的稳定性而产生如下的幻觉：“对象之所是”属于物本身，并且是由一套稳定的本质性形式而组织起来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象之所是”的纯粹历史性与偶然性特征便十分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只是到了当代世界——在这个时代，技术的变革、资本主义快节奏的变化不断改变着建构对象之实在的话语秩序——所是的纯粹历史性才变得清晰可见。在此意义上，整个当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实在化的一种尝试，就是对本质主义的一系列脱离”。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不仅质疑了从不连续的、偶然的历史图景中提炼出连续的、本质的历史规律的可能性，而且还指出，上述这种学术努力其实暗含着对历史过程进行操纵的野心，“科学挖掘出来的实体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由于这些实体之间以一种规律性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利用这些规律就可以操纵或者预测它们”。在费氏看来，就像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等人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具有上述理论野心的人。
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莫菲：《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参见周凡主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保罗·费耶阿本德：《征服丰富性——抽象与存在丰富性之间的斗争故事》，戴建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在这种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外学界的不少学者开始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重新的解读。在对“历史”的理解方面，他们用“情境”来代替“历史规律”，努力把马克思的历史观解读成游离于历史规律之外的对历史事实的经验性描述；在对“社会”的理解方面，他们用“链接”（articulation）来代替“本质决定”，进而把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解读成经验性的结构组合关系。于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真的被打扮成了能够对应于后现代状况的一种解释性理论。但问题是，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岂不成了一种对“对象之所是”的别无选择的肯定的理论了吗？它所固有的那种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人文意蕴到哪儿去了呢？也许有的学者会说，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中，生活已经被分割成了不连续的片断，因此，历史已经不再是通往更加美好的生活的一段旅程，即不再具有解放的功能，人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生活的当下瞬间所可能具有的解脱的功能。但问题是，对当下现实的这种判断难道是准确的吗？就当代资本主义这一审视对象而言，资本的确把人们的社会生活切割成了许多不连续的片断，但必须注意的是，这只是浮现在社会生活表面的现象，而在这一社会生活过程的内部，则发生了资本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资本不断获得胜利的时候，譬如在福特制资本主义时期；但也有资本关系陷入矛盾之中的时候，譬如1973年福特制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时候以及当下正在蔓延着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因此，只有那些把眼光仅仅盯住对后现代状况进行经验性解释的人，才会把社会分析理论奠基在生活已经被切割成不连续的片断这一观点之上，而那些致力于从深层的历史本质规律的角度来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的人，自然会把自己的学术眼光放在处于社会现象背后的资本关系的矛盾运动上面。在我看来，当今的很多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它们往往是以资本发展的繁荣期为现实背景的，对于它们来说，资本权力具有无限的殖民能力是一个无须加以证明的观点。它们正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来展开对历史过程的偶然性、随机性的证明的。因此，很显然，它们只能解释资本关系的高歌猛进，而无法解释资本关系的危机与矛盾。难道这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资本关系的客观解读吗？显然不是。
也许有的学者还会说，在“对象之所是”中本身就蕴含着我们可能追求到的人文价值，也就是说，人类所希望得到的价值目标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之中。这种观点因放逐了本质分析的线索而貌似合理，但问题是，如果把这种观点套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上，那么，马克思花了一辈子的理论努力而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目标，岂不具有了相对主义的特性？难道他所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吗？从学术层面的角度来说，上述这种观点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即社会分析理论不仅要讨论自由，而且还要讨论自由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实现自由的具体路径。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观点中三个步骤不能颠倒，也不能省略，即不能在第一个步骤中就直接讨论实现自由的具体路径，否则，就会走向历史发展中的相对主义；同样，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二个步骤上而省略第三个步骤的重要性，否则就会走向抽象的普适主义。在我看来，只有这三个步骤获得了全面的凸显，我们才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真实内涵。再进一步，我们应该看到，对马克思来说，关于自由的基本标准之所以存在，那是因为作为“非自由”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在现象层面呈现出多重的景观，但其内在本质却是既定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当这种以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和观念形式的辩证统一为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的客观运动而走向消亡后，新产生的社会形态必然会呈现出以人的自由为核心的本质内涵，正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承认并尊重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才可能在历史观上越出相对主义的泥潭而走向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基本标准的认同。当然，这决非意味着抽象的普适主义，也不意味着“自由”具有不变的内涵。当我们把解读的视角伸向实现自由的具体路径的理论层面时，我们就不难发现，由于“非自由”的社会状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因此，走向自由的路径显然也是不尽相同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走向自由的不同实践对“自由”的内涵还起到了一种构成性的作用，即它们都在承认自由的基本标准的前提下丰富着“自由”的内涵。根据这种理解，上述那种认为人类的价值目标只存在于具体事件或具体事物之中的观点，显然只达到了上述三个理论步骤中的第一步骤，因而在学术层面上是很薄弱的。
本书之所以要在经济哲学方法论的谱系中深化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强调经济批判的线索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这一线索，我们才能在对当代资本逻辑的解读中突破某些西方学者所建构起来的资本具有无限殖民性的假象，看到在其本质的层面，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层面依然存在着客观的内在矛盾。一旦把握了这一理论质点，我们对资本逻辑的解读就会具有一个全新的视野；同样，有了这一线索，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论与西方近代形而上学本质论之间的根本区别，从而清晰地看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并非是社会生活之本质的直接呈现，简单地认同日常生活所呈现出来的价值旨趣，并不能带来人的真正解放。我们只有透过日常生活所呈现出来的经验现象，发现其背后的经济矛盾运动的本质线索，并进而去解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基于社会进步的人的解放。当然，尽管我希望本书能在上述理论辨识方面做出一点贡献，但具体做得如何，还要等待读到此书的专家、学者来加以评判。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